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复兴专题论文之九[民族之光网论坛]

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纠正错误的能力

---- 建党九十年的鉴证

南下服务团团史研究会汤弘庆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7月成立以来，至今已有90年。在这90年里，党领导全国人民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建国以后，党又带领全国人民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自力更生，大力发展经济，逐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光荣地走上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建设市场经济以来，经济更出现高速发展，社会、政治、文化、民主出现了新的进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引领下，已经在全世界形成了和平崛起的奇迹。前途必将更加光明，并走上更加繁荣富强的境地。但在取得一个个伟大胜利的同时，由于情况复杂，缺乏经验，和少数领导者的认识错误，使党的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失败，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在党的其他领导和全党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失败和错误，都迅速得到了纠正。充分显示了党自我纠正错误的能力。

一、在1927年至1936年期间，曾出现过4次严重错误：

1、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陈独秀是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的最初六年中是我党的主要领导人，大革命时期，他一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革命的开始，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期间，他坚持放弃党对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在1927年上半年当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革命群众们无法组织有效地抵抗，并遭到惨重的损失。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员被大批屠杀，原有6万多党员，被屠杀得只剩下1万多。同年8月1日，贺龙、周恩来、朱德等发动了南昌起义。8月7日，中共中央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八七”会议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特变。其后，陈独秀悲观失望，转向托派观点。为了挽救他，至1929年11月，党中央才不得不把陈独秀开除出党。在八七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述，并返回湖南，组织发动了秋收起义和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把二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随后即选定井冈山地区作为部队的立脚点，开始走上与农民相结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

2、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29年到1930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新军阀之间发生了多次军阀混战。经过2年多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逐步从及其严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和共产国际“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又逐渐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思想。当时，李立三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1930年3月中央政治局派周恩来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由于向忠发缺乏领导能力，中央工作实际上由李立三主持。在李立三的独断专行下，党内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在军阀混战爆发后，李立三即认为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起草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在6月11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至此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李立三随即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暴动准备工作。同时规定红三军团切断武汉长沙铁路，进逼武汉，红一军团进取南昌、九江，掩护武汉的胜利，红二军团配合红一军团进逼武汉，红七军进攻柳州、桂林和广州。当各地红军根据中央指示，采取军事行动时，李立三更认为他的“会师武汉、饮水长江”以及夺取全国胜利的号召很快可以实现。成立了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至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发展到了顶点。其推行的结果，使党的革命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在白区，党的许多秘密组织和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十几个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党组织也全部瓦解。党员、团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敌人捕杀。农村少数人搞的冒险暴动都失败了。农村根据地缩小或丢失。红军也遭到很大损失。因而受到党内一些干部的批评和抵制，并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周恩来、瞿秋白也决定回国纠正李立三等的错误。他们对李立三等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对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为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准备了条件。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接着便离开中央的领导岗位。“左”的错误也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纠正。但共产国际都对瞿秋白等新的中央领导人不满。又派代表来中国指示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3、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王明是1925年就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他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但基本上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只因在校时受校长米夫的器重，并形成一个以他为首的教条主义小宗派。他虽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所批评，但他的基本观点也是“左”倾的。他1929年4月回上海后先后在泸东区委、泸西区委、中央宣传部等部门工作，曾发表过不少文章，系统的宣传“左”倾的思想和政策。当他深知共产国际批评三中全会的消息后，就积极进行反对三中全会的活动。1930年11月，他同博古（即秦邦宪）联名寄信给中央政治局，标榜他们是带头反对李立三路线，指责三中全会对路线没有充分揭露其机会主义实质。不久又再次联名给政治局写信，要求中央政治局收到共产国际10月发来的《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说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是同共产国际路线根本对立的路线错误，实际上它对中国革命问题看法的基调同样是“左”的。信中还批评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的同志抹杀了立三路线和共产国际路线的原则区别，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使已经开始纠“左”势头无法继续发展下去。王明等预知信中消息后，即乘机打起“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串联并鼓动一大批党员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从而在党内出现了宗派活动和思想混乱。同时，在莫斯科又出现了共产国际开会否定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赞扬王明等教条主义小宗派的人，说他是为“国际路线”奋斗的，懂得马列主义理论的，并为他来参加中央领导工作鸣不平。12月中旬，米夫又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华，要求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便通过会议支持以王明为首的小宗派，改变中共中央领导。中央被迫进一步承认三中全会有“调和主义”错误，仍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又任命王明为江南（江苏）省委代理书记，1931年1月，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参加了会议，并多次使用了不正常的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让王明在会上宣扬他的所作所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观点，点名批判瞿秋白，宣称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的彻底改造党。使瞿秋白、周恩来实际上成为会议主要批判对象。米夫还代表共产国际作会议结论。又按照他的远东局名义和中央政治局议定的名单，补选和改造了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瞿秋白被迫退出中央政治局，王明则新选为政治局委员。米夫还留在中国半年左右，一些大政方针主要由他决定，使六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中央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开端。这种现象的出现，和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党仍然缺乏革命经验，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仍然缺乏完整的统一的理解也是和共产国际的不正确干预分不开的。因此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对党内许多人有极大的诱惑。王明等人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等基本问题上，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但在其他一系列政策和策略上，都是明显错误的。他对李立三的错误说是右倾，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实际是王明的许多看法比李立三更“左”。如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其他阶级和阶层都已转入反动的营壘，因此他把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把他们都看成革命的对象。他还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在全国范围实行进攻路线，他还主张在“湘鄂赣多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李立三主张革命的城市工人暴动为主，王明同样坚持城市中心的理论。他虽然也表示要重视红军力量，但完全不懂得敌强我弱形势下红军运动战规律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规律。而指责党和红军及建立起能真正最有保障的革命中心根据地，是真正要反对“左”倾。他提出要坚决打击富农，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斗争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各地贯彻，派出了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对怀疑或不支持他的同志，动辙扣上“左”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随后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为了安全王明即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根据共产国际选举及建议，在上海成立了以博古、张闻天、康生等六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责。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中央派项英为代表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撤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苏区中央及暂由项英代理书记，同时成立中央军委，项英任主席，毛泽东改任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四中全会后，中央又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来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这样就给根据地的工作和反“围剿”斗争带来一些困难，但因“左”倾错误对红军还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仍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