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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革命的道路
http://www.mzzg.net 2016/4/11 10: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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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直,原名王汉清,1916年7月21日出生于福建上杭县才溪乡。父亲王富生,母亲余木娣。王家是一个客家家庭,祖先是从遥远的山西太原迁徙而来,到王直这一代已经是第二十一代。他出生时,全家共有16人,在兄弟中排行第五,村里的人们都叫他“五羊子”。

    1916年正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地主、军阀横征暴敛,已经到了“无人不捐、无物不税”的地步,人民大众苦不堪言。

    王家从地主那里租种田地16亩,虽然辛勤劳作,但一年要交纳地主田租30担,剩下的余粮只能勉强够一家人半年糊口,为了生计,农闲时,全家人还做一些副业以添补家用。
 
    王直从6岁开始,就随父亲务农。当时地主、有钱的人家都读过书,他们欺压农民缺乏知识,强横凶暴,但遇到读过书识字的人就会收敛一些。因为这样,7岁时,家里把省吃俭用积攒的钱供王直读书。在私塾读了半年,第二年,王直进入了才溪乡国民小学读书。
 
    1928年,读初小二年级的王直,因家里承担不起高昂的学费而辍学。回家后,王直到裁缝店当起了学徒,参加了缝业工会。这时候他开始接触社会,看到了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和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渐渐的感受到了社会的黑暗,看清了统治阶级的丑恶嘴脸。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首次入闽。7月,红四军来到才溪,策应支持才溪农民武装暴动,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王直聆听了朱德在才溪群众大会上的演讲,深受教育,积极地参加共产主义儿童团,并把才溪乡西溪村的儿童组织起来,成立了儿童团,被选为儿童团长。他组织儿童团每天站岗、放哨,为军烈属打扫房屋,砍柴烧水,积极参加工农赤卫队举办的军政训练班。
 
    1930年,王直被才溪区苏维埃政府选送到才溪列宁小学读书,开始接受中国革命的基本道理。
 
    1931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围剿”,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人民为了保卫土地革命的果实,以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中央红军作战。才溪人民纷纷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扩红号召,5月,王直报名参加了红军。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在他的自述中是这样说的:“因为我有要求革命的思想,感到当红军光荣,村里参军的不少,参军的热情很高。当时有一首流行的歌:‘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干部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我又看到红军队伍中红小鬼很多,很有朝气,很活泼,颇为羡慕,因此参加红军的决心很强。”他报名以后,上才溪乡的苏维埃召开了大会,唱歌欢送他们。第二天就是儿童团、少先队员欢送,一直送到上杭坑铺村的十里铺。新兵们经过三天行军,到达了武平县,王直被分配到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独立二团二连任公务员。时年十五周岁。
 
    在连队干部、战士的关心帮助下,他革命热情很高,进步很快。1932年8月,王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上过小学,有一定的文化基础,1932年10月,团政治处主任胡坚把他调到了政治处宣传队当宣传员,主要负责写标语,布置墙报和画漫画。到了宣传队,他一有空就练字,每次写标语时,队长王月楼同志都分工他执笔。在练字的同时他也练习画画(漫画)。
 

战斗在红色土地

    1932年11月,福建军区在武平小兰成立了红军独立第十师,他又从团政治处调到师政治部宣传队,任漫画组组长,后又担任宣传队分队长。
 
    1933年3月29日,王直随部队在瑞金休整。这天,毛泽东来慰问看望红军独立第十师的官兵,到了师宣传队时,他问宣传队长王月楼,门口的漫画是谁画的。当得知是王直画的,毛泽东表扬说:“画的不错嘛!我们做宣传工作的,要多注意搞一些形象化的宣传,让群众一看就懂,不识字的也能看懂,这就是要多通过艺术的形式来进行宣传。”毛泽东的鼓励让王直更加充满了信心,这也成了他一生追求书画艺术不竭的精神动力。

    当时独立第十师战事频繁。王直参军后第一次战斗是攻打武平中堡,虽然打得小,但对他一个新兵来说,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却得到了培养,为将来更残酷的斗争能坚持到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独立第十师在下北、车院、郎头打下了十多个敌人据点,尔后到江西寻乌与独立第三师会合,攻打广东南雄,因情况变化,到了平远又折回。长时间行军,王直走的两个腿都肿了,为了消肿,就用小便或生姜磨擦。当时值夏天,温度达到30度以上,但他从未叫过苦。接着独立第十师攻打江西寻乌项山敌人据点,得胜后,奉令北上,经会昌到瑞金。在那里住了三天。后部队继续南下宁化,驻在宁禾口,以独立十师、独立三师、红军学校组成东南作战军,在清流莲花山打了一次阻击战,取得部分胜利。尔后南下经长汀新乔,到河田、南田、南洋,上杭旧县,又从石训坛出发,攻打上杭水西渡。战后部队改编为红十九军三十六师,不久又改编为新十二军三十四师,在石训坛休整。后又攻打上杭白砂。此时,王直在三十四师政治部宣传队当分队长,参加上杭南洋马羊洞战斗。
 
    1933年7月部队经长河、治坊到安史、上堡,以三军团全部,七军团十九师和新十二军三十四师组成东方军。他随三十四师参加了东方军在连城下堡召开的“八一”建军节大会,聆听了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等同志在会上的讲话。会后,驻连城国民党十九路军区寿年部进攻下堡,三十四师担负下堡守备,王直所在宣传队分散在各个部队,做宣传鼓动工作,开展瓦解敌军工作。三军团在连城朋口消灭十九路军两个团,从正面进占连城。区寿年部全线溃败,三十四师攻击到连城,担负守备连城的任务。为了开展连城的地方工作,三十四师宣传队与福建军区宣传队合并,王直被分配到连城坑子堡和林坊一带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等工作。在宣传队的日子里,他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带领所属人员写标语、画漫画,积极做好宣传鼓动工作。这期间,王直先后参加了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的十数次战斗。
 
    1933年10月,王直所在的宣传队随福建军区政治部移驻长汀十里铺,改编为福建军区随营学校青年训练队。王直任一班班长,全班共12人。当时,青年训练队主要是为革命战争服务,培养军事、政治人才。学习内容主要有军事、政治和文化知识。军事方面有单兵战术、班进攻、防御和指挥等。政治方面学习了《列宁主义概论》、《论政党》、《古田会议决议》、《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和俱乐部文化工作等。王直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通过在随营学校的学习锻炼,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为全校15名优秀生之一。
 
    1934年1月,王直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分配到福建军区独立第九团(红九团)政治处任地方工作干事,也就在此时,组织同意他的入党申请,转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党龄从1932年计)。不久,他就任组织干事,向副政委兼主任陈仁提出了参加红军后的第一个政治工作建议。这个建议就是在全团党、团员中,开展立功授奖活动。这个建议被陈主任同意采纳。当时全团一千五百多人中,党员占百分之三十,团员占百分之四十。由于这个活动激励了党、团员在工作和战斗中都能起模范带头作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个建议后来还受到团政委方方的赞扬和鼓励。
 
    1934年4月,王直随团深入敌后,到永安、宁洋、连城、漳平地区开展斗争,参加了智取宁洋和攻克永安等战斗。红九团攻克永安后,成立了永安县革命委员会,王直担任革委会办公处负责人,主持日常工作。当时,地方工作相当繁忙,团部为了加强这项工作,指派一营的一个连给他指挥。这期间,王直带领大家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张贴布告,组织恢复城市生活秩序,挨家挨户动员工商业开工开店,照常营业,广泛筹粮筹款,没收地主豪绅和官僚资本家的财物,开仓分粮,救济城市贫民,并注重吸收枪械修理、医疗卫生等专业人员加入红军,扩大红军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地方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1934年5月,国民党军卢兴邦部欲围攻永安城,遵照上级指示,红九团撤出永安城,几经转战,在龙(岩)、宁(洋)、连(城)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斗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转移,进行长征,国民党军对苏区各游击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清剿”,红九团也遭到敌第八十师的疯狂进攻。1935年初,王直随红九团转移到永(定)、(平)和、(大)埔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4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5月,根据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命令,红九团向闽南挺进,以达到与闽南特委和红三团取得联系的目的。经过1 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王直随红九团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层层封锁,到达红三团的游击区――平和县三坪地区,与闽南特委和红三团胜利会师。

    1935年11月,王直随红九团转战到永定湖雷、小坪水地区遭到优势敌人围攻,团部和一营、三营在遭敌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被打散。王直随一部突围后连续三天没有饭吃,没有觉睡,并时常遭到国民党军的袭击。在弹尽粮绝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团长负伤失踪,政委擅自离开部队不知去向,团政治处主任赖荣传带着组织干事王直四处寻找不见踪影。不久,部队又遭敌人夜袭,危急时刻,政治处主任赖荣传率王直、李德安等6名同志,向金丰大山的深山方向突围。在突围过程中,赖主任中弹牺牲,6名同志也被冲散,最后,王直与一名战士一起冲出了重围。此时,王直身上带有十几块银元,这是部队的经费。由于经常转战,经费不宜集中在一人身上,所以为人老实正派的王直也分了一些经费带在身上。当时,部队曾发生过少数意志不坚定者抢劫银元杀人的事情。为了安全起见,王直在睡觉前,故意拿出几块银元给身边这位还不太了解的战士保管,一方面为自身安全,一方面看看他能不能经得起考验。但这名战士当夜携款逃跑了。在又饿又累的情况下,王直只身一人在山林中寻找部队和组织。第二天下午时分,他遇到了敌人搜山,情急中钻进一个树洞里躲藏起来,没想到洞中蚂蚁无数,咬得他痛苦不堪,但只能强忍到敌人撤离时才敢出洞。第二天,身上被咬得长出了许多小点浓包,骚痒难耐。王直是本地人,他知道穿过金丰大山就能到他的老家上杭。当时是游击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有一些本地同志都跑回家去了,但他丝毫没有动摇寻找部队和组织的决心。在找部队的途中,王直先是收容了19名被打散的同志,后与永东游击队指导员林祥生取得了联系,在永东县委的帮助下,陆续在金峰大山中收容了红九团一、三营被打散人员60余人。为了把这些收容的同志团结起来,继续与敌人作斗争,王直挺身出来,与其中的党员同志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兼任了支部书记, 并找收容来的同志一个一个谈话鼓舞信心,使大家对革命树立信心。由于他当时掌管着一些党的经费,收容的人员正处饥寒之时,他就把党的经费拿出来,请永东游击队帮助购粮,以实事求是并机动灵活的处事(党的经费要请示上级领导才能动用,但当时红九团领导失踪、离队和牺牲),解决了部队当时最实际的吃饭问题,克服了暂时困难,进一步巩固了收容人员继续坚持斗争的决心。

    王直收容的60余人后来与赵群、熊兆仁同志从平和池牛岗休养带回来的20多名养好伤的干部、战士,以及留在永(定)、(平)和、(大)埔地区坚持斗争的红九团三营一部分人员,重新整编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特务大队。上级任命赵群任大队长,张清辉任政治委员,熊兆仁任副大队长,王直任党总支部书记,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转战于(龙)岩、永(定)、(南)靖、(大)埔、(饶)平地区,积极发动群众,四处出击,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不久,红九团(即特务大队。当时干战们习惯称呼原番号)又打开了新的局面,恢复了原来的游击根据地,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收到了周恩来同志由延安转来的信),为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决定将闽西南部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特务大队与永、和、埔地区的游击队等合编为第四支队,支队长阮文松,政治委员李赤标,王直任政治处主任兼总支部书记。
 
    由于两广事变的发生,“清剿”闽西南红军的国民党嫡系军队调入广东,闽西南环境有所好转,第四支队下了山。王直认为应当抓住这个时机,向支队领导提出了当前政治工作主要任务就是扩大和巩固部队。于是支队集中力量开展群众工作,在短时间内扩大了500余名新战士参加红军,加上原有200多人,四支队人数达到800多人,编成了三个大队。在此基础上,他又率领政工干部,集中全力做好巩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使新入伍的红军战士很快适应了部队的战斗生活。同时克服了重重困难,抓紧筹集粮食经费,保证了部队供给。在筹粮、筹款中,政策把握的好,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取得群众拥护,又扩大了政治影响,得到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主席来信表扬。
 
    1936年秋,王直调到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处担任秘书工作,负责军政委员会机关报《捷报》的编辑、出版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当时办报条件十分困难,仅有的一架油印机破旧几乎不能用了,他和杨义才费了好大劲才把它修好。当时印报所需的经费,都是借机关人员每个人省下来的伙食尾子,来买腊纸、毛边纸和油墨。王直和其他办报的同志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将《捷报》出版了。军政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方方认为,《捷报》出版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件,各部队各县委都能听到军政委员会的声音,知道各地游击战争活动情况和红军主力长征胜利的消息。这无形中提高了红军战士们坚持游击战争的信心,也加强了党的领导。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和方方同志在机关支部会议上多次肯定《捷报》办刊的成绩。在《捷报》办刊中,印发了《八一宣言》、《季米特洛夫反战讲话》、《干部政策》、《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和《统一战线》等书刊文章,这些油印书刊文章,现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还有存放。不久,王直又任机关交通总站站长,分管永定、平和、上杭、龙岩、漳平等地的交通站。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驻永定金丰山区时,战斗频繁,物质条件十分艰苦。1937年元旦期间,委员会机关转移到牛牯扑一带,当时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已没钱买纸张办报刊,而且面临着断粮的危险。在这个时候,王直想起了当初红四支队在广东大埔筹到很多款子,本来有500块银元需要上缴,但由于当时敌人“清剿”封锁,一时无法送出,只好暂时埋藏在永定河凹头两棵松树之间。他向张鼎丞主席报告了这一情况,张主席立即派王直于当天晚上,带领五位游击队员,来回三个昼夜,冒着被敌人围追堵截的危险把银元取了回来,解决了当时的经济困难,得到了军政委员会各位领导的多次表扬。
 
    随着形势的发展,1937年3月,王直又调回红四支队一大队红四连任政治指导员兼支部书记,直接率部坚持游击战争。此时,蒋介石表面上接受我党“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建议,背地里却命令粤军加紧对闽西南游击队的进攻,要求限期“清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给予粤军以坚决回击,粉碎其“清剿”阴谋。王直参加了袭击粤军一五七师一个排的伏击战,此战烧毁敌卡车一辆,全歼敌人一个排,缴获捷克式步枪14支、机枪1挺、手枪1支、子弹1000余发。随后参加了曲潭、分水岭的对敌攻歼战,取得战斗胜利,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在任指导员期间,还有两件事使王直难以忘怀。红一大队驻南靖科岭时,他患“天花”,全身起小泡,高烧卧床不起。一天早晨,遇到敌人“清剿”。由于敌强我弱,部队边打边往大山里撤。这时他浑身无力,无法行动。敌人越逼越近,喊叫声都听得见。危险时刻,罗桂华、林忠保、赖医生不顾个人安危,硬是轮流背着他,从上科岭跑到下科岭,摆脱了敌人,后安置在老百姓家里医治。王直深感这是出于高度的阶级感情,否则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另一件事是在平和长乐,红一大队红一连班长陈和顺患了重病。王直每天都照顾他,端饭端水,关心照料,使陈和顺感动的流泪,后来在战斗中表现的十分勇敢。红军官兵间的阶级友爱,是艰难困苦中的红军战胜敌人的法宝。
 
    1937年3月12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基本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建议。中共中央的方针从抗日反蒋转为联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红四支队奉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命令,1937年8月,下山到达平和县小芦溪一带进行整训待命。由于1937年7月16日发生漳浦事件,王直率红四连还非常警惕地住在山里。一天,谭震林同志决定王直和班长黄染芳去永定水竹里接刘永生、范钦洪的部队来平和芦溪集中。谭震林写了一封信,叫王直送给奥军的王度营长,要求我军行动时不要误会,要给予方便。为使刘、范部队能安全到达指定地点集中,王直选择了经歧领、陈东坑、大雪亲、溪南一线,终于毫无损失地把刘、范部队和陈茂辉同志领到了指定地点。谭震林同志对这次任务完成给予了表扬:‘“王直同志这次任务完成的很好。”并鼓励他去争取更大的成绩。完成这次任务后,王直又回到了红四连。
 
    红四连在过去的三年的游击战争中,干部战士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经常受到上级的表扬。但由于长期的游击战争,部队高度分散,党支部生活制度不健全,加上物质生活菲薄,很多同志感到疲劳和厌倦。现在,由离群索居的高度分散到供给比较充足的集中生活,有的同志认为应该好好享受了。由于打仗少了,部队的组织纪律性也不如以前了。一部分同志地域观念比较重,不愿意到新的地方去。部队中绝对平均主义也有所抬头,干部因统战工作需要穿一套新衣服,战士认为不合理,也有意见。有的干部对工作不负责任,马马虎虎,管理教育不严或简单粗暴,动辄骂人训人,严重地妨碍了连队对贯彻执行党的新时期的指示和各项任务的完成。王直认为这是因为党支部的战斗力不强,有的新党员质量差,干部的模范作用不好。问题的结症找到后,王直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决定,对连队党支部进行一次思想的教育整顿。
 
    为了搞好这次整顿,王直采取了三个步骤:一是端正大家的认识,明确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二是鼓励和欢迎自下而上的批评,对来自群众的批评意见,不计较态度,不打击报复;三是勇于自我批评,敢于亮丑揭短,这样做,扫除了各种思想障碍,奠定了支部整顿的思想基础。党支部通过整顿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连队邪气下降,正气上升,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支部的战斗堡垒更坚强,干部战士的觉悟显著提高,不良倾向逐步克服。干部战士思想通了,都能自觉地,完成自己所担负的任务。官兵关系改善了,出现的尊干爱兵的好风气。
 
    王直所率的红四连是红九团的老连队,他深知,连队每个同志都是未来革命发展的骨干,一定要将这些革命火种保存下来。当时四连的三个排长是朱传保、郑国英、张胜养,班长是张玉辉、郭了维、曹朝晨、黄步皇等,他们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这些优秀的中坚分子,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他们抓住了下山后休整的有利时机,大力发红军武装。没多久,在长岭下驻扎时,红四连已发展到180多人。军事训练成绩也很好。团营领导给子多次奖励和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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