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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步泰
http://www.mzzg.net 2017/3/16 16: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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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步泰(1910-1987)
 
    又名阮国春,宁德市蕉城区洋中镇凤田村人。1935年2月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新四军3支队6团北上抗日,担任过连级职务。1950年12月退伍回乡。1987年病故。
 

昆山战斗之后

阮步泰

    下面记述的,是我在苏南的一段战斗经历。

 

受挫

    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一天下午,我新四军六团二营四连在江苏省昆山县的梅田村遇上了大股日军。敌人依仗武器精良,向我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为了保存实力,我们部队只好撤退。

    当时我们二排担负掩护部队撤退的任务。我是四班班长兼机枪手。因排长负伤随部队撤退了,排里的战士又伤亡较大,根据敌情,正面阻击不是办法,我就率领战士们退到河对岸的桥头,架起机枪,用密集的子弹封锁住桥面,争取部队撤离的时间。

    被阻击的日军暴怒了,组织起更加疯狂的攻势,枪弹和小钢炮雨水般向我阵地上倾泻而下。激战了一个多小时,我的机枪都打得发烫了。突然听到身旁“啊哟”一声叫唤,回头一看,是弹药手周章金挂花了。我叫道:“你快撤,我掩护!”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狡猾的日军见正面袭击久攻不下,便派出一股部队从河的下游找到一座木桥,悄悄地从我们背后包抄过来,想把我们一网打尽。

    这时,我看天色已昏暗下来,部队已安全撤退,便搀扶着负伤的战友,藏到已经长到齐腰高的水稻田中隐蔽起来。

    日军害怕天黑后受我部队的袭击,草草地搜查了一下,就抬着几十具尸体匆忙离去。

 

转移

    日军刚刚撤退,附近的百姓就举着火把赶来了。我和他们在四周的稻田里寻找自己的战友。这次战斗,我方伤亡很大,我所在的二排,除我和另外九名负了重伤的战友,其余的全部都壮烈牺牲了。

    我们埋葬了牺牲战友的遗体。

    负了重伤的战友们怎么办呢?他们若不尽早得到治疗,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情况紧急,我皱着眉头苦苦思索着。

    这时一位老乡开口了:“听说前天新四军的一所医院转移到河上游的一个村庄,我们可以送伤员到那里治疗。”

    “是真的?”我惊喜地叫起来,“快去找只船来,我们连夜出发!”

    正好,这个村的“保长”是支持抗日的,与游击队有秘密联系,他很快就设法找到一只船。因为第二天他要参加“保长”联会,便派了他的女儿和两个船夫护送我们去寻找医院。半夜出发,一条载着伤员和三十余支枪、几百发子弹以及六十余颗手榴弹的船只出发了。

 

意外

    第二天晚上,我们抵达目的地。为了安全起见,我让会讲本地话的“保长”女儿和两个船夫上岸分头找医院,我留在船上给战友们做上岸治疗的准备。

    过了大约一刻钟,三个人先后回来了。看到他们沮丧的神情,我的心凉了半截──岸上没有医院。

    奔波了一整天的结果竟是这样,我有些不知所措。那位一路上不停地鼓励伤员,为伤员擦洗伤口的坚强的“保长”女儿,这时也难过得忍不住流下眼泪。“不能这样!”我暗暗地下了决心,“要弄清情况!要找到医院!要战胜死神!”

    我们立即上岸找当地的老乡了解情况。原来,这所新四军医院为了避开日寇的“扫荡”,已于昨天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了。通过深入调查,我们还了解到这个村的保长也是一位“白皮红心”的抗日爱国者。并且知道医院转移的新地点。

    于是,我们通过这位“保长”又找到了一只船和两个熟悉水路的船夫。下半夜一时,我们又踏上了寻找医院的新路程。

    经过一天多的奔波,伤员们的伤势明显地加重了,有的昏迷不醒,有的疼痛难忍,发出阵阵呻吟。大约凌晨四时,我给伤员擦洗伤口的时候,发现靠左舷的一位战友身体发凉,赶快趴在他的胸口听,可已听不到心跳声了。这是一位坚强的福建籍战士,名叫赖金村。

    借着朦胧的月光,我含泪掰开他那紧握住船舷的手,用一白毛巾盖上他苍白而又坚毅的脸庞。

    为了抢救战友垂危的生命,船夫们使出浑身的气力摇着船浆。终于在天亮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医院,战友们得救了。

    安顿好战友,已两天两夜没合眼,我困得真想随便躺在哪儿,美美地睡上一觉。可是医院领导来找我,说医院时常转移,我送来的枪枝弹药必须尽快转移到常熟县境内的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去。

    “医院缺少人手,本来希望你能去完成这个任务,可是你已经够累的了……”医院领导踌躇地说。

    “不关系。”我听到这些话,睡意全消,“到了‘民抗'再好好休息。”

    这样,我和一个船夫又经过一个上午的奔波,才到达目的地,完成了运送枪支弹药的任务。

    在“民抗”休息了十来天,正巧有两个通信员往我部队驻扎的昆山方向去执行任务,我就和他们同行,踏上归途。

 

历险

    天刚蒙蒙亮,我和两位通信员就启程了。他们机警地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跟着,不时还摸摸衣摆。那里面缝着“民抗”杨队长写的一张纸条,上面用蝇头小楷记述了我护送伤员、枪支弹药的情况和其他一些情报。两位通信员十分机灵,跟着他们我感到很放心。

    走了一天,我和两位通信员分手了。他们拐道到其他地方传递情报。

    离开“民抗”的第四天,我已经断粮了。那时虽已是夏末秋初,但太阳仍散发着余威,无情地炙烤着大地。更使我难熬的是那“咕咕”直叫的肚子。

    那天上午十点多钟,我看到路旁田里有十多个农民正在劳动,就向他们走去,想问问路,顺便要些吃的。

    可就在这时,离我们二十多米远的公路上突然窜出了二三十个日本兵,盯着我们叽哩呱啦地说道什么。

    我心里一凉,但想想也没有办法,就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向农民走去。

    “老乡,到昆山县怎么走?”我悄声问。

    也许是因为我浓重的闽东方言口音,他们立即就猜出了我的身份。农民暗暗瞟了日本兵一眼,小声地说:“过了公路沿着小路往前走,可是……”

    是啊,那群日本兵仍然站在那里看着我们。我老站在这儿定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往回走,也不行;可往前走,要是日本兵中有能辨别方言的,问我一句话,不就全露馅了!怎么办?我焦急地想着。

    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三四十岁的农民在我头上扣了顶斗笠,朝公路方向撅了撅嘴,示意我继续往前走,随后又低声嘱咐了几句话。

    我按照他说的往前走。刚走到公路上,几个日本兵就围住我叽哩咕噜地叫嚷。难道他们察觉到什么了?我心里一沉,但还是照那老乡说的,假装是个哑吧,“啊──啊──”叫了几声。

    这时,那位老乡走了过来,指着我,对日本兵说:“他的,啊──啊──,哑吧的。”说着,还煞有介事地打了几个手势。

    看来,这群日本兵对我并不感兴趣,他们又围着那农民叫着,还夹杂着往嘴里捧水的动作。

    原来这群日本兵口渴了想找水喝。那老乡带着日本兵走了。

    这次虽然脱了险,但肚子饿得更历害了。

    傍晚,我拐进了一座高山,山路崎岖,树林浓郁,野草丛生。我边走边用目光搜寻着小路两旁,希望能找到一些野果来充饥。忽然从路旁跳出一个小伙子,提着枪站在我面前,叫道:“站住!到哪里去!”

    我看看指向我的枪口,又看看持枪的的一般农民装束,脑子里迅速思考着:站在我面前的是游击队,还是土匪汉奸?现在还很难做出判断,还是先不暴露身份为好。于是就回答说:“到前面县城路过这儿的。”

    “那为什么东张西望?”

    “我想找些野果充饥,我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

    可他不信,押着我往山上走去。走了大约一刻钟,到了一个山洞前,周围聚集着许多装束一般但却带着枪的人。那小伙子把我交给其他人看着,便进去了。我猜想他是向领导汇报情况,便靠在洞口注意听着,想从中辨别这些人的身份。小伙子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我依稀还能听得清楚。

    “听口音象是外地人,一路上东张西望的……说是肚子饿想东西吃……我担心是日寇的耳目,是汉奸,就把他带来了。”

    听到这里我放心了,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这几天奔波的劳累和饥饿感觉也突然变得格外强烈了。

    等到那小伙子把我带进山洞,我又细心观察了一番眼前这位四十开外的男子,觉得他是一位可信任的人,就对他说:“请让其他人到洞外去。”

    他仔细地观察了我一番,同意了。我掀起衣摆,一点一点细心地拆去缝线,拿出“民抗”杨队长写的纸条递给他。

    他迅速地把纸条看了一遍。

    “真对不起。”他抱歉地说:“因为情况复杂,把你当汉奸给抓来了”。

    “没关系。”我说。说实话,几天来离别部队的孤独感和饥饿折磨得我够呛了。现在,被哨兵“押解”到这里来,我还真有点高兴呢。

 

喜逢

    离开游击队的第三天,我进入了昆山县境。这是我所在部队经常活动的地区。但是部队经常转移,难确定其踪影。要在偌大的范围里寻找一支神出鬼没的部队谈何容易?再加上离开“民抗”后,这将近十天的辗转,暑热、饥饿和劳累使我的身体变得格外虚弱,每走一段路都要付出很大的气力。可为了尽快找到部队,找到战友,我拖着病弱的身体不停地翻山越岭,在部队可能驻扎的地方寻找着。

    一天傍晚,暴烈了一天的太阳西沉了,可空气依旧是那么凝滞、燥热,没有一丝风;大地,象是罩在一个热蒸笼里。

    我觉得自己快不行了,胸口憋闷,脑袋晕眩,呼吸不畅,四肢乏力。这些都是严重中署的症状。难道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不!我不甘心。我一定要找到部队和战友,要赶走日寇,还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宁德,建设家园。想到这里,我挣扎着站立起来,找到一条溪流,喝了几口水,给自己“抓痧”,在脖颈、胸口上留下了许多暗红色的淤斑。我意识到:只有尽快找到部队,才能摆脱险境,才能挽救生命。于是我又继续往山里寻找部队了。

    夜幕垂垂地下降了,四周一片寂静。忽然,从前面的一棵大树上哧留下一团黑影。是人,还是兽?困倦和病魔使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做不出相应的反应。

    “四班长──”似乎有人在呼唤我。

    真的是叫我?是找到部队了?要不然怎么有人知道我的职务呢?我为之一振,抬起眼睛四处搜寻着。怎么没有人呢?难道是幻觉?可这时我清清楚楚地又听到了一声叫唤:“四班长,是你吗?你是人还是鬼?”

    我循声望去,这才发现刚才从大树上滑下的黑影是三排的一位战友。这回是真的找到部队了。我再也忍不住了,扑向迎面走来的那位战友……

    “是我呀。你们让我找得好苦!”

    我紧紧地搂抱着这位战友,任泪水在脸上纵横,这象是受了惊吓的孩子回到了久别的母亲怀抱。

    当晚,我向部队领导上交了“民抗”杨队长写的纸条,并向他们讲述了在梅田与日寇战斗的情况以及护送伤员、枪支和寻找部队的经过。部队领导对我的这一经历给予很高的评价。不多久,师部通报表扬了我在这一经历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精神,还在师部的战报上登载了我的事迹。

(陈国秋、金惠福整理)

    摘自宁德市蕉城区新四军研究会、中共宁德市蕉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英名永存──蕉城籍新四军将士征战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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