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定均，1914年8月30日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古碑区岱家岭村(原属六安县古碑区公畈村)一个佃农家庭，8岁起就帮人家放牛，13岁参加乡农民协会，192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毕业，大专学历。
皮定均加入共青团后，任过乡童子团分队长，区童子团中队长，湖北省英山县童子团团长。在红军攻打英山县城，全歼国民党韩杰旅后，皮定均负责带领200多名童子团团员打扫战场，经过3天时间的搜索，共搜集各种枪支240多支，子弹1万多发，县苏维埃奖给了县童子团“少年先锋”红旗一面。
1929年12月，皮定均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历任红四方面军十二师七十三团战士，红四方面军十二师三十五团一营三连战士、班长、排长。1932年秋，由于张国焘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导致了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西征，进入川陕边区开辟新的根据地。在西征中，皮定均作战勇敢，善于学习，由排长升任连政治指导员。
1933年10月至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20万大军对川陕根据地的“六路围攻”，俘敌2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保卫了根据地。皮定均领导的三连，连战皆捷，并缴获了敌两个连的装备，受到团、师的嘉奖，他被提升为二营政治教导员。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翌年6月中旬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北上抗日的决定。过草地后，张国焘认为自己山头大、人多、装备好，便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妄图分裂党中央。时任直属军委领导的红军大学教导师第二团团长的皮定均，在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启发教育下，认清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阴谋，断然与其划清界限，积极向教导师二团学员(大部分是四方面军的师团营连干部)宣传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使他们很快地觉悟起来，识破了张国焘的面目，坚定地站在党中央一边，同时也带动了整个教导师的学员逐步觉悟起来，有力地遏止了张国焘掀起的一股反中央的逆流。
全国抗战爆发后，皮定均于1937年12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第一营营长。1939年1月，任一二九师特务团团长，肩负着保卫一二九师师部的任务。1939年7月，日军集中5万多兵力，对太行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打通邯郸——长治大道，把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割裂成两块，妄图把八路军挤出太行。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保卫根据地，皮定均奉刘伯承、邓小平的命令，率一二九师特务团到邯长大道沿线的武安、涉县、黎城、潞城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民众抗日武装，对日军展开破击战、地雷战、麻雀战，打得日伪军昼夜不得安宁。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终于迫使日伪军龟缩到武安、潞城等几座县城里不敢露头，粉碎了日军妄图割裂我太行抗日根据地的阴谋。
1940年夏，皮定均任第一二九师兼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奉命开辟创建以涉县、林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后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
1943年7月，皮定均任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奉命开辟豫北抗日根据地。豫北辉县西边的薄壁镇商业繁茂，甚为富裕。镇上驻有两个营伪军，是辉县日军的耳目，经常骚扰周围百姓。皮定均于1944年1月11日率两个团向薄壁镇扑去。两个营伪军被歼近半，残部向辉县县城逃去。我军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白面等物资，足足装了40大车。随后，皮定均又率一个团的兵力，拔掉了日伪军位于新乡、汲县、辉县相接的咽喉要地的大王庄据点，使日军失去了连接3县的纽带，大大便利了我七分区的抗日武装活动。
1944年9月，皮定均任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司令员，率两个团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开辟创建了以嵩山和箕山为中心的豫西抗日根据地，从战略上沟通了华北老根据地与中原根据地的联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皮定均奉命率部撤出豫西，到中原军区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合。1945年10月，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改编为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皮定均任旅长。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10个整编师、25个旅共30万人，将中原军区部队6万余人压缩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纵横不足3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企图一举消灭中原革命武装。在此关键时刻，中央军委于6月下旬命令中原军区立即突围，实行战略转移。中原军区决定主力分两路向西突围，命令一旅伪装主力向东佯动，以迷惑、牵制敌人，待掩护主力越过平汉线后，自行选择方向突围。皮定均率一旅部队采用疑兵之计，调动国民党军朝错误方向进攻，经过连续3天的顽强阻击，使中原军区主力比较顺利地越过平汉铁路向西突围。皮定均则以一旅之众和数十倍于己之敌周旋24天，横越鄂豫皖3省，行程750余公里，进行大小战斗20余次，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全旅以3个团5千人的完整建制于7月12日胜利地到达苏皖解放区，与华中军区部队会师，创造了震撼中外的中原突围成功战例。《新华日报》专题发表社论祝贺。美国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在采访后向国外发表消息，揭露蒋介石挑动内战的阴谋。“皮旅”威名传遍全国。
1946年7月，皮定均所率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十三旅，后又改为华中野战军独立旅，他仍任旅长。1947年1月，皮定均升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某军副军长，同年9月任某军军长。他先后参加了涟水、盐城、莱芜、孟良崮、豫东战役和淮海、渡江战役。
1947年2月，华野领导决心在莱芜地区歼灭李仙洲集团。我第六纵队奉命向北疾进，时任六纵副司令员的皮定均率十六师先行，到达鲁中地区的吐丝口镇南部山区隐蔽。2月20日，莱芜战役正式打响，我军发起全线攻击。李仙洲兵团企图向吐丝口方向突围，皮定均率部节节抗击突围之敌，逼使他们进入我袋形阵地，遭我军前堵后击，两翼包抄，自相践踏，混乱不堪。这时，皮定均亲率十六师和兄弟部队一道，猛打猛冲，分割穿插，经10小时的激战，歼敌第四十六军、第七十三军和第十二军的一个师，共56000余人，李仙洲被我生俘。
在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中，皮定均亲率六纵十七师攻敌不备，夺取了国民党“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的辎重和弹药重地坦埠镇垛庄，斩断其后卫和供给保障，为全歼该师起了关键作用，并于我军发起总攻时，击毙其师长张灵甫。
1948年6月17日，华东野战军发起豫东战役，皮定均同六纵司令员王必成奉命率六纵队与一纵队并肩阻歼西援之敌邱清泉兵团，经过5天的艰苦运动防御，击退了邱清泉新五军的疯狂攻击，有力地保障了开封攻城战斗的顺利进行。接着六纵又奉命与兄弟部队围歼向开封攻击前进的敌区寿年兵团，经过6天激战，区寿年部被我打得溃不成军，只得和其下属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乘坦克夺路逃跑。皮定均立即命十八师五十二团组织火力，猛打猛冲，死死咬住敌人，并以集束手榴弹进行爆炸，迫使敌坦克停车，区寿年和沈澄年被我生俘，区寿年兵团全军覆没。这一仗，仅六纵就歼敌12000余人。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揭开序幕，六纵队配合四纵、八纵、九纵、十三纵和特种兵纵队首战碾庄，围歼黄百韬兵团。皮定均率六纵于12日夜进抵碾庄西南一线，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12日夜攻克王家集，13日夜全歼王庄守敌，14日夜全歼彭庄守敌5000余人。接着在碾庄西3里的前、后黄滩与敌开展激战，于17日拂晓全歼守敌，活捉敌四十军军长王泽浚、一○○军副军长杨诗云以下5000余人，敌一五○师师长赵壁光率残部2000余人投诚。经6昼夜连续战斗，碾庄外围之敌全被我歼灭，六纵总共歼敌21000余人。到19日晚，包围碾庄的其他各纵队发起总攻，20日晨将碾庄全部攻占，黄百韬被我军击伤后自毙，由其指挥的敌军第七兵团全军覆没。
1949年4月21日，皮定均率七○师突破长江天险，解放铜陵，22日进占大通与二野部队胜利会师。26日，二十四军进驻宣城。5月3日，二十四军奉命进驻南京市，担任城防、卫戍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皮定均于1950年11月任陆军二十四军军长兼政治委员。1951年4月至7月，在华东军区高级干部轮训班学习。1952年9月，皮定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率部开赴朝鲜战场，接替十五军防守的上甘岭地区，在朝鲜战场中部与美三师、伪九师等敌正面对峙。为贯彻“坚守防御，积极歼敌”的方针，皮定均在前沿分队中开展狙击手冷枪歼敌运动，及时总结了二一四团八连战士张桃芳32天用274发子弹打死71个敌人的经验，在志愿军全军推广后，5个月毙敌12000人，张桃芳也创造了歼敌214人的纪录，被誉为上甘岭上的中国神枪手，立了特等功。在夏季反击战役中，二十四军攻占了美三师的3个阵地和伪九师的5个阵地，并巩固占领了537.7高地和597.7南高地，为划定最后的军事分界线，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1953年9月，皮定均任福建军区副司令员。1956年8月，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开始了他镇守东南海疆17年的历程。(此间，1958年1月至1960年夏在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
1962年夏，蒋介石阴谋大规模登陆窜犯福建沿海地区，妄想实现其“反攻复国”的野心。福建前线军民根据中央指示，奋起进行了紧急备战，皮定均身为福建前线主管作战的指挥员，几度往返北京、福州之间，统筹福建前线的抗登陆作战部署，深入海防第一线，检查各军兵种的各项备战措施的落实。他亲自到北京军区、南京军区入闽参战的部队，商谈抗登陆战役中的反击作战问题；亲自到一线守备部队，研究独立坚守支撑点的环形防卫阵地建设问题，使福建千里海防线形成了一座铜墙铁壁，粉碎了敌人妄图登陆窜犯的阴谋。
1963年到1965年，台湾蒋军不断用小股的武装匪特多方向多批次地对我闽粤沿海一线进行袭扰破坏活动。福建沿海一线军民常年在千里海岸线上设伏，严阵以待。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皮定均精心制定了一套“以小制小，以快制快”的对策，仿造缴获敌人的“海狼艇”，组织起自己的侦察小分队，将反小股袭扰斗争推向海上，争取了主动。敌人喧嚣一时的“敌后登陆行动”终于销声匿迹。
1965年11月13日，皮定均又创造战机，果断地将三都澳海军的鱼雷快艇、高速炮艇编队，大白天从马祖蒋军正面海域迅速通过，南下平潭岛待机，同时将海战方案迅速报告总参，周总理及时批准了此次作战行动。我海军艇队利用夜暗，迂回敌后，在崇武以东海域，用高速炮艇、鱼雷快艇的近战、夜战，击沉蒋军“永昌”号、击伤“永泰”号两艘大舰，取得了“以小制大”的胜利。
1969年4月，皮定均当选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同时当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969年11月，皮定均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71年2月，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1969年3月珍宝岛战斗后，中苏关系骤然紧张，“三北”成了前线，皮定均临危受命，统率陕甘宁青四省区五千万军民，担负起保卫西北的重任。他深入第一线，研究了西北的兵要地志和地形特点，请专家讲了西北五大沙漠的成长发展史，勘察了成吉思汗南下中原和西汉霍去病西击匈奴的进军路线，分析了敌我军力的对比，适时呈报总部后，调整了西北战略防御的主要方向，果断地停止了××的“堆山”工程。他亲自带队穿越了雅克雷克沙漠和戈壁滩后，又精心组织装甲部队进行穿越甘肃北部巴丹吉林沙漠的实兵演练，由北向南直出河西走廊。然后又组织两个特殊配备的连队，历时19天，在东部实施了对沙漠禁区——腾格里死海的穿越试验。最后他亲自组织了兰州军区各军兵种部队——步兵、装甲兵、炮兵、歼击机、轰炸机等9个师10万人的实兵大演习，实施了有战略反空降、反空袭、战役机动、强渡黄河、合围歼敌等演习课题的空前规模的实兵演练，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皮定均又回到福州军区任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76年7月7日，皮定均赴福建东山岛协调三军演习时，因飞机失事，在福建省漳浦县灶山殉职。1977年7月7日，皮定均将军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第一室。1990年10月，在家属要求下皮定均将军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迁出，安葬在福建省漳浦县灶山殉难处，长眠于灶山之巅。
皮定均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军委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
皮定均司令员殉职于1976年7月7日，离开我们30年了。这30年中祖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皮司令没能看到了。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对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厦门成为经济特区，福州成为沿海开放城市，福建的对外开放日新月异，皮司令也看不到了。这是多么令人惋惜的啊!可是他心中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如今的福建，建设“海西”，春潮涌动，阳光明媚，欣欣向荣。回忆往事，心潮澎湃，难以平静，皮司令真是走得太早了。
皮司令是我党我军的英勇虎将。1953年，他从抗美援朝的一位军长到十兵团兼福建军区副司令员，后又担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在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时，他又回到福州军区任司令员。皮司令一生戎马倥偬，多谋善断，智勇兼优。从长征时的雪山草地，坚守太行山时神出鬼没，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中原突围时的英勇鏖战，至解放战争的孟良崮激战敌王牌七十四师，渡江战役及抗美援朝时的上甘岭战役，再到福建后亲自指挥在崇武以东海域击沉美蒋护卫舰“永昌号”，击伤美蒋大型猎潜舰“永泰号”，到兰州军区的边防建设，一生战功赫赫，永垂青史!
临危受命 稳定福建
1974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皮司令从兰州军区调到福州军区当司令员。当时作为福建省委办公厅秘书部门负责人的我，从此与皮司令有了更多的接触。这比我二、三十年前对皮司令的印象和了解更加深刻了。
这一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人民最敬爱的周总理。当时的福建，天空也布满了阴霾。“四人帮”在福建的爪牙气焰嚣张，福建的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同他们展开了不屈的斗争。皮司令正是在这样的严重时刻，受命于危难之中，来到了福建。他为福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建设呕心沥血，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又一次受到福建全省人民的称颂。
记得皮司令上任不久，当时的中央针对福建发出了1974年中央9号文件(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撤销了这个错误文件)。这是一份文化大革命中火药味十分浓厚的文件，文中严历批评福建省委捂盖子，胆敢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时间，造反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矛头指向省里许多地方和部队的主要领导干部，省委所在地鼓楼屏山大院，人进人出，正常的工作秩序已不复存在，广大干部群众心中十分茫然。省里按照中央文件的要求，召开了几百人参加的“四联会”。这个会，从3月10日开始至9月28日结束，前前后后开了6个多月。在那样混乱的形势下，会内会外，秩序纷乱，诸事繁多。而皮司令坐镇，从容指挥，一批批上访的人员被劝回，一次次省委工作部署安排下去，全省的工作局面没有因乱而失控。对“四联会”整个会议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政治纷争，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处理十分稳妥。受批评或批判的干部严格限制在中央点名的领导干部身上，并且坚持不乱扣帽子，如当时有的同志质问皮司令说，某领导在讨论毛主席致江青的信时，不同意江青说的毛主席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列主义者，而说，如果毛主席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列主义者，那为什么还选林彪作为接班人呢?这话难道不是反党吗?皮司令笑着说，这只是个人理解而已。在“四联会”上，皮司令就是这样不动声色地排除各种干扰，既贯彻了中央的指示，又保护了大批军队和地方干部。皮司令等领导向中央汇报后，在“四联会”的后期，遵照毛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指示，皮司令通知会议秘书组，所有会议简报须由他签发，从而有力地限制了派性和那些“搞地震”的人的活动。在会议结束的大会上，令人惊奇的是，把几位受批评的领导同志请上主席台，全场鼓掌，以一个安定团结的场面圆满结束了会议。大家反映会议掌握得稳妥至极。事后想起来，在这个“四联会”上，面对穷凶极恶的“四人帮”爪牙，既要顶住他们的捣乱，又要疏导好受蒙蔽的群众，还要稳定福建大局，发展经济生产，当时的皮司令真是不容易。
1975年周总理病重，邓小平同志复出，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狠抓全面整顿工作，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8月中旬，接中央办公厅通知，皮司令陪同廖志高同志，还有朱绍清副司令员乘专机到北京，当时任福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我，作为一名随员也到了北京。当天下午，接通知，廖志高、皮定均同志到邓小平家谈工作。回来时，两人喜气洋洋，一脸笑容。几年来，我第一次看到皮司令有这么高兴。他们两人共同回忆了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内容。我和省委办公厅主任卢士辉同志、副主任曾庆祥同志共同起草省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材料。主要内容以三项指示为纲，汇报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安定团结，落实老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调整充实省委、省革委会领导班子，还集中反映了福建造反派中个别人反对周恩来总理的材料。接着，廖志高、皮定均、朱绍清同志向邓小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并听取了指示。回到福州后，地方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小平同志肯定福建工作的指示和中央调整、充实福建省委、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的决定，宣布隔离审查几个反对周总理的人。这时候，福建各方面的工作做得确实有声有色。
由于“四人帮”仍占据着中央领导重要职位，以及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各种问题，又错误地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年冬，形势发生逆转，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福建也不例外。
皮司令对这个急剧变化的形势十分关注。大约是1976年旧历大年初一或初二，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廖志高同志秘书曾庆祥同志打电话给我，说皮司令在廖书记家吃饭，要同我通电话，到底有什么事，我有点惊奇!皮司令在电话里问我对福建政治经济形势和1975年工作的看法。我说：福建自廖书记主持工作以来成绩很大，有目共睹，落实干部政策，干部队伍团结，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社会秩序稳定，工农业生产经济很好。皮司令接着问，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造反派起来闹事，其规模会不会有1974年开“四联会”时大，我说应该不会。皮司令又问：“你对福建的前景有没有信心?”我说：“有。”当时，福建的广大干部群众都知道，皮司令的心中装的永远是福建的工作。
旗帜鲜明 疾恶如仇
1976年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全国处于一片悲痛声中，此时，皮司令非常担心国家政局的发展，也非常关心福建、江西的政治经济形势，主动邀请福州军区政委、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到福州同福州军区政委、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同志一起3人小范围交换对当时国内主要是闽、赣两省政治、经济形势的看法。
1976年2月8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廖志高、皮定均、朱绍清等同志去北京参加会议，我同曾庆祥同志和皮司令的肖有明秘书作为工作人员随同前往。到了北京住京西宾馆。我先给省委办公厅打电话告诉我住的房间。接着我给张鼎丞同志(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秘书鲁坚打电话问北京到底出了什么大事?鲁坚说，要批判右倾翻案风，王洪文到了浙江，批评浙江解放老干部是“请隐士” “举逸民”。讲到这时电话突然断了。我再打福建省委办公厅的电话也打不通了，只有“嘟嘟嘟”的声音。我又问江西省委的同志，他们的电话也打不出去。我马上告诉曾庆祥和肖秘书，电话被切断了。到中央开会，怎么会像“文革”中我在魁岐学习班被隔离审查一样，真是不可思议。不久，皮司令到我房间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可能我们都被隔离了。我还说，前些天我在福州给鲁坚同志打电话问，总理的追悼会谁致悼词，鲁坚说是小平同志。以后报纸都登了。当时，我还对曾庆祥同志说，批判右倾翻案风会不会只可能是教育界的事。皮司令对我说，以后你不要去打听什么消息了。不久，曾庆祥同志对我说，你去问一下中央办公厅，电话不通，我们同福建省委怎么联系。我去问了，得到答复，他们研究以后再告诉。一到北京，先被打一记闷棍。
第二天，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负责同志对我说，以后你们同家里通电话到京西宾馆总机打，你们所有房间电话在会议结束前对外都不会通。我向廖书记汇报后，廖书记指示由省委副秘书长赵毅同志与我们联系，并要求赵毅同志负责把每天省里的情况汇总，在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通过我们的电话向省委和军区领导汇报。隔天，赵毅同志来电话说，某个地委领导已检讨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廖书记、皮司令、朱副司令都交待我给省委打电话，不要乱检讨，等我们回去再说，皮司令还说了一句：“这个山药蛋。”这使我想起了前几个月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皮司令专门讲了一段话，要大家沉着气，看清风向，福建去年的成绩是基本的，不要见到风就是雨，不要像箩筐里的“山药蛋”滚过来滚过去的。在北京的日子里，皮司令也经常到我的房间里走走，聊天谈心。有时下雪天，他就站在窗口，凝望看纷纷飘下的雪花，神情严肃，满腹心事，这时候的皮司令真是忧国忧民。
就在1976年2月，在北京参加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日子里，有一次，皮司令问我，那些“政治谣言”的材料，你放在哪里?我知道他指的是各地报上来的有反对周总理的材料，有传播江青对外国记者谈话的“红都女皇”、王洪文生活腐败、张春桥“小资产阶级篡权”等等材料，省委决定由我和办公厅过英群同志保管，除了廖书记和曾庆祥同志有过目外，没有人看过这些材料，省委常委决定封存。我对皮司令说，过英群同志和我商量把它寄放在防空洞专门房间贴了封条，门口还有解放军站岗，造反派不可能到防空洞里去翻。皮司令说了一声：“好。”我知道他放心了。
1976年3月13日，我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协和医院。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广大人民群众因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发生事件，当时中央宣布为反革命事件，各省市都在开几十万或百万人的群众集会，省、市和部队的领导同志要上主席台亮相、表态，在报纸刊登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名单时，我注意到只有皮定均同志没有参加。当时我就打听为什么皮司令不到会，听说他生病了，患上青光眼，但我心中有数，皮司令是心病，思想不通。在政治斗争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皮司令从来就是明辨是非，旗帜鲜明。
赤胆忠心 战友情深
皮司令一生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战友真诚情深。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血雨腥风的日子里，他都对战友、对同志关照有加，不怕担风险。
1976年2月在北京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期间，皮司令和我谈起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情况时动情地说，1967年农历除夕夜，周总理给他打电话，要他把叶飞同志送到北京。接完电话，他赶紧坐车到叶飞同志被看管的住地，对叶飞只说一句：“你快跟我走。”一把拉上叶飞同志快速奔赴机场，在机场陪叶飞同志等到天亮，直到叶飞同志坐上专机起飞后，他才放心回家。
大约2月中旬，我在写材料，皮司令进来，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廖书记明天要向政治局汇报，材料中一部分是批判小平同志的由我执笔。他问我批判什么，我说批判“三项指示为纲”，他说为什么要批判这个，我说，1975年有一份中央下达的养猪指示，里面就有提到“三项指示为纲”，中央文件还是毛主席亲自圈阅的。批判这个，就是将来说我们批判错了，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文件是经毛主席看过的。皮司令微微笑了一笑，紧接着他又问我文件有没有带来?我说曾庆祥那里有，他说马上给我找来。于是我向老曾要了那份中央文件给皮司令，过了不久，皮司令拿文件给我，又问我你怎么写批判的?我拿着《人民日报》指给皮司令说，这好办，抄报纸嘛。当时，我认为，只要廖书记能过关就好了。等到廖书记要去开会，他戴着口罩，皮司令则神态严肃，我们送到电梯口，回到房间后心神一直不定。向政治局汇报回来后，我听说皮司令在会上为廖书记讲话，大意是，福建一年多来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当皮司令到我房间来同我站在窗口聊天时，我鼓起勇气问皮司令是不是有这回事，皮司令点了点头，对我说：“有这回事，我还说廖志高同志到福建才一年多，好多情况是我对他说的，要打屁股打我皮定均。会上有的同志还笑了”。我心里是痛快，但总觉得皮司令同廖书记是一样的，有风险，驶的是顶风船。皮司令看我脸色凝重，安慰我说：“不用怕，我是放牛娃出身，他们要免掉我的职务是要经过毛主席批准才行的。”我知道，这一次省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当时皮司令不认为福建省工作有什么失误，也根本不承认犯有什么错误。
2月26日下午，杨成武同志来看皮司令，他俩在房间里关起门来谈了一个多小时，出来时，我刚好走过，只听到杨成武同志对皮司令说：“你们要想办法拖。”杨成武同志走后，皮司令即对我说：“你听到了，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说。”这件事在杨成武同志在世时的前几年里，我去看望皮司令爱人张烽时才对她说过。
1976年2月27日，皮司令同廖书记等乘专机回福州，中间在南昌机场降落，江西几十名造反派把飞机包围起来，后来打听机上没有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时才散开了。当我们飞机飞到福州降落在义序机场时，100多人造反派把飞机包围起来，他们把廖书记揪上汽车，我忙把一袋有关福建运动材料交给朱副司令的秘书姜丹峰同志，请他想办法带出去，以免被造反派抢走。这时皮司令很气愤，忙给北京打电话。廖书记被揪到省委礼堂挂上牌子批斗了一段时间，才被放走。第二天省委常委开会，廖书记说，皮司令意见应把昨天揪斗的情况向中央汇报。我按照廖书记交代，起先写了一个比较详细的稿子，后来有的同志对我说，这样可能常委都通不过，我只好写得十分简单，经省委领导同志签发上报中央，大家当时都知道这是一种妥协，先把大会开起来。谁也不会想到粉碎“四人帮”后，机场游斗省委领导罪状的真相才广为人知。
1976年5月，李敏唐同志因病经皮司令批准让他住进军区医院高干病房，我去看了老李，并对他说，你就住在这里好好休养。老李对我说，虽然是皮司令批准，但我们地方干部绝不能住在部队医院太久。我对他说，你出来住地方医院也不大方便，协和医院住了30多个地方高干，造反派攻击医院保护走资派，省立医院廖书记住在那里，院领导和医生把廖书记藏得十分隐秘，造反派找了几次找不到，你如去住省立医院，也不方便。我又说，既然是皮司令批准的，你就放心住好了。由此可见，皮司令对同志、对战友是那样的一往情深。
6月初，停了2个多月的省委扩大会议又召开了。我和我爱人走路去看望曾庆祥同志，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老曾说，造反派逼着常委要开会，廖书记病了也被逼得不得不作检讨。接着廖书记的爱人郑瑛同志走过来，张口就说：“江青要报复老廖，谁也没办法。在延安时江青要恢复32年入党，老廖是中组部干部处长，只同意38年入党，32年入党因证据不足，不能确认，她就怀恨在心。”我们回家后，我给皮司令的肖秘书打了一个电话说，这次省委扩大会议的调子高，同2月份北京打招呼会议的调子大不相同，不知道中央有什么新的精神，他说没有听说。皮司令在漳浦因公殉职后，通知我到福州军区总院向遗体告别。我向皮司令遗体三鞠躬后，久久凝视着他刚毅又安详的面容，顿感天旋地转，悲伤至极，却哭不出声了。7月13日在军区礼堂开追悼大会，当李志民同志致悼词时，我休克昏倒了，医生为我抢救，给我输氧。廖书记和郑瑛同志来看望我，张烽同志那时心情那么沉重，但她还安慰我说：“你还年轻呀!”敬爱的皮司令走了，但30年来，我们脑海里经常浮现着皮司令的音容笑貌，回响着他的亲切话语。特别是想起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高度评价“皮有功，少晋中”，“一生戎马行、丹心为人民”，“智勇兼优、光明磊落”，“多谋善断、英勇虎将”，我就更加想念皮司令。20多年前，李志民政委老首长曾要我写些悼念皮司令的文章。我先后在《福建日报》上发表过一些诗词缅怀皮司令。其中“青山难舍忠魂去，碧海多情悲泪流”这两句深切表达了我个人及广大群众对皮司令的感情。不久前，我又写了一首词，刊于《福建诗词》、《福建旅游论丛》作为我对皮司令的深刻怀念，现抄录于后：
鹧 鸪 天
(缅怀皮定均司令员)
浩气凌霄塞九州，刀光剑影不曾愁。十年劫波冈陵屹，百战功勋史册留。滋乱，集烦忧。人间何处有丹丘?云天遽夺忠魂去，海国长容热泪流。
(作者为原福建省政府副秘书长)曾在06年《战争年代》第三期上刊登
清明节快到了，我借南江叔叔这篇文章以寄托我们的哀思，永远怀念我敬爱的父亲！
皮卫华提供
皮定均将军性格素描
皮效农
皮定均将军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人。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文革中，从中央调来的省委书记廖志高感受尤深，还有他的秘书曾庆祥，儿子廖晓光。他们都曾在我面前谈到过父亲的性格，廖晓光、曾秘书在和我们兄妹接触过后都说，我们子女不像父亲性格。那么，皮定均到底是什么样的个性呢？我以为他的个性中，包含着三个重要方面：农民的质朴，军人的干练和顽童的狡诈。在他身上，农民、军人、顽童三种个性很融洽完美地集合在一起，在各种场合下，就有不同的性格表现出来。
先讲农民的质朴。这和大多数红军将领一样，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表现在对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上。如中原突围时，接受到要牺牲皮旅，掩护整个中原部队时，他并没有一丝犹豫，也并不接受上级领导叫他们更换便衣化装突围的私心念头，而是心里想着要带出整个旅，与战友们同生死，共患难。为了更好地打好这一仗，他甚至忍受内心的煎熬，叫已有七个月身孕的母亲化装转移，不拖累大部队。担心突围失败，背上“照顾老婆”的黑锅。以致于部队胜利突围到苏北，取得胜利后，他也没有一丝的骄傲和高兴，还是自责自己的“失误”，这点从他日记中可以看出。当然这里还有他从八路军调到新四军后，有一些不适应有关。皮定均的农民本质表现在许多方面，如语言方面，他常以鸡、狗、牛来打比喻。有次在作战部上班时被下面参谋逼急了，他脱口而出：“你让人家喘口气嘛，就是公鸡打鸣也要拍拍翅膀转三圈。”文革中，他批评一些串通造反派的军队干部是“大别山的瞎眼狗，专咬主人”。他是放牛娃出身，有一次在部队和战士座谈时，当得知一位新战士和他“同行”，以前也是放牛娃时，就随口问道“牛走路时，第一步迈左腿还是右腿？”那位新兵闹了个大红脸。他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中原突围中，在吴家店打开国民党粮仓，群众分完粮食，部队完成给养补充后，还有大批粮食遗留仓库中，许多人主张烧掉粮食，不给后追敌军留下。但是他为了群众不遭到敌人二次抢粮，宁肯将粮食留给敌军。这是犯了兵家大忌，也说明他那颗爱民赤子之心和对皮旅战斗力的肯定。1959年在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时，休息时间，许多将军都去跳交谊舞，同班的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因为找文工团员多，大约有十几个女孩子，被他们戏称为“邱排长”，而他却在学习间隙和学院里花匠交上朋友，常和花匠一起劳动、种花，自己也种了几分花生地，所收花生都上交食堂里。在日记中，他还反思自己，为什么高级干部参加劳动就和别人不一样了。在家里，他常备了许多劳动工具，我们小时候父亲常和我们还有警卫员、驾驶员一起劳动，最主要的是挖坑种树、种花。在他的带动下，至今我们还有养花种树的习惯。无论在福州军区的海防前哨、兰州军区的千里边防都留下他种树的身影，平潭岛上的两棵参天木麻黄至今郁郁葱葱；兰州军区司令部里那一排排青葱翠绿的白杨树、苹果树把军营从土黄色变成了翠绿色。他走到哪里就和农民、渔民、工人交朋友，学习他们的好方法。他关心同志，真诚与人交往。在厦门与敌占岛金门岛最前沿有一个叫青屿小岛，上面有部队驻军。父亲常去那里，与摆渡的船老大交上了朋友，得知船老大有腰疼病去京开会时给他带了些中成药。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这位船老大在他的船上为父亲降了半个月的国旗以示悼念。一生中他经历许多单位、部队。红军时他是四方面军徐向前元帅的部下，在川陕红军。抗战时，是129师刘伯承元帅、邓小平政委部下，解放战争中，他又是新四军陈毅元帅部下，但他从不拉山头、搞派性。60年代，他去天津开会，得知老军长在附近，24军派领导请他去看望，他坚持说军队是党的军队，自己只是其中一段时间在其呆过，坚决拒绝；70年代路过南京，60军181师“皮旅”老同志请他去看望，也遭他拒绝。69年他升任兰州军区司令后，林彪想拉拢他，林办给他打了个招呼，请他来北京后给林办通报一下，他以后来北京就给林办打电话自报一声“我来了”，走时再报一声“我走了”。时间长了干脆叫秘书挂电话。林办看他不会来事，也就对他失去兴趣了。正因为皮定均能以一个质朴农民的心态看待人和事，所以在山头林立，派性严重的战争年代还是文革中，他始终超脱，也很好地保护了自己。文革中，他在福州军区任司令员时，顶住林彪和四人帮的压力，将北京的罗瑞卿、张爱萍将军接到福州来治病。一些被打倒的将军父亲也将他们接回家吃住。我印象里就有刘培善、龙飞虎、朱耀华将军。刘爱唱茅台酒，每餐必饮。他那时在江西支左被人整，心情不好，父亲在家时总会陪他喝一杯。刘喝酒时很挑剔，总是盯着茅台酒瓶问父亲是不是真茅台，父亲也不答话，只陪他喝一杯，就不多喝了。龙飞虎将军海量，喝酒时是拿碗装着喝，一次一大碗。朱耀华将军在我家吃饭时总是忧心忡忡，在想着心事，皱眉头。刘培善将军去世后，父母亲又把左英阿姨接到家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中央落实了刘的政策，周总理接见左英阿姨表了态。左英阿姨很快就离开福建去了上海。还有曾镜冰书记夫人孙竹芸阿姨，曾被迫害死后，孙阿姨也是我们家的常客，在兰州军区时，我得了胸膜炎，和孙阿姨一起在西安空军疗养院住了一个多月，她常和我讲起战争年代那些故事，言谈中对父母亲非常崇敬。父母亲也一直关心他们一家人。
再谈一谈军人的干练。小时候记忆中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的军人。他风纪扣总是扣的严严的，衬衣始终扎进裤子里，除了劳动外，衬衣袖子从来没有卷起来，战争年代的照片上，绑腿也是扎得紧紧的，腰上挎着枪，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形象。1972年7月父亲在兰州军区当司令员时，越南抗美战争刚刚胜利结束，时任越南国防部长的伍元甲大将要求来延安作访问休假，父亲陪同他。当时我在家休假也一同去了延安。记得延安那天天气非常热，是那种干干的热，没有一丝风，阳光强烈。但父亲始终着军装，内长袖衬衣，解放胶鞋，风纪扣也扣得紧紧的。事后武元甲大将对父亲的评价是一个真正的军人。父亲一生治军严格，在军中是出了名的。特别是对干部，军队里的高干更是严格得近似苛刻。许多人特别是各级指挥员在他手下都有些“怕他”。记得父亲去世以后，有一次在北京，原皮旅一团团长，后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王诚汉将军见到我，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小声问我：“你爸爸凶不凶，你怕不怕你爸爸？”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我费解。我心想，他身为一位大区司令员，怎么那么畏惧父亲。对干部严，对士兵爱是父亲治军的又一个特点，五十年代，父亲在24军当军长时下部队检查工作，见一位哨兵大衣扣子掉了，他马上叫该师师长亲自为那位战士缝上扣子。下连发现北方的马在南方潮湿地区蹄子烂了，也是叫团长亲自削烂马蹄，他这么做后，一下子就整顿了全军的作风。中原突围中，他爱战士爱的和别人不一样。在前有围军，后有追兵的情况下，他为了保存战士的生命，只有让战士丢掉一切能扔掉的东西，不停地走。当时二团团长钟发生发牢骚，说不当逃军，要和敌人拼，他只当耳旁风，不去理会。政委徐子荣也劝他休息一下，他知道部队一躺下就起不来了，硬是没同意停下来休息片刻。父亲对山川地形地貌的把握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抗战时他在129师刘伯承手下当团长，有一次骑马去师部见刘师长，一到师部，刘问他一路上，经过几座山，几条河，几个村庄，叫什么名字，什么地形，把他问住了，只顾骑马赶来，没有想到其它的。但从那以后，他就多了一个心眼。凡是走过的山川河貌，他都一一默记在心。部队一到宿营地，把就去看地形地貌。中原突围时，皮旅隐蔽在刘家冲那个小山沟里，就是父亲在白雀园驻地附近的一个地方，他看中了这个隐蔽之地，这片黑松林里最终隐藏皮旅五千人马。父亲一生光明磊落，心胸坦荡，他批评人从来都在人前，从不在人后做小动作。别人有时在他面前讲一些刺耳不中听的话，只要是对的，他都能接受。讲话快、短、直击要害，连吃饭睡觉都可以用快来形容。吃饭他不管饭多、饭少、菜好、菜差，二小碗饭即放筷。午觉只睡5分钟，躺下头挨枕头即打呼，5分钟后起床就醒了。经常在家吃午饭时，我们正在吃着，他放下筷子叫我们吃饭时不要吵，然后上楼睡觉，等我们吃完饭时，他也睡好午觉起床了。晚上他事情多，经常12点以后才去睡觉，但早上5:30他就起床带着警卫员去散步，晚睡早起的习惯他也保留了一生。父亲的勤奋在兰州军区是出了名的。为了尽快熟悉陕甘宁青四省的地形地貌，四年中，他跑坏了四辆北京吉普车，硬是将四省的地形地貌装进了自己的脑中。四年后的一天，他对母亲只说了一句话，现在我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父亲一生都热爱学习。自他认字后就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中原突围那么紧张激烈战斗下他坚持记日记，出国考察回国后，他会补上日记。他一生勤奋、用功，很难想像一个放牛娃出身的红军将领，一生戎马倥偬之中，还能写出如此多的文字作品。
第三点，他还具备了顽童的狡诈。父亲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善动脑子。少年时他在湖北英山县当儿童团长，在检查儿童团员站岗放哨查路条时，他不是直接来查，而是把自己扮作坏人模样，鬼鬼祟祟故意露出破绽，看看儿童团员的警惕性高不高。有一年，他的家乡金寨县召开儿童团大会，各乡都来了许多人，吃完饭大伙就睡在礼堂里。夏天蚊子多，他带上一捆报纸，让每个儿童团员躺好后，细心地把每人露出来的手、脚、头都用报纸包好，防止蚊虫叮咬。在129师当团长时，刘伯承的那匹母马要生小马了，他爱玩，常去马厩里看母马，被马一脚踢破额头，刘师长说：都当团长了，怎么还这么爱玩，像个孩子。父亲胆大心细，最爱与对手玩“躲猫猫”游戏。抗战时，他每天有用大字练毛笔字的习惯。一天他正在村里写字，哨兵报告说日本鬼子进村了。他命令部队悄悄撤出村外。自己坚持将大字写完。警卫员刘忠英急得在屋子里团团转，直到父亲和他安全撤到村外。胆大缘于心细，因为父亲和日本兵打交道太多了，他深知日本鬼子进村的步骤、教条；也熟悉自己村里的地形、道路，所以才敢走此险棋。这种游戏在中原突围中又一次再现。这次躲的是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皮旅的五千人马“躲猫猫”时，马嘴上绑上绳子，战士被敌军流弹击中后也不敢吭声，大雨也帮了忙。文革中，父亲又一次玩了这个把戏。造反派来我们家抄家的那天，我们子女都站在阳台上看着这一帮造反派队伍冲进来，刚走进前门时，我突然听见侧门声响，回头一看，父亲夹着个包，从侧门小路穿过石副司令家走了。而造反派一点没查觉到。逆向思维是父亲常用的一种手法。在福建沿海滩涂阵地上，父亲为了反小股，反登陆，叫人修了一些暗碉工事，这些工事的火力口，不是对准大海，而是反向对准大陆，这是等那些国民党反攻大陆的突击队抢占滩头阵地后，从后面用火力配合正面火力一起消灭他们。反向思维在中原突围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发挥。皮旅在掩护中原主力突围后，不是跟着主力西进，而是跃向东面，向最危险却又是最安全的东部突围。事实也证实了这一决策的正确，皮旅走的最晚，却是最早走出重围与华中新四军会师的胜利一部。
父亲的个性，特点鲜明，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有很深的体会。我想张爱萍将军的那首《东南折栋梁》的诗词，比较准确精炼地表达了父亲的个性和品德。希望导演，编剧能从诗中体会到父亲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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