民国18年(1929年)5月，红四军解放永定。从此直到民国23年红军长征，他先后担任永定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红四军第四纵队党代表、中共闽西特委军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执行委员兼土地粮食部副部长。其间，他跟随毛泽东、朱德率第四纵队转战闽西、赣南、赣粤边区，屡建战功；还参加了著名的古田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更难能可贵的是多次不畏打击，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点，抵制“左”倾错误，支持和实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与方针，为巩固苏区、建设苏区、发展苏区作出了卓越贡献。民国19年被李立三“左”倾冒险行动计划的执行者指责为“新右倾”，他毫不介意，在红二十一军出击东江受挫，革命遭遇严重困难之时，仍然根据实际，深入群众进行反“围剿”动员，并亲率红军独立团协同地方武装机智地击退了敌军，保卫了杭永岩边苏区，随后还使该区的经济、军工等项建设都不断取得进展。民国20年(1931年)在王明“左”倾路线导引下，闽西发生了“肃社党”事件，严重削弱了革命力量，他趁出席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之机，和郭滴人一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然后立即赶回闽西，按毛泽东指示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了这场灾难的发展，挽救了濒危的闽西苏区。在他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抵制王明“左”倾错误，实行毛泽东正确主张，领导军民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却在“反罗明路线斗争”中被诬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撤职处分，调任中央粮食部副部长。但他坚信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反罗明路线”是错误的。他的这一正确观点，后来在中共“七大”终于得到了肯定。

 

    民国23年(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他奉命留在闽西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任闽西军政委员会、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与邓子恢、谭震林等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根据对敌斗争的实际情况，在军事上，进行灵活游击战争，对付敌人的进攻；在政治上，对敌对阵营力量采取既斗争又争取分化的政策，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通过各种方法分化瓦解和打击敌人，粉碎了国民党8个正规军10多万人，加上地方民团等反动武装的多次“清剿”，既坚持以岩、永、杭为中心的原老苏区的游击区，又发展了南靖、平和、漳平、华安等县许多新游击区，同时，还开展抗租抗税和保田斗争，保护土地革命的果实，保护了人民的利益。这不仅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而且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敌人，支援主力红军进行长征。他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的贡献，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评价。

 

    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解决到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成了闽西南的国共合作。民国26年(1937年)10月，他担任中共闽粤赣省委书记，次年1月，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他任支队司令员兼中共东南局委员，3月初率部开赴苏皖抗日前线。此后在宁沪、宁芜铁路沿线频频打击日本侵略军，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皖南事变发生，他被任为整编后的新四军第七师师长。延安整风期间，任中央党校二部主任，抵制了“抢救运动”的错误，使二部整风始终遵循中央正确方针，收到良好效果，获得毛泽东的赞扬。同时他在陕西延安中央党校召开的闽西党史座谈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总结性发言，为中共“七大”前中央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了宝贵资料。民国34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他出席了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上发言介绍二部整风、连带谈及福建党史，指出教条主义者“反罗明路线”的错误，毛泽东当即再次赞扬了二部的整风，并称他为模范共产党员。

 

    解放战争期间，鼎丞担任华中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常委兼组织部长，除参与组织战役外，主要负责后方工作以及组训南下接管新区的干部。1949年7月，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解放福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在职三年余，出色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等各项建国初期的任务。1953～1954年，相继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四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法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代部长和第一副部长。1954年9月起，连续被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为巩固人民检察制度作了重大贡献。1956年起，他还连续被选为中共八至十一届的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受诬陷迫害，但仍坚持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1975年后，被选为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8月，拥护中央废除领导终身制的决定，主动辞去副委员长职务。1981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曾留下遗言，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1982年元旦，他的骨灰撒在闽西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