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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战为什么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http://www.mzzg.net 2016/9/13 9: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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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中国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
王东炎
 
第一个原因: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逐步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坚持了持久战,终于坚持到最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国共两党都不是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那就会象二战时的法国、波兰等国一样“一败亡国”。但中国并没有出现“亡国”,这就说明,必然有一股坚忍不拔毫不动摇的政治势力在起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初期力量相对弱小,但对抗战认识,行动方向,政策制定,战略指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方面都顺应了抗战时期的社会历史潮流,所以从抗战相持阶段开始,逐步成为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这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说明:
 
    一、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日本侵华性质是民族决死的战争
    日本侵华,其战争目的是灭中国亡中华,中国共产党对此认识是最早的。也因此对国内矛盾哪个是主要矛盾的判断非常准确,再由此对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就更为深刻。抗战的首要是要唤醒民众,民族的觉醒,是抗战的先决条件。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全面抗战前还不大,但对日本侵华性质认识深刻,却是唤起民众觉醒的中坚力量。全面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对中日战争性质就作出了精典的概括:“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这句话深刻看出,中国共产党决不是明末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就发出了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是二战史上向法西斯国家发表的第一个宣言,这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第一声呐喊。宣言中即指出:“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此后,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中共满洲省委发动组织民众,创建游击队,开辟游击区,以武装斗争反抗日本侵略者。从1931年底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派出干部,加入到当地的抗日武装中,并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长达14年的艰苦抗战。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等一批抗日英雄就是优秀代表。
    1932年4月15日,在九一八事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郑重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和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接着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纲领中指出:“现在全中国的民众,不管是汉人或是其他民族(蒙古,回族,满洲,西藏,苗〔瑶〕等等),都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生死的关头,他们都有受日本帝国主义轰炸,枪毙,斫杀,拷打,强奸,污辱的危险,他们都要更加受冻,受饿,受穷,失业。他们将要受到和高丽人,台湾人同样的悲运。他们将要受到和在东三省三千万兄弟姊妹,热河与华北千百万兄弟姊妹同样的牛马生活的痛苦!”“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换言之,就是中国人民自动对日作战,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所公认为唯一的正当的方法了。的确,这是中国人民自救救国唯一出路,这是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是正义的战争,这是进步的战争,这是保障中国民族生存的战争,这是拯救四万万人民的战争,这是为保障我国国家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战争。换言之,这是使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不当亡国奴的神圣战争!”
1935年5月,中国共产党发出了著名的“八一宣言”,鲜明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2月,党的瓦窑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和任务。出现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认识的飞跃。1936年12月9日,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策动了为唤醒民众,反对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一二.九运动。中共对国民党高层也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其中最为成功的是张学良。张学良旅欧归来,还认为“中国必须真正的统一,拥护一个强有力者做领袖,象德、意两国那样,先把国内搞好,然后才能对外抗战。”时隔一年,张学良的思想观点就有了重大改变,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也可以说是对蒋介石的警醒,起码使他意识到“攘外必先安内”是不可能做到了。这就开启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都是以政治的手段加以化解。特别是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采取的相忍为国,仍旧坚持政治上反击,军事上自卫的方针,没有向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开战,始终将军事斗争的矛头对准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日本侵华战争性质和目的的理解是极其深刻的。
 
    二、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伟力根源认识上大大高于国民党一筹
    日本是小国,资源贫泛,只要坚持持久战,就可最终战胜。应当说这不需要什么高深智慧就可意识到。然而靠什么持久,这是要有高深智慧的。因为抗战结局证明日本侵华综合国力表现出的战争潜力还是很大的,他打的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人民战争”,而且利用了中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在作持久的战争。
    针对日本“以战养战”的持久战略,怎样来对付,国共两党中各有一人最为明确。一个是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中有明确表述。即:“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另一个是蒋百里,他是国民党的军事理论家,在他的《国防论》中有明确表述。即:“中国国家的根本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现代战争倘不基于国民的自发性,决不能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可惜,蒋百里1938年就去世了,而蒋介石对蒋百里的思想始终没有高度关注过。
    抗战必须持久,也只能持久是战略思想的“外壳”;怎样才能持久才是战略思想的内囊。国民党抗战基本是顶着一个”外壳”,“内囊”里只有军队和外援来与日本的持久战对抗,就显得力量薄弱的多。而共产党顶着持久的“外壳”,“内囊”里装的是“人民战争”。中国敌后战场的人民战争,最终达到了在一亿人口的沦陷区中开展,这就使只有近一亿人口的日本,仅在人力资源上与中国比拼就明显不足了。因为日军还要一定的人力资源在中国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作战。中国敌后战场的人民战争,最可贵的又是认识到农民是抗战的主要人力资源。与国民党重点放在城市搞抗战动员宣传完全不同的是,共产党深入农村发动、组织、武装农民参加抗战,又以以农村为中心的人民战争本身的自力更生,所产生的物力资源坚持持久的抗战,使沦陷区的物力资源也不能全为日本所利用,这又使本来物力资源就已贫泛的日本,不能不使以利用中国资源“以战养战”来维持持久作战的时间大为缩短。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军大部溃退到黄河以南以西地区。但八路军三个师部队,却敌进我进,进一步在山西实行战略展开。第115师及集团军总部特务团各一部进入晋察冀边地区,第115师主力进至晋西南地区,第120师进入晋西北地区,八路军总部率第129师全部及第115师一部进入晋冀豫边地区。从1938年4月起,八路军各部又逐渐将抗日武装推向冀鲁豫平原和察绥广大地区。1938年4月新四军在完成八省游击队集结后不久,立即东进苏南、皖东南、皖东地区。上述这些地区都是农村地区,由于国民党政府官员大批逃亡,大片沦陷区处于无政府状态,人民群众也处于无组织的状态。八路军和新四军进入后,发动依靠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建抗日民主政权,将处于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民动员组织和武装了起来;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民主政治,扶植抗日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抗日民主根据地很快地建立了起来。到1939年战略防御结束前,即全面抗战两年时间,先后在沦陷区建立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冀鲁豫、苏南、淮南、豫皖苏边等7块抗日根据地,解放人口5000万。同时,八路军、新四军也迅速发展壮大,从出师抗日前线时5万余人,发展到18.1万余人,壮大了近4倍。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民战争战略指导思想的正确,当1945年春天到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遍及大江南北,总面积约104.8万平方公里,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华北和华中地区解放人口1.255亿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60万,成为战略反攻的主要力量。
    毛泽东曾经说过对日本“感谢”的话,这不是感谢日本侵略给予共产党军队得以“喘息“的机会,而是“感谢”日本侵略客观上促成了中国长期内战的停止,促成了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促成了中国广大农民的政治觉醒,促成了中国人民战争的形成,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巨大的历史进步。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军事战略指导正确
    抗战需要持久,持久需要人民战争,但怎样来开展人民战争?由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进行战争之最深厚根源在于民众,所以在敌后战场的军事战略上,选择的主要作战形式是群众性的游击战。中国的敌后游击战与欧洲战场的游击战有显著的不同。欧战游击主要是战术战役的配合,中国敌后游击战是上升到战略来开展的人民战争。即游击战不是孤立的自卫行动,也不仅是战术配合性质的,而是着眼于整个抗日战场全局,从整体上部署,减少日军实际占领地地盘,减少日军掠夺沦陷区的资源,以阻滞日本“以战养战”维持长期作战的企图,形成大规模的集小胜为大胜的战略行动。毛泽东认为,“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做的好,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依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我们的大胜利。”
    抗战期间,共产党运用群众性的游击军事战略共创建了19块根据地,除交通线上的大城市和城镇外,沦陷区的广大农村大部分是抗日军民来控制的。史实证明,八路军、新四军分散建制,以及不同级别的游击队和民兵所开展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伏击战、围困战等起到了积小胜为大胜的目的。八年抗战,敌后军民对日伪军游击作战12.5万次,毙伤俘日伪军1,714,117人(其中歼日军527,422人)。
    中国抗战对日本国力的损耗亦体现在对日本原本就匮乏的战略资源的严重消耗。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原本计划利用中国的富源以征服印度与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小亚细亚以及欧洲,但战争的结果却根本不能实现其既定目标。日军虽然在中国军事上进展顺利,并制定了《满洲产业五年计划》、建立了华北开发公司和华中振兴公司,力图从占领区掠取各种资源,但由于敌后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使日军在占领区是“县政不出城门”,难以在占领区地质调查、矿产勘探、开矿生产。到1944年秋,“在华北日军占领的3个特别市和400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3个特别市以外,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有139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295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党。”到1941年,日本国内、殖民地和占领区生产的石油只能满足消费的18. 4%,铁矿石也仅为42. 4%,铅、锌等重要战略金属的产量则不足消费量的20%。这样一种状况的出现,使得日军以战养战的计划陷于破产的境地。”
    敌后游击战所产生的效果是显著的。从1942年以后,华北日军的情况是:被服破烂,日军派遣军司令部动员华北日军发扬“更生”精神,原计划用一年的被服用两年;装备匮乏,有的部队将伪军手里的武器弹药收缴上来自用;士气低落,当时日本华北驻军已经完全弱化了,绝对没有了打大规模野战的能力,已经被八路军及民兵的游击战基本拖疲、拖垮了。在华北平原和山西山地与八路军的苦苦纠缠中,由于对华北地区的资源不能完全掌控,而消耗越来越大。日军薄弱的补给能力对华北日军的接济完全是有一阵没一阵,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华北日军弱下去。这不仅是战斗力的削弱,也是士气的极大损耗。1943年阳泉日军部队哗变。长治日军出发扫荡时,一个中队日军在与八路军接触时,把枪全部架了起来,表示不想打仗。日本驻军士兵在驻地认中国干爹的情况从1944年以后极其流行,上级司令部屡次发文严厉查禁。著名的山东八路军铁道游击队活动地区的日军,在战争后期,已无心作战,甚至找到游击队驻地要求休战。······
    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说道:“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这句话意味着既使彻底击败国民党军,未必能战胜中国。因为敌后战场的军民是不依赖正面战场而独立自主进行游击战争。正面战场就是不存在了,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仍然可以坚持下去,以此推理,抗战的中国也就落入了中共手中。这可以看出日军高层更惧怕的是中共、中共领导的军民游击战争。
 
    四、共产党军队抗战的敌后战场逐步在中国起主导作用
    正面对抗是战争中常见的最普遍的战争形态,正面战场都是自然形成的。而敌后战场则不然,他不能自然形成,必须靠战争指导者,在知己知彼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去开辟。如二战的法国沦陷之后,在整个战争期间,也没有出现有效配合盟军的敌后战场。欧洲战场的苏联,其敌后战场是在正面战场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形成的,起着战役战术配合的作用。中国敌后战场则是在正面战场节节失败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正面战场对敌后战场建立不起主导作用,敌后战场是共产党军队独立自主建立起来的。到了抗战的相持阶段,由于敌后战场不断扩大发展,日军能用于正面战场的机动兵力日益减少,这是正面战场得以稳定战线的最直接原因。这种因果关系必须实事求是不能颠倒。随着战争时间的推移,中国两个战场主次作用在逐步转化。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在惨败之下,南京失陷国民政府迁至武汉,武汉失陷又迁自重庆,正面战场自顾不暇。而这时,共产党军队在沦陷区中建立了7块抗日根据地。自1937年9月平型关初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对日军作战1600多次,毙伤日军6万余人。1938年底敌后战场抗击牵制日军兵力即达40万人,占全部侵华日军的58.8%,抗击伪军7.8万人,达100%。可以论断,没有敌后战场的及时建立,正面战场必然败的更惨。抗战相持阶段,敌后战场最高时牵制日军62%,最低时也超过50%,平均牵制日军56%。同时,八路军、新四军还与90%伪军作战,这是国民党军基本没有的。
    就中国抗战时的情况,只有正面战场,而没有敌后战场,持久战肯定是达不成的。日本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其经济严重地依赖于原料和粮食的进口。据统计,1934-1936年间,日本工业原料的进口占有形消费(有形消费量指产量加进口量减出口量)的比重,石油是94%、铁矿石是93%、煤是11%、盐是65%,而硫酸、橡胶、棉花、羊毛则完全仰给于国外;在农产品方面,大米、小麦、糖、黄豆的进口占有形消费的比重分别是19%、23%、97%、69%。这说明日本本土都自给不足。日本在华北、华中扩大侵略,是利用了中国东北的资源,占领了华北、华中之后,要再扩大侵略占领全中国,就要利用华北、华中资源了。而华北、华中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力和物力资源丰富。但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地区建立了敌后战场,这就使华北、华中资源不会象东北那么好掠夺了。如华北粮仓的粮食,日军就无法保证能控制住,每年都要发动抢粮战役。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把敌后战场威胁说得很具体:“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导致1941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华中的税收,日伪在没有控制的地区也是难以收上来的。为什么日本要开辟太平洋战场,他不知道要将有限的兵力集中使用,而又分兵再去太平洋两面作战是兵家大忌?关键是日本掠夺华北、华中资源困难,不足于保障对中国继续扩大侵略,加之美英对日经济封锁,迫不得已将战争重心转向南洋,以获取战争资源。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与中国敌后战场所发生的作用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的派遣军基本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转而主要是巩固占领区,使占领区成为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所以日军要将正面战场大部分兵力转移到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经受着空前的压力。1942年到1943年两年间,日军对敌后解放区进行了数千人兵力的“扫荡”共1322次,1万人至7万人兵力的“扫荡”27次,且“扫荡”持续时间逐渐延长。日军铁蹄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民房村舍尽成灰烬,男女老幼惨遭杀害,敌后抗日根据地遭受严重摧残。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采取“敌进我进”,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的作战方针和精兵简政、发展生产、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对日军实行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的斗争,与日伪军作战4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7万余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虽然敌后解放区人口减少二分之一,由1亿减到5000万以下,军队由50多万人缩小到30多万人,根据地缩小了六分之一,但敌后战场因此更多地消耗和钳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有利地支持了太平洋战场上美英军队的对日作战,同时也更大程度地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到1943年冬,美英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转入战略反攻时,敌后战场还抗击占侵华日军的58%,约35万人,伪军的90%,约73.5万人。敌后战场对亚洲太平洋主战场支持的力度要大于正面战场,同时使正面战场的日军在两年中,只能发起三次局部配合南方有限目标的战役。从而使正面战场得以抽出生力军远离正面战场,组织10万远征军入缅,展开滇缅路战役。
    从1943年秋起,敌后战场转入恢复再发展,并向日军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展开时间上先后不一,地域上此起彼伏,规模上由局部攻势向全面反攻的过渡。自1943年春夏开始,八路军把斗争焦点逐渐引向敌占区,主动进攻的作战愈来愈占有重要地位。从1943年秋开始,日军在华北敌后战场,逐渐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进行的秋季“扫荡”,成为强弩之末,以失败告终后,在华北除局部地区外,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扫荡”,遭到失败的日军再也找不到出路。1943年秋,新四军粉碎了日伪军“清乡”以后,基本掌握了敌后战场的主动权,不仅能够在根据地周围扩大控制范围,还能派遣部分兵力,深入到敌后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根据地。由于1944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进攻下连连遭受失败,为此,中共中央毅然决定,1944年下半年,新四军由分散的游击战开始向相对集中的运动战发展,集中了几支主力部队脱离根据地向浙西开辟新区,有力地威胁了沪、杭日军中心占领区,迫使侵华日军无法再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往太平洋战场,从而在战略上支援了盟军的战略反攻。对此,连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为了策应盟国方面的攻势,在军事、政治、思想各方面,再次开始积极的行动,并得到多数民众的同情,从而迅速扩大了势力”。“目前共军乘中国派遣军方面的力量薄弱,活动渐趋激烈。中共势力是“华北治安最大之癌”,并叫嚣“剿灭中共势力是为了适应大东亚决战的要求,乃是当前急务”。抗战后期敌后战场的主动性与正面战场的被动性有鲜明之比。
    由于国民党军虽有局部反攻计划,但因抗战最后胜利来的迅速,这种局部反攻都来不及实施,因此,大反攻从实际行动上说,抗战后期只有敌后战场的大反攻。自1943年7月底,中共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就开始拉开了反攻的序幕。1943年7月30日,冀鲁豫军区针对平汉线以东伪军主力,集结十六、二十一团、卫河支队、骑兵团发起卫南战役,歼灭敌伪暂编第六军1000余人,随后再歼伪第七师师部、伪独立1旅1600余人……将伪军追至卫河以西,共计消灭伪军5600余人。同时,129师集中了5 个主力团,和另七个团的一部,发起林南战役,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收复拥有40万人口的林县以南、辉县以北地区。八路军山东军区所属鲁南军区于11月15日发起战役;滨海军区向伪军发起反攻,两次攻势共计歼灭伪军4000余人。1944年春季,山东军区发起攻势,击败伪军吴化文部,歼敌6400余人,夏季攻势中,主战场上又歼日、伪军5100余人。冀鲁豫边区部队、冀南部队连续攻克蟠龙、榆社、林县、打掉日、伪据点200多个;在夏季攻势中又克单县、鱼台、丰县、沛县,同时重创伪军,歼敌2900余人。太行军区在夏季攻势中发动济源、垣曲战役,歼日、伪军2100余人。晋察冀军区之北岳区连克日伪据350多个,冀中部队仅在5-6月间就打掉日伪据点40多个,晋绥军区连克日伪据点58个。面对春、夏两季攻势的喜人战果,中共中央又于1944年7月下达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配合正战场,阻止敌人进攻……”等作战命令。山东军区再次连续发动对日寇的攻势作战……,胶东军区在8至9月间歼日、伪军5000余人,打掉日寇据点138个;渤海军区也不甘落后,于8至10月歼日、伪军5000余人,克县城三座;鲁中、鲁南军区共歼日、伪军3000余人……伪军莫正民部在我军攻势下3500余人宣布反正……在一年的攻势中山东军区歼日、伪军达70000余人。
    1945年到来之际,日寇更将走向灭亡,而共产党军队却在战争中得到长足的发展壮大。中共领袖毛泽东适时下达了:“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各部又向日寇发动了春、夏两季攻势。山东军区仅在6月间的一次攻势中就歼日伪军7300余人,收复国土1700平方公里;冀中军区在6、7月的作战中,歼日、伪军7100余人;太行军区在6、7月的作战中,歼日、伪军3300余人;太岳军区于3至5月间向盘距在豫北地区的6000余人的日、伪军发起全线攻势,歼日、伪军4500余人;新四军第四师发动宿南战役,消灭伪军1900余人;随后连战连胜,收复国土300余平方公里;就连东江纵队也在海陆丰一线歼日伪军500余人的……;晋冀鲁豫边区部队,从9月起向日寇发动攻势,统计1944年一年的战绩,晋冀鲁豫边区部队共消灭日、伪军76000余人,克县城11座;收复国土60000平方公里;晋察冀军区对日寇全线出击,在一年的四季攻势中歼日、伪军45000余人,打掉日伪据点1600多个;晋绥军区秋季攻势收复村庄3100多个,歼日、伪军2000余人。
    在华中地区,1944年日寇的总兵力虽然减至170000余人,但却将伪军扩编至350000余人。中共领导下的新四军借此良机,也对日、伪发动了大反攻。第一师于1月的攻势中克据点17个,逼降伪军1000余人;车桥战役中歼日、伪军900余人;第三师仅在4至5月的攻势中就歼日、伪军2000余人;第四师也于3月至5月间发动攻势,歼日、伪军1800余人;第五师进军河南,又开辟了7000多平方公里的抗日根据地。在一年的四季攻势中,新四军共歼日、伪军50000余人;华南东江纵队在一年的攻势中歼日伪军2700余人。
    在1945年的春、夏两季攻势中,八路军、新四军共消灭日伪军160000人以上,收复国土24万平方公里,以胜利大反攻的姿态走向胜利的8月。这与正面战场相比,有天壤之别。
    敌后战场牵制敌人数量多于正面战场,客观上说,仅以此点还不足以体现敌后战场的主导作用。还要从战场战略地位、产生积极作用和歼敌数量等来综合分析:
    a、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比,位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面积比西南、西北要小,但是人口和各类资源却是最密集和最丰富的地区。仅上海一地,战前经济总量就占全国的50%;工业在战初仅内迁10%,大部分被敌窃取;华北、华中农业总产值占全国三分之二。日军中国派遣军战时粮食和日用品等,主要取之于华北、华中敌占区。由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战场作战,才使敌人物资供应困难,军心焕散。
    b、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比,敌后战场同时受到日本的文化侵略是正面战场所没有的。国统区的抗战文化宣传面对的基本是还未受到沦陷之苦的民众。而沦陷区面对的是已直接遭受日寇奴役的民众,肩负着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方位,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化和奴化中国人的企图。
    c、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比,敌后战场面对日伪两个敌人,虽说歼灭日军没有正面战场多,但歼灭伪军数量与歼灭日军数量相加,是正面战场的两倍多(多出86万人)。敌后战场在相持阶段所肩负着坚持持久抗战的军事压力,在相持阶段歼灭日伪军数量,以及对亚洲太平洋主战场产生的积极作用等要大于正面战场。
    d、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比,敌后战场给正面战场自始至终都产生着积极作用。而正面战场在相持阶段却屡给敌后战场带来反作用。例如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发动向新四军的进攻就达3200次之多,迫使新四军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这是二战时期,其他反法西斯国家所没有的。
 
    五、共产党军队总体战斗力明显高于国民党军队
    战斗力体现在作战效能上,以比敌人多的消耗换取的战果即为效能低,反者则高。日军侵华由于国内最高动员能力可达1000万人(比德国人口多1倍),其人力资源并非不能打持久战。日本侵华物资补充主要靠“以战养战”在中国获取,同时日本与中国军队共同来消耗中国的物力资源来维持持久战,也是可以做到的。所以,中国军队必须在人力和物力资源消耗上要比日本少,“持续消耗战略”的持久战才能打得下去。在抗战中,能减少中国人力和物力消耗的只有八路军和新四军,因为他们在抗战期间的战斗力明显高于国民党军。
    八路军出师到抗日前线的3万多部队,只有1万多枝过去缴获国民党军的杂式枪,每支枪平均又只有30发子弹。至于火炮,八路军只是在山西拾到阎锡山军丢弃的12门75毫米山炮成立了仅有的一个炮兵团,因炮弹无来源只能在关键性战斗中偶然使用。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枪支弹药来源主要靠战场缴获。八年抗战,共产党军队缴获长短枪682,831枝、轻重机枪1.1万多挺、各种火炮1852门。名符其实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相比之下,国民党军多有损耗,少有缴获,始终依赖外援的接济,甚至达到了在敌机轰炸时,随意将重武器置于敌机轰炸之下而不吝惜。因为武器被炸坏了,还会有外援来补充。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在装备最落后、条件最艰苦的情况下却能发展壮大。在全面抗战的八年间,八路军、新四军子弹消耗不足4000万发、手榴弹约800万枚(当时火炮极少可忽略不计),按杀伤52万日军和同样数量的伪军统计,平均每毙伤一个敌人消耗30发子弹、7枚手榴弹。八年全面抗战中国民党军共耗用子弹17.09亿发、炮弹959万发、手榴弹和枪榴枪2359万枚。按蒋纬国在《抗日御侮》一书中统计,共毙伤日军85万人(国民党军基本不同伪军作战),平均消耗子弹2000多发、炮弹12发、手榴弹30枚才能毙伤一名敌军。两军相比,谁牛谁熊一目了然。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损失584267人(伤、亡、俘、失踪,《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解放军出版社),共歼日军527422人(1945年延安总部发布材料),歼灭伪军118.7万人。共计171.4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损失人员是日伪军的—2.9倍,约1:2.9,是以小的代价换取敌大的损失。虽然敌后军民牺牲和武器弹药损耗也不小,但人民群众涌跃参军,缴获大大多于损耗,使之抗日的队伍在逐步扩大,抗日武装战斗力在不断增强。以国民党军队消灭日军八十五万计算,每消灭一个日军,对应的是丢掉三平方公里以上的土地,约五百老百姓沦为亡国奴。以共产党军队消灭日军五十二万计算,每消灭一个日军,对应的是收复国土二平方公里以上,解放百姓约三百人。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无一个连、一个营成建制投降者。总体上说,爱国主义精神素养和战斗意志是国民党军无法比拟的。
    日军对国民党军的战斗配置是1:10,即以一个中队(连建制)或加强中队打国民党军一个团,居然每每得手,令国军损失惨重。对八路军,日军开始也不放在眼里,仍按1:10进行战斗配置,及至屡吃苦头后开始重视,改1:5配置,仍不行,再改1:3配置,改1:1配置,最后不得不说“杀鸡也要用牛刀”。即使这样也还是出现了二千五百多日军将两个连八路军当主力部队包围在村庄,激战一天也不能攻克,反让两连八路军趁夜杀出重围。天亮后日军进庄才明白真相,狂妄的日军无法面对这一现实,一名日军中队长精神崩溃而自杀。
 
    六、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抗战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古今中外,民族文化的先进与落后,要看它能不能适应时代潮流。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战争像抗日战争那样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没有哪一次历史事件像全民抗战那样广泛地激发了民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高扬起民族自强的英雄气概。中国的抗战为苦难分裂的中国提供了中华振兴的契机。全面抗战后的国共两党,都不遗余力地开展了抗战文化创建和宣传,不同程度地唤起中华民众的觉醒。但两者相比,在内容、范围、影响和效果等方面有很大差别。
抗战文化主要包括救亡文化,统战文化和政党文化。
    1)在救亡文化方面: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一切文化艺术宣传活动都要弘扬抗日救国主旋律。这就使文化艺术宣传与民族矛盾是主要社会矛盾融合起来了。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首先得到了文化知识界的普遍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宣传不仅在沦陷区,还扩大到国统区。国民党的宣传局限在国统区,是以城市居民为主要宣传对象的内容较多,共产党则以农村农民为主要宣传对象的内容多。就受宣传影响的人数而言,国统区集中于重庆、昆明、桂林和成都等大中城市,而共产党抗战宣传遍布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西北、绥远等少数民族地区。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密集,宣传影响的人数和效果,都要比国统区大的多。
    2)在统战文化方面,全面抗战前, 共产党不仅向社会普遍进行统一战线的宣传,还努力向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高层宣传统战思想、方针和政策,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第二次的国共合作。国民党统战宣传也达成了与国民党内部与各党派的联合抗战,但国民党统战夹杂着限共、反共的思想,始终存在着日本和共产党两个敌人的目标,以至破坏统战行为在抗战期间没有断过,在抗战相持和反攻阶段保存实力,消极抗战占据着上风,
    3)在政党文化方面,共产党人在全国人民的抗战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发展,由感性的文化逐步走向成熟和理性的文化。在抗战期间,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紧密联系群众党的三大作风;确立了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指明了党的文化艺术是为工农兵服务等新民主主义新文化和新思想。新民主主义政党文化代表了抗战时期民族文化的前进方向,进而使共产党成为抗战文化的先锋和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基本有两个特点,一是组织构成的先进性。更大程度地集中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以组织成分的先进性带来先进文化的优势,这种优势,形成了党的核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内通过整风思想越趋统一团结。二是思想、理论、路线、政策的正确性。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基础,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以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为制定政策的依据等都是超越自身价值目标的文化表现形式。这与国民党利益集团的自身价值目标完全不同。
综上所述,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第二个原因: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在二战中取得胜利并大力支援中国抗战
 
    中国的抗战如果没有盟军在亚洲主战场的胜利,没有苏联红军歼灭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胜利,不可能在1945年8月取得胜利。这是目前的共识。为什么中国不可能在无外援情况下于1945年战胜日本,主要原因有几点:
    一是中日战争是民族战争,日本是全民族一致地投入战争,而中国出现了汉奸卖国贼,东北、华北、华中、内蒙都出现了伪政权和伪军,对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产生了极大的阻力。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中还夹杂着反共打内战的心态,民族统一战线稳定性受到挑战,民族的整体力量受到了无畏的损耗,这也使尽快将日寇赶出中国频增了难度。
    二是仅能掌控中国关内部分资源(国民党仅保住了西南、西北贫脊地区)的国民政府,则用了比日本大的多的代价在拼消耗。诚然,不断消耗敌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是中国军队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条件和战略目标,但持久战并不等于“伤及八百自损一千”的消耗战积累,这种积累越多,使持久战只能成为“画虎不成反类犬”。虽然敌后战场是以积小胜为大胜,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在持久,但还需持久一段时间才可能使日军最后消耗怠尽。所以,在全面抗战八年中,凭自己的力量要将日军赶出中国是不可能的。
    三是日本是在大量地利用了中国关外和关内资源(日军占领的都是中国富庶地区)在“以战养战”(包括物力和人力),这种双方同时都在使用中国资源拼消耗的战争,只利于日本而不利于中国。要不是共产党在敌后建立战场,盟军在太平洋取得胜利,正面战场要维持相持态势都很困难。这决定了中国必须要有外援,才能在八年中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四是中国人民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英勇顽强,前赴后继,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持久抗战,赢得了世界进步力量的尊重和支持,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先决条件。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力量不断壮大,最后形成了对法西斯国家压倒性的优势。在战胜了德、意法西斯国家后,有能力迫使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华民族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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