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首页  |  关于本站  |  民族英名  |  史海钩沉  |  红色景点  |  历史评论  |  军史论坛  | 
今天是
当前位置 -- 民族之光网首页 > 民族英名 > 红星闪耀

蓝荣玉
http://www.mzzg.net 2017/5/5 14:45:25
[浏览次数: 954 ][字号: ] [打印] [关闭]


蓝荣玉(1914-1980)

    福建上杭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福建省政治保卫局科员,武平县独立团、上杭县独立营特派员,红2团特派员,上杭县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红7支队特派员。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第2支队政治部锄奸科科长,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司令部军法处副处长,新四军第1师政治部锄奸部副部长、部长,新四军第6师16旅政治部副主任,苏浙军区第2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在苏南、苏中参加抗日和反顽斗争,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第3野战军24军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福建省民政厅厅长,福建省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历任福建省委常委(直至去世),福建省副省长,中共福建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1980年8月7日在福州逝世。


蓝荣玉自述

    我的祖父很穷,不识字,没文化,家里没有一分田,年轻时靠打短工过日子,有时甚至得去要饭糊口,结婚后租了地主的几亩地,以此养活全家。祖父生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我父亲叫宪义,是老大,其次是宪信、宪佩。几个女儿叫什么我记不清,大姑家我小时去过,二姑、三姑我没见过,四姑嫁到上杭桥子头,是解放后才死的。

    到我父亲这一代,家里日子就比较好过了。那时他们兄弟较团结,直到暴动前都未分家,是个大家庭。我父亲子女最多,有三男三女。二叔有一个儿子(已死),三叔也有一子,叫荣汉,与我同年。父亲是石匠,二叔常年在外做生意,最远时跑到安徽,后回老家不久便死了,三叔也很早就死了。

    我们这一大家庭,当时有十几个人,生活靠租地主田,早稻交给地主,晚稻留给自己,基本上是男的在外挣钱,女的在家种田。我母亲管家,掌管全家的经济大权。她是一个很能干很厉害的女人,既要组织全家的劳动,还要管家,自己也要参加劳动,直到暴动后才死。那时没分家,劳动力多,家里生活还不错。

    我是全家最小的,家里人最爱我,凑钱让我上学。荣汉从小很调皮,大家都不喜欢,常挨打。祖母的样子现在我还有印象,记得她常坐在椅子上抱我。按祖宗排下来,我是第26代,我们祖宗是河南逃荒来的。芦丰有几家畲族的也姓蓝,在大路背。 

    当时农村很封建,二叔没儿子,要我过继给他。二叔到长汀做生意,就把我带到长汀读书。我到长汀后,由于当地土话跟上杭客家话不同,就先学了一年长汀话,到十二岁才进一家私塾读书。十六岁小学毕业,又进中学读了半年。在长汀读书三四年,生活主要靠二叔,家里也不时捎些钱给我。

    1929年夏天我在放暑假回家途中,还曾经历过一次风险,至今记忆犹新。那时交通不便,没公路,没汽车,是坐船回上杭。船到回龙、官庄一带,不慎碰礁石而翻,我被扣到船下,幸好我会点水性,自己钻出水面,爬上船底,顺水漂流而下,后碰到一条船,把我救起,走到回龙,找到我一个堂哥,他想办法帮我搭船回到上杭。后来我母亲还特地带我到芦丰老嘘的一个庙,因我到长汀读书时,母亲曾到那儿祈求保佑,此次遇难不死,定是菩萨显灵,为此要去还愿。

    母亲死后,家庭的担子传到我大哥荣福手上,经济状况就更好了,也没欠什么帐。但后来分家,生活也就下降了。大哥也是打石匠,原来的老婆死了,后又找了一个广东人,带来两个孩子,叫贵荣、贵坤。大哥是解放后死的。大姐永金,以前也曾做过一些革命工作,还是党员呢。大姐夫是做豆腐的,我有一次打游击路过他家,进去坐了一会儿,被坏人告密,就被反动军队抓去杀了。二姐、三姐早年出嫁,死得较早。

    不久,张鼎丞的红军部队来到我家乡,当地的农民起来暴动配合红军,解放了上杭,建立了红色政权,组织了少先队、赤卫队、暴动队等革命组织。我在长汀时就见过红军,知道红军是除霸济贫的军队,就没有再去求学,而加入了少先队。暴动队、赤卫队都是成年人参加的,我因年纪小,只能参加少先队。而后,我担任过乡少先队、区少先队的队长。1930年,我们乡的党支部书记蓝维,介绍我加入共青团,那时共青团有较大的独立性,条件跟入党差不多,经过共青团的考验,就可转党。入团不久,我到区苏维埃当秘书,又调到省共青团委员会组织部当干事,1932年才调到省保卫局执行科当审判员,1933年由我的科长介绍转党。当时从思想上来说,对党也仅是朴素的感情,根本不知道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感到受地主压迫、剥削的艰苦,想跟毛主席、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要翻身解放。还是后来抗战时期进党校,读了点马列、毛主席的书,才懂得一些革命道理。

    到保卫局后,我才认识了梁国斌。1934年有一时期,派我到新泉庙前检查站当站长,就是梁国斌搞了一匹马送我去的,他是长汀人,时任侦察科长。不久形势紧张,检查站撤了,我到武北独立团当特派员,并兼管设在四都的一个红军医院。说是特派员,连支枪都没有,扛一杆梭标,提两枚手榴弹,已算是装备不错了。

    1934年,由于王明路线的破坏,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五次“围剿”,形势越来越紧张。到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我们也撒出长汀,退到四都山里,我又回到保卫局工作。

    没几天,又派我到明光支队当特派员。这个支队当时装备挺强,有一个机枪连、两个步兵连,机枪连配有两挺重机枪、数挺轻机枪。我跟明光支队一块到永定张老那儿去。当时红区基本上都复辟了,到处是“铲共团”,走到涂坊,遇到敌人一个团加上部分民团、土匪被他们拦截,打了整整一天,都没饭吃。后来支队长负伤,我们撤到茶树下,又被敌拦截过不去,只好回过头来往才溪走。有路的地方都不敢走,都是从深山里通过,到了同康,才找到饭吃。然后过紫金山,晚上渡过旧县河,到岩下山,又经白沙至双髻山,最后到永定和张老的部队会合。刚会合,又被敌人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寡不敌众。我们损失很大,两挺重机枪也丢了,伤亡很大,最后组织突围,被敌人打散,过了几天才收拢了一些人,成立杭中独立营。说是独立营,只有53个人,就在岩下山成立基地,在龙岩、上杭、永定边界地区到处游击。由于地方小,活动不开。

    1935年冬天,我们杭中独立营同廖海涛的部队合并,成立杭代第七支队,我调到县军政委员会工作,廖是主席,我是副主席。红军走后,留下一支部队,由谭震林率领一直在福建坚持武装斗争,后来谭就一直在福建闽西指导工作。现在江西省军区有个副司令,叫朱传宝的,当时在七支队当副队长,还有一个叫江涛的,现在安徽淮南那个煤矿工作,那时也在支队里。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是一辈子最艰苦的时期,那时只想到有毛主席,有党、有红军,再苦也不怕。因此尽管那几年都是躲在深山老林里,没有地方住,没有东西吃,并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照样都坚持下来。红军长征初期,连消息也没有,后来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到一些,并常派人到香港打听。听到红军的消息,知道党中央还在,红军还在,信心更强了。

    那时,自己没兵工厂,武器全靠缴获。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抢武器,敌人在一个山上的房里睡觉,趁他们不注意,冲进去抢了挺机枪就往外跑,敌人尾追,我们想用机枪打,才发现梭子未抢来,只好扛着枪快溜。后来还是到龙岩找到两个梭子,才把机枪装备起来,可高兴了。

    在战争年代,特别在当时那种白色恐怖下,工作方法都很简单,不像现在调查啊研究的做思想工作。各级干部权力也大,动不动就撤职枪毙。1937年我当副主席时负责统战工作。有一次,另一个副主席,带着溪口区委书记,还有邱向田和另一个人,到溪口找邱向田母亲接头,记不清联系什么事。当时我叫他们不要去,不听,结果邱向田的老婆与民团有关系,事先通知民团,人家作了布置,四个人只跑了邱向田一个。还有,芦丰区有个区委书记,叫蓝荣喜,有一次我到他那儿布置工作,走后第二天,就被敌人包围,英勇牺牲,敌人把他头给割了,后来还是用钱买回来。为了这两件事,邱向田到廖海涛那儿告我的状,廖也不调查,就撤我的职,主席把副主席给撒了,并派我到上杭城郊开辟工作,一个钱也不给,作为犯错误的处罚,直到国共合作,我才回到部队。

    国共合作时,开始我还不知道,因几个月没人联系(当时还在上杭城郊开辟工作呢),就跑回山上去打听消息,找不到部队,棚子都被敌人烧了。没办法,我就跑到大和坑附近,遇见老百姓就问,才知道部队已经集中。

    不久,在龙岩附近改编成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当司令,粟裕当副司令,王集成当政治部主任,有两个团,我就在廖海涛的营里当技术书记,不久到支队当保卫科长。彭冲、许彧青来部队,都是我接待的。彭冲是漳州人,带着老婆和十几个人一块来。许彧青当时还穿皮鞋,有时行军,他把皮鞋挂在肩上,光着脚走路。

    刚开始国共合作,许多人都不相信,有的部队把派去通知的人都杀了。为了搞好宣传工作,加强同各方面的团结,部队集中没多久,廖海涛派我去与当地的国民党联系。我和另一个人一块从大和坑出发,中午到石铭乡公所,民团还挺客气,请我们吃午饭,下午到溪口乡公所,又跟他们会谈。因天晚就住在敌人的炮楼里,当时可紧张了,一个晚上都不敢睡。因他们这个所长非常反动,我们过去多次想杀他都未成功。第二天,一大早就往回走,乡公所还派了四个民团,说是保护我们,送了我们二三里路才回去。他们一走,我们拔腿就跑,真够紧张的。打了几年仗,都是一些死对头,担心他们下毒手呢。

    成立新四军后,叶挺当军长,项英当副军长,袁国平当政洽部主任。我们二支队是闽西南的游击队编成的,三支队是闽东的游击队编成的,张老是二支队司令兼政委,粟裕是副司令,不久我就到支队当保卫科长。当时的保卫科的任务是巩固部队内部,对社会上要防奸防特。新四军一开始在皖南集中,后来我们开到江南敌后打游击。我们二支队在京沪线两侧,都是我们的游击根据地,溧阳以北、铁路以南是我们主要活动区。

    1940年初,我到皖南军部,学习了一个多月,刚回到支队,形势开始紧张,国民党军队不断制造摩擦,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日本鬼子也利用这个机会向我根据地大肆进攻,我们二支队二团调给军部,其余的跟一支队合并成江南指挥部。那时虽然跟国民党有摩擦,但是既斗争还得讲团结,不能向国民党占领的地方发展根据地,只能向日本鬼子占领的地方发展。为此,我们指挥部过了江,到苏北扩大根据地,过江后就打了黄桥战役,消灭国民党军队好几个师。

    1940年12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使我们军部受到极大损失,叶挺也被捕了。不久,我们在苏北盐城成立新的军部,陈毅代理军长,共分七个师,我在一师当保卫部长,师长是粟裕。

    1942年鬼子大扫荡,国民党又搞清乡,部队很多人精兵简政到敌占区打埋伏。我们师从苏北又过了江,要我带着一个巡视团,跟着46、48两个团(团长王必成和江渭清)的部队一起在江南溧水、溧阳之间同敌人周旋,我们巡视团主要是机关干部,跟着部队跑,减小军、师机关的目标。有一回我们被围在上兴镇附近,跟国民党打了好几天,背后又是鬼子,腹背受敌,最后把我们围困在一个山头上打了好几天,后我们集中兵力,攻占了敌人占领的一个重要山头,打垮了前面的这股敌人,冲了出去,过了公路,跑到鬼子占领区里,国民党军队就不敢追来了。那时我任组织部长,带着巡视团跟着部队到处跑。

    后来形势好转,我们回到军部,后又到师部,把巡视团交给师部,我就要求去党校学习,粟裕批准了。1943年我到华东局党校学习。党校分三个支队,一支队是机要人员,二支队是老干部,三支队是知识分子。我在二支队当支部书记。校长叫彭康,党委副书记叫温仰春,现在上海当顾问。那时主要是搞整风,审查政治历史、思想意识等问题,不管哪级干部,都要轮流去学习。到1944年秋毕业时我做完鉴定,就和熊兆仁一起走,过江到江北来。

    后军部叫我到十六旅当政治部副主任,我们到了苏南区党委(现在江苏煤山附近),情况又发生变化,让我为苏南区党委办一个党校,把干部调来学习。党校还未办完,1945年春节前,十六旅要打孝丰战斗,又把我从党校调出,到十六旅当副主任。当时主任脚不好,不能上前线,就叫我带着政治部在前面。那次孝丰战斗,我们和其他部队一起消灭敌人两个师。战斗结束后,我们北撤,后来粟裕、叶飞等人又从江北带来一些部队,就又组织部队在天目山同敌人战斗,先打临安,又接着打新登,打新登时牺牲不少人。有一次踩响了两个地雷,把我们一个特务营炸的差不多了。打下新登住了一个晚上,敌人几个师来增援,我们就又撤了出来,在临安以北活动。到了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部队撤到煤山一带根据地,整训,集中,扩大,我到苏南二分区当主任,陈茂辉是参谋长。那里的几个县,每个县当时都拉出一个团来,补充主力部队,分别北过长江,到淮安指挥部集中,重新整编。这时我到华中军区当组织部部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到处插手,向我解放区进攻,苏北也到处进行战斗。不久新四军改成华东野战军,我到野战军当组织部副部长、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开始在苏北七战七捷,后来在涟水失利(主要是王必成的六纵担任此任务),于是放弃涟水开始北撤,途中在定州消灭了国民党一个快速纵队。敌人以为我们败逃,就紧追,结果反被我军吃掉74师,使其全线进攻垮台。不久我们又在徐州附近把黄维兵团吃掉。这时我调到24军当政治部主任,皮定钧当副军长,廖海光当副政委,一去就参加淮海战役,打完就渡长江。我们24军一直往前插,从安徽无为过了江,从广德、安吉向杭州挺进。突然改叫我们拦截南京向南逃窜的敌军,完成任务后,我们就留在南京当警备部队,并作为野战军的预备队。等了一个多月,上海战役结束,叫我们去解放青岛,这下思想工作可难做了,大家都想南下去江南,解放南方,谁都不愿往北,但还是要服从命令。向北走到徐州,情况又变化,青岛己被别的部队解放,要我们就在原地待命。这时,十兵团准备进军福建,张老要到福建工作,叫我一块回福建,那时调动工作很简单,一个电报我就来了。就跟着十兵团进福建,我就转到地方工作了。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了。过了几天,我就带着一个干部中队从苏州下来。梁国斌、王心刚也一同来的。解放初期,我们党的工作主要是进行政权建设。当时成立了省人民政府,张鼎丞任主席,方毅任副主席并兼管财政厅。梁国斌任公安局长,我任民政厅长,王心刚管工业厅和交通厅。那时的民政厅权力大,管事多,地县各级的政权建设、社会救济、烈军属的优抚、文教卫生,都是民政厅管。张老对这项工作很重视,记得我常常召集地、县负责人开会,常请张老讲话,他是有请必到。当时省委除了组织、宣传、统战部外,还有个土改反霸办公室,后改成农村工作部,因当时剿匪反霸是农村中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1952年张老调中央,不久曾镜冰来接班当书记兼省长,中断期间,政府工作基本上是我管,江一真也管过。那时叶飞还在十兵团,但也兼书记处书记。到1953年成立政法委员会,管公安、民政等,我当主任,并兼法院院长。记得有一次,南平一些复员军人闹事,抬着尸体,要求到福州,后来我们做了好些工作才把事情解决。闽西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起义的人也是我负责,其中有个头子很出名,叫傅柏翠,原是我们闽西纵队司令,张老还当过他的党代表呢。

    法院院长之后就任专职副省长,行政八级,从那以后再没调过级,直到现在。那时定八级的有魏(金水)、江(一真)、伍(洪祥)、林(一心)、林(修德)等。三反五反时,我也作过一次检查,买了一枝派克钢笔,借了公家七十元,算是挪用公款。那时群众发动起来了,轰轰烈烈的,对我们也是一个教育。

    1958年9月,要我到龙岩下放锻炼,主要是谭震林等人定的。那时看我们年轻,准备培养我们。我开始是到长汀南山蹲点,搞了半年,又回到专区兼专员,李敏堂是书记。

    到1959年我的身体就不行了,累垮了,开始到厦门休息。后来我身体越来越差,血压不断升高,腿、眼也不好,就到上海治病。到1960年,我们从龙岩搬回福州,我又先后去杭州、广州疗养。

    1963年回来,调我到监委工作,后当书记。监委是维护党纪的机关,也容易得罪人。


上杭县志
──有关蓝荣玉的资料

    蓝荣玉,民国3年(1914年)生于上杭庐丰畲族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入闽时,15岁的荣玉即参加革命,任乡少年先锋队副队长。31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参加工农红军,担任福建军区独立二团政治处特派员。其时闽西苏维埃地区在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下,发生了“肃清社会民主党”的错案。三连二排排长郑大根被诬告为“社党”,并以“企图逃跑”的罪名被关押起来。荣玉知道后亲自深入连队调查,取得确凿证据,否定了原来的材料和口供,使郑的错案得以纠正。

    1934年冬,红军主力长征后,荣玉留在岩下山、双髻山一带坚持游击战争。次年夏任杭代县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当时国民党调集8个正规师,纠集地主武装──民团、铲共团、壮丁队等在闽西疯狂围剿红军游击队,在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提出采取革命的两手策略:用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办法对付敌人。这一正确主张,不料却被当“右倾表现”,蓝被撤职。36年1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双髻山召开,张鼎丞主席认为蓝荣玉的意见是可取的,会后便将荣玉留在谭震林副主席领导的双髻山游击队,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谭为了摆脱双髻山腹背受敌的困境,决定利用昔年曾在红四队四纵队与傅柏翠同事的情谊,争取傅部中立。便派蓝荣玉与陈茂辉一起换上便装,带着谭的亲笔信,深入蛟洋,历尽艰险,把信送到傅柏翠手中。此后,傅柏翠逐渐转变态度。当国民党军队进攻双髻山红军游击队根据地时,傅还给红军游击队让开退路。杭代县游击区从此不断巩固和发展。

    1938年3月,荣玉随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到达苏皖前线,先后担任二支队政治部锄奸科科长、江南指挥部军法处副处长、一师政治部锄保部副部长、部长、十六旅政治部副主任等职,为发展抗日力量、纯洁革命队伍,呕心沥血、努力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在华中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任组织部长,为选拔培养军队干部作了大量工作。194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四军政治部主任,随军南下,解放福建,不久,转到地方工作。历任福建省民政厅长、省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省委常委、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为省历届人大代表。曾被选为党的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福建解放后,蓝荣玉为建立人民政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做了许多工作。在负责福建省党的监察工作期间,为维护党纪、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端正党的作风、纯洁党的队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58年春夏,担任副省长、省委常委的蓝荣玉到长汀蹲点,半年后到龙岩专区兼任专员公署专员。时正搞“大跃进”,浮夸风盛行,到处忙于“大炼钢铁”,田里成熟的稻子无人收割,粮食大减产,农村缺粮,蓝荣玉与地委书记李敏唐发现此问题后立即研究,并向省里经管钢铁生产及财粮贸的领导反映,请示省委加以解决。后因病离职,1960年春到杭州疗养兼治慢性青光眼,至1962年春才回福州。当听说龙岩地区因农业减产造成人口非正常死亡时,深感内疚。

    1969年4月,赴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80年8月7日,因积劳成疾,病逝于福州,享年67岁。 

(摘自上杭县志)

赤胆忠心为人民
──忆优秀共产党员蓝荣玉同志
王  直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二周年的前夕,使我回忆一起度过革命战争中艰苦生活的人──优秀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蓝荣玉同志。

    荣玉同志一九一四年出生于福建上杭县芦丰公社的一个贫农家庭里,他从小务农,七岁以后上小学四年,十五岁参加革命。一九三一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党,在上杭芦丰区苏维埃政府做民政工作,同年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福建军区独立二团政治处任特派员。尔后部队整编调任福建省国家政治保卫局当科员。在一九三五年以后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任过杭代县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红七支队特派员。一九三八年任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锄奸科长,随军北上抗日,在安徽径县田坊整训时调任支队军法处长。一九三九年冬调皖南军部教导队第九队(高干队)学习,结业后调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军法处科长,副处长,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一师政治部保卫部长,一九四四年以后任新四军十六旅政治部副主任,苏浙军区第二分区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五年江南部队北撤以后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七兵团二十四军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九年渡江战役以后,随军南下。福建解放后任福建省人民政府民政厅长,政法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副省长,省委常委,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省历届人大代表。党的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省革委会副主任,省第五届人大常委副主任等职。

    荣玉同志为党为人民事业奋斗了五十多年,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鞠躬尽瘁为人民的一生.他是我们党的好干部,优秀共产党员,我们怀念他忠于党,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革命精神,坚持党的原则,秉公办事,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关心同志,爱护群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作风正派的高贵品质。   

坚持原则    秉公办事

    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认识荣玉同志,曾经几度共事和同学。他在艰苦困难的岁月里,顽强的斗争意志,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也善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在斗争中爱憎分明,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他在革命斗争中,较长时间做保卫工作,业务熟悉。在一九三二年冬,他在红二团任特派员时,就感到肃反扩大化不符合实际,那时中央苏区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教条主义、唯心主义猖獗,盲目性很大,随便捕人,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可是荣玉同志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教导,坚持一切案件通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重证据的原则。如他处理独立团三连二排长郑大根,企图逃跑的案件中,就很慎重,不轻信口供、不作轻率的结论,而是亲自深入连队作调查研究,取得确实的证据,弄清了案件的来龙去脉,使这个案件合情合理、得到正确处理。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不仅教育了本人,而且也教育了全体指战员。

    抗日战争时期,蓝荣玉同志又重新负责政法工作,他为了纯洁巩固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十分重视政法干部队伍的建设,部队到皖南休整时,他积极同支队政治部王集成主任建议,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必须提高政法干部的业务能力和政策水平。领导上很支持他,很快开办了训练班,加强了保卫锄奸工作。由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发展,大批的爱国人士和爱国青年踊跃参军参战.部队处在苏皖前线,斗争复杂,敌伪顽千方百计地派遣敌特混入我军队伍,进行破坏活动。我军锄奸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可是荣玉同志在繁重的政法工作面前,坚持走群众路线,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群众性的锄奸工作。部队刚到苏皖前线不久,就在三团二营破获了一个打入我军的伪军朱永祥派来的特务宋朝宗。这个家伙,混入部队后当了营部书记,做了不少坏事,经常把我军情况和行动,告密伪军头目朱永祥。这个案件的侦破,荣玉同志是费了一番力气的,打击了敌人,总结了侦破经验,受到政治部的表扬。荣玉同志从内战到抗战,在破案和判案中,力求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走一个坏人,为巩固和纯洁部队做出了贡献。

顾全大局    维护团结

    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荣玉同志总是顾全大局,搞好团结。那时,在我们队伍中“左”的思想影响在少数人身上还是存在的。办事主观片面,只凭个人的革命热情,妄动硬拼,造成革命的有生力量无谓损失。一九三五年夏秋,荣玉与海涛、火星同志一块工作,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军队配合民团壮丁队,对岩下山,双髫山地区进行残酷的“清剿”,因为敌人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斗争非常尖锐复杂,群众不敢接近我们。保甲长不少靠到敌人一边,荣玉同志根据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结合当前情况,提出了革命的两手政策,实行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以便更好地保护群众利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本来荣玉同志这个意见是对的,对争取保甲长有利,对保护群众利益有利。对坚持岩下山,双髫山斗争也有利。可是,杭代军政委员会个别同志,却把荣玉同志这个正确意见看作“右倾”,不仅对他进行批评,而且无缘无故把他副主席的职务也撤销了。此事在新四军皖南九队学习时,向支部提出来了。(我是九队支部书记,廖海涛同志是九队指导员) 我就把荣玉同志同我谈的这件事与海涛同志谈了。我问:荣玉同志在坚持杭代游击战中究竟有什么错误啦!海涛同志回答说:荣玉同志什么错误也没有!有错误是我的错,我把他副主席撤了,那时我脑子里发热,对敌人仇恨很深,思想方法主观片面,只知道对敌人硬拼,不知道也有妥协的余地,所以对荣玉同志提出的革命的两手政策的正确意见听不进。我发了脾气,说他右倾,可是荣玉肚量大,很原谅我。本来此事张鼎丞主席在双髫山会议时,也批评过我。肯定了荣玉同志的意见是从实际出发的,依靠群众,争取多数、打击少数是对的。后来杭代这个正确的政策执行了,打开了杭西北的局面,也使双髫山背后古蛟区,杭代通龙岩的交通侧翼打通,争取了傅柏翠互不侵犯和不禁运粮食。一九三六年,杭代西北得到发展,许多党的组织得到恢复,上下之间互相联系。谭震林同志在双髫山会议时,总结了这条经验,他说:“杭代能采取分化瓦解敌人的斗争政策,事实证明不仅坚持了杭代原有的根据地,而且得到发展。”由此可见,荣玉同志为了党的事业的胜利发展,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毫不计较个人得失,顾全大局,始终与大家团结共事。他坚信正确与错误,通过实践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一九三八年冬,我们新四军二支队机关刚到苏皖前线不久,政治部王主任派荣玉同志带工作组到大官圩、亭头、黄池开展地方工作。当时,那一带地形、 民情都不熟悉。困难很多,可是荣玉同志不怕困难,积极工作,以身作则,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增进了军民团结。他正确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团结各阶层人民,迅速打开了那个地区的局面。使我们部队在那里站住了脚。把朱昌缘领导的地方部队,团结争取编为新四军,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实际工作中,荣玉同志也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人一起工作,因为他作风民主,有事总是和大家商量,所以有些闹不团结的干部调到他那里,都能团结起来。荣玉同志在支队军事法院工作时,有个干部多处与别人搞不好关系,后来王主任说:调到军事法院去,荣玉同志不但乐意接受,而且表示欢迎。他认为,人的思想是可以变的,只要耐心教育帮助是完全可以转变的。果然如此,这个干部在法院工作不久,转变很快,工作积极肯干,表现很好。王主任说,荣玉团结教育人是很有办法,是个模范。

关心同志    爱护群众

    在解放战争中,荣玉同志一直在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工作。那时我从六纵队调到十二纵队,经过野政一起行动一个多月,我们一到野政就感到很温暖,特别组织部既管党的工作又管干部工作,当时在那里几个待分配工作的干部却说:野政作风民主,对每个干部调动工作都谈谈话,尽管频繁的战斗中,困难很多,但对干部很关心,很照顾。特别使人感动的是,荣玉同志几乎每天都来看看我们,热情诚恳的谈话,很重视我们汇报部队情况,并能尽快的解决问题。对犯错误的干部,也是满腔热忱,按照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耐心启发引导,帮助认识错误,指明改正错误的方向。如对原四六团政委陈绍海同志,他在苏中战役中因为打了胜仗,骄傲自大,目无组织纪律,部队北撤时,拦阻军运汽车,犯了错误,组织上撤销了他团政委的职务,调到野政。荣玉同志对他的错误,既严肃批评,又耐心说服,引导他认识错误的严重性,要他吸取教训,改错就好。绍海同志在荣玉同志帮助下,很快认识了错误,提高了觉悟,甩掉了包袱,轻装前进。后来分配到秘书处做行政工作,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受到领导好评。他说:我有点进步也是蓝部长帮助教育的结果啊。

    荣玉同志不仅关心干部,同时也关心战士,我们四七团到浙江扬枫广整训时,战士朱富良生病,卫生员送他到医院,路上遇到荣玉同志,他看到这个战士发烧到4 0度,脸色苍白,荣玉同志看到他病情很重,当机立断,叫饲养员把自己的马让给这个病号骑到送医院去。饲养员不解地说:“首长你呢?”荣玉同志说:  “我身体健康,可以走路。”朱富良到了医院,知道让马的是蓝副主任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荣玉同志对群众也很爱护,处处维护群众利益。一九三九年冬,支队司令部驻在安徽狸桥头,一天晚上突然听到杨家村“民房失火”的大喊大叫声,荣玉同志立即带了执法队前去抢救。因为是茅草棚,火势很猛,当时群众说,还有人在屋里,荣玉同志毫不犹豫,带了两个战士冲入火海,把两个小孩一个老太太抢救了出来。荣玉这种舍己救人的精神,不仅感动了杨家村广大群众,而且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

    一九四〇年五月,皖南教导队九队结业后,我们一块回苏南前线,路经安徽铜陵时,看到路上几个难民,生活非常困难,荣玉同志心里很难过,就把自己背的一袋米和三年游击战争时保存下来的一块银元送给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娘.难民们感激地说:“新四军是爱国救民的军队”。

坚强党性    作风正派

    荣玉同志是一个党性很强的好干部,他任何时候都是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调动工作从不讲价钱,能上能下服从组织分配。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我们相处中经常可以看到他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一九三九年在皖南九队学习时,首次看到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修养》,那时我们都在一个支部生活,经常听到他说:“我是一个不老不新的党员,用共产党员标准对照一下自己,还差得很远,我要力争做个名符其实的好党员。做个党员首先必须学习,刻苦钻研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如果没有点马列主义水平,科学知识,要做好党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在九队学习他确实是很努力,经常看书,教员讲课很认真听取,讨论时,总是理论联系实际,以总结自己过去工作经验,有针对性来学。有时星期天也不出去玩,而在看书写笔记。因此在学习期间读完了《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几本书,那时我们支部表扬了荣玉同志勤奋学习的精神。

    荣玉同志在教导队不仅学习好,而且工作也很好。在九队学习期间,为了改善学习条件,当时九队驻在石头尖一个小村庄里,没有课堂,也没有饭堂,后来支部号召学员自己动手盖草棚,荣玉同志积极响应。十二月气候严寒,下了大雪,天冷地冻,荣玉同志和大家一样扛木头挑稻草,他十分卖力。有一次把手脚都冻裂了,连走路都困难,他坚持不休息,终于几天之内把课堂盖起来了。荣玉同志还担任支部委员和俱乐部墙报的工作,他服从领导,遵守纪律,工作很积极,班里发现什么问题,经常反映到支部。而他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也经常向支部汇报。有一次,借了老百姓的水桶当时没有归还,群众有意见,他就主动去向群众作自我批评。

    荣玉同志的革命精神是可歌可泣的。这里我回忆的几件事只是几个片断。我们缅怀革命先烈,就是要学习他为党为人民事业奋斗的高尚品德,无私无畏为人民的革命精神,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就是要学习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关心同志、爱护人民、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党的作风,提高党的战斗力,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而奋斗。


回忆蓝荣玉同志二三事

鲁修栋
(1954年至1980年蓝荣玉去世,任秘书)

    蓝荣玉原来是24军政治部主任转业下来。刚来福建时任省民政厅长。

    大的方面,省委对他是很信任的,1954年他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主任、政法党组书记时,掌握政策,他很认真核实材料,经他签字,就可以执行了。政法委秘书长王某某审核的材料,蓝荣玉也要一一过目,拿出自己的意见,甚至改变秘书长的意见,说明他很认真。

    小的方面,作风上,他和底下的同志都很好,很少发火,其实他脾气也是比较急的,但对底下的同志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我跟他当秘书这么多年,他都没有骂过我。

    1954年他任省委常委,1956年任省委常委、副省长,有专车。只要时间许可,他都不坐,宁可走路。平时生活比较艰苦朴素,到长汀河田下放工作时,不忘劳动锻炼,带着秘书,直接到农田第一线参加插秧等劳动。

    喜欢吃肥肉,对他的冠心病没有好处。我跟他出差,吃饭时一人一份,我不吃肥肉,他就把肥肉统统挑去,剩下瘦肉统统留给我了。

    (蓝荣玉的女婿回忆,一次在北京开会时,女婿前往探望,那时他的冠心病已很严重了,甚至发生过心肌梗塞。午餐一块在食堂吃饭,他瞒着妻子,告诉女婿不要跟妈妈讲,悄悄让女婿要了一份红烧肉,竟自吃得滋滋有味,机会难得,就这奢望。)

蓝荣玉的四子

    60年代,有一次,星期六周末,爸爸带我们去看电影。电影《五更寒》看完后出来,我发现爸爸眼睛是湿的。回到家里以后,爸爸就对我说,《五更寒》这个电影拍得很好,确确实实三年游击战中间就是这种状态。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国民党当局在村里实行保甲制,连保连坐,一户支持红军,四邻跟着遭殃。我们打游击,红军游击队坚持在山上没有吃的,下山的时候要找吃的,一周要有吃的吃个死饱,没有吃的都快饿死,没办法他们得下山找吃的。找吃的时候敲老百姓的门,有的老百姓是白皮红心,这种老百姓有的是从墙里头,谁都不敢开门,因为国民党搞的是连坐,那么他不敢开门,好的他就从墙头扔几个饭团子,这种人他就是红心,那么一般来说敲门的都是过去的基础户,大概知道谁谁谁家比较可靠才去敲门,但是再可靠人家也不敢开门,在这种白色恐怖下谁敢开门,爸爸就说,能给扔出几个饭团子,表示这个人这一家,还是向着红军向着共产党的。有的群众则毫无反应,尽管他们知道,老乡皮是白的,心是红的,迫于高压爱莫能助,游击队的同志只能忍着,理解群众的难处,不给乡亲添麻烦,默默离去。

    另有游击战中的小插曲,70年代,有一次同父亲聊天,说到越南发现一条大蟒蛇,打了将近一百枪才将蛇打死,我们公园里的蟒蛇最粗也就十几公分左右就不错了,听后爸爸说他见到最粗的有水桶粗。有一次他们在山上饿得很厉害,就带了两个人下山找吃的,途中在一个山凹地,突然听到有声音,声音很大,远处传来唰!唰!唰!哗哗的声响,以为又遇到敌人搜山了,赶快躲起来,这时看到前方的草啊,自己唿地分开来,出来一条大蟒蛇,足足有水桶粗,他们躲在一边,一声都不敢吭,大蟒蛇就从他们前面游了过去,蟒蛇游过去的地方,草丛中留下一条小道,当时闽西老百姓的水桶至少有三四十公分,这条蟒蛇真是够大的了,说明当年游击区不但存在敌人的威胁,还要提防自然界无处不在的危险。

    三年游击战中,不但要同敌人进行斗争,还要在自然界中同生存进行抗争。在山上打游击,老百姓本身很困难,没有粮食吃,能给你几个饭团子,几个饭团子是有限的,你总不能天天去敲他的门寻求接济。在山上春天、秋天都会好一些,还有些果子呀,还可以找到一些吃的。到了冬天,可就没的吃了,在这种情况下有时饿得实在没办法了,走在路上,看到地上有前面拉的那个,前面有人拉下的一团屎在那个地方,就在里面巴拉巴拉一下,看到有硬的东西抓起来就吃下去充饥,前面拉出来的,后面接着吃进去,就为着填填肚子,因为已经没什么吃的,这种情况他说也是经常发生的,三年游击战起码有三年吧,就碰到很多这种现象,这也是爸爸亲口说的。他说《五更寒》这个电影之所以真实,就是没有参加过三年游击战,没有吃过那个苦,根本感受不到,怎么可能呢,怎么到这种地步?作为现在的人来说,简直不可想象!
    70年代,有一年我从福州调往北京的时候,有几次我都跟他提过,我说是不是让他口述一下,他这整个革命历程,然后,我想咱们有个基本资料,将来可以写回忆录,或者呢他说我们记,写回忆录,后来呢这个,爸爸就说,他说“作为他个人来讲,已经该做的,该为党为人民服务的,他都已经做了,剩下的那些过去那些东西,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希望呢,不留,不写”。就是他所知道的,他有些东西也不给我们说,所以这样子,没有他一手给我们亲口说的一些资料,以及历史上一些他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就没法写。他为了这个未来,为了这个他自己过去的一些事情,也为了他工作过,因为他长期搞保卫工作,所以他这些事情,他这个瓶子的塞子塞的很紧,从来不随随便便透露一些事情,你包括在文革中间,他在上海开会我去看他,他问你来干什么?我告诉他我们学校如何如何,文革开始了。他说你是干部子弟,要听党的话,但是不要参加任何组织,除了共产党以外。标明除了共产党以外,别的组织一概不要参加,所以呢我后来就一直没有参加群众组织。

蓝荣玉的六子

    60年代初,我在上初中,为了配合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班里组织同学们开展访贫问苦教育活动。我想到爸爸早年参加红军,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当地参加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一定有许多感人难忘的革命故事,于是请他抽空聊聊。

    可能觉的我还小,爸爸没有给我讲三年游击战中惊心动魄的大故事,而是给我讲三年游击战中,他和战友在漫长的岁月里,如何克服生活中的艰难困苦,坚持斗争到革命胜利的小故事,虽然只是些末枝细节,足以衬映出一个革命者坚守自己的理想,坚定必胜的信念,坚持斗争,坚持抗争,直至胜利。

印象最深的有二个:
    1、山中打游击,不敢生火做饭,担心暴露目标,况且经常断粮,为了坚持斗争,山中环境好时,他们就四处寻找野果充饥,常因连日断断续续吃野果,致使肠胃功能紊乱,经常发生排便困难,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坚持下来。
    2、三年游击战的生活,最难熬的是遇到连日阴雨,在山中露营,遍地湿漉漉的,找不到一块干燥之地躺下休息,整个通宵只能在湿漉漉的山坡上,屈身而坐休息。条件好点的,能有油布或油布伞挡挡风雨,条件差的缺乏雨具,只能任凭风雨肆虐,全身透湿,通宵达旦。天不放晴,连日只能这样熬着,好多同志因此落下关节疾患,甚至熬不过艰苦的生活,失去宝贵的生命,但是活着的同志,依然坚定信念,不畏艰险,坚持斗争到革命胜利。

1938年冬,新四军第二支队部分领导干部合影于皖南。左起:1、王集成(政治部主任)、2、张开荆(保卫科长)、3、粟裕(副司令员)、4、罗忠毅(参谋长)、5、罗化成(政治部副主任)、6、王绍杰(秘书长)、7、傅狂波(侦察科长)、8、罗桂华(组织科长)、9、蓝荣玉(保卫科长)

 
在二支队
 
 


1949年蓝荣玉

 
蓝荣玉和钟期光
 

 
1939年10月新四军教导队第九队学员在皖南合影。一排左4熊兆仁、二排左2林如成、左3黄玉庭、左4王直、左5王胜,三排左4廖海涛、左5林开凤、左6邱子华,四排左1蓝荣玉、左4张雍耿、左5罗桂华
 


1937年与战友合影


 
1947年与妻子徐月明合影

 
1948年在侯阳

 
1950年10月省政府全体委员合影(蓝荣玉三排右1)
 


蓝荣玉、曾镜冰和陈绍宽在省人委办公驻地

 
1956年在中央党校学习

 
1959年蓝荣玉在龙岩任专员,同李敏堂等领导调查农业生产
 


1958年在龙岩任专员(蓝荣玉前排左3)

 
1961年欢送江一真同志荣调中央工作(蓝荣玉二排左5)

 
朱德访闽(蓝荣玉前排左1)

 
1965年董必武访闽(蓝荣玉右1)

 
1965年12月,陪同陈毅、魏文伯在福建调研时合影(蓝荣玉二排左8)
 


1969年4月24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9年4月24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2年照片

 
1956年照片

 
1962年照片

 
1970年在省立医院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蓝荣玉为福建省民政厅厅长任命书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蓝荣玉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任命书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蓝荣玉为省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任命书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蓝荣玉为省人民政府委员任命书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蓝荣玉为省政府政法委副主任任命书

 
1956年7月蓝荣玉在中央党校学习毕业证书 


1964年蓝荣玉当选福建省第三届人大代表证书 


1977年省第五届人大代表证

 
1977年福建省第五届人大代表证

 
1977年福建省第五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出席证


1979年中共福建省第三届党代会代表证

 
1979年中共福建省第三届党代会代表证

 
蓝荣玉参加九大配戴专门制做的毛主席像章正面

 
参加九大配戴专门制做的毛主席像章背面-署名北京部队 


国防部军人转业证

 
国务院任命龙岩专员的任命书

 
国务院任命蓝荣玉为龙岩专员的任命书 


蓝荣玉参加中国共产党八大证件

 
蓝荣玉参加中国共产党八大证件

 
蓝荣玉参加中国共产党八大证件

        
相关评论:(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此条新闻暂无评论
昵称
*评论内容:(100字以内)
发表、查看更多关于该信息的评论
CopyRight © 2008-2020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民族之光网 版权所有

闽ICP备08104450号-1 公安备案号35010202000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