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的父亲黄永山曾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前后长达五年多。长征中任毛泽东主席的警卫班长、中央一队副队长、队长，亲历了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从中央苏区到陕北的二万五千里征途。他在《难忘的年代》中，记录了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岁月里引导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转危为安，使中国革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的点点滴滴。――黄冀闽

征程万里紧随毛泽东

一、到毛委员身边当警卫员
      １９３１年，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兴国县高兴墟战斗后，我从红十二军三十四师调到设在江西信丰县的中央红军总部传令排当通讯员。不久，奉调到中央保卫局受训。
　　是年秋，第三次反“围剿”的作战正在紧张进行，战斗十分频繁艰苦。有一天，红军总部来了一位领导找我谈话，告诉我“组织决定调你到毛委员身边当警卫员”。接到这个命令，我心里是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组织对我的信任，让我担负保卫毛委员的重任；担心的是警卫工作责任重大，自己是农村青年，文化水平低，懂得的革命道理少，万一工作做不好，辜负了组织的信任怎么办？
　　第二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毛委员的住处。这是一座南方普通的农家小院，一进门，就看见毛委员正和几位首长在谈话。带我去报到的机关领导同志向毛委员汇报了来意后，毛主席和蔼地笑了笑，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当毛委员得知我是福建长汀人时，想了想，对在座的几位首长说“二九年，我们是没有准备打长汀县城的，只打算路过那里，后来是那里的敌人先进攻了，我们才应战的。这股敌人好打，只一个反击，敌人就全垮了。打完了仗，抓到敌人旅长郭凤鸣的勤务兵，见到他在哭，一问才知道郭凤鸣也给打死了。”说到这里，毛委员发出了一阵笑声。看得出，对红军入闽打的第一仗，毛委员很是满意。
　　那年，毛委员不到四十岁，风华正茂。当他操着浓浓的湖南口音，纵谈天下事时的机警、练达、睿智，他那种领袖人物所具备的宽厚的魅力，多少年后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二、教会医院加入红军长征
 １９３３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排斥，毛主席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被削弱、被剥夺，最后只剩下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政府主席的空头衔，贺子珍也只能在苏维埃政府中作些收发工作。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毛主席在屡遭挫折后身患重病，决定到长汀县福音医院治病。
　　长汀县福音医院是所教会医院，其医务技术和医疗设备在当时是最好的。院长傅连暲是个具有爱国热情的人，他热爱红军，早在长汀县还是国民党白区时，他就秘密地为我路过长汀的南昌起义部队中的一些重要领导人治过病，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这支起义部队，保护过一批伤员。
　　毛主席到长汀后，住在离福音医院不远的一座小楼里，他一边接受治疗，一边进行调查研究。很快，毛主席就和当地的干部、群众熟悉了。毛主席的住房里，每天除了来给他治病的医生外，就是许多当地的干部、群众。毛主席总是热情接待，和蔼交谈，问寒问暖，了解群众的疾苦，解答他们提出的种种问题。有时，毛主席出去散步，便直接走到田间、地头，向农民了解情况。
 每当夜深人静时，毛主席开始办公了。他时而踱步思考，时而伏案书写，直到后半夜，有时甚至通霄达旦。那时毛主席有个习惯，每天工作结束后，要洗个澡再去休息。因此，我们警卫员估计主席工作快要结束时，就端盆热水放到他的房间里，好让他工作一结束就能洗澡，早点休息。可是经常是热水放凉了又热，热了又放凉了，主席还在办公。我们担心他身体吃不消，有时也用茶罐煮些东西给他吃，可他往往忙得连茶罐也没有动过。毛主席在逆境中忘我的工作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们。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那篇著名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就是毛主席在长汀养病期间写成的。
　　毛主席在长汀治病期间，傅连暲院长和陈炳辉医生经常来看望他。他们看到主席不分昼夜地忘我工作，也深受感动，常常劝告主席要注意休息，而主席总是微笑着点点头。傅院长还时常送些鱼、蛋、鸡来给主席增加营养。傅院长和主席谈话，很是投契，他每次来给主席治疗时，主席就和他谈红军，谈时政，了解医院的工作情况和医务人员的思想状况，给他们讲革命的道理。后来，当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时，傅连暲院长带着教会医院的全体医务人员参加了红军，成为红军的医院。长征途中，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傅院长和他的红军医院救治了许多红军的干部战士，为中国革命事业保留了坚强的种子。我也是在傅连暲同志的治疗下，活着走出了草地。
　　傅连暲院长和他的教会医院，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最困难的时候，之所以坚决地跟着红军踏上了漫长的转移征途，可以说毛主席的个人因素对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主席具有宽阔的胸怀和宏大的气度，他善于团结人，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毛主席身上，傅连暲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三、以后需要你们都可以回来
      １９３１－－１９３４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凭借共产国际的力量，在党中央和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毛主席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逐步以至被完全排斥。
　　１９３４年初，毛主席身边的警卫人员也被迫缩减。当时，我们几个警卫员谁也不愿离开毛主席，心情很是沉重。分别的那一天，主席握着我们的手说：“现在我身边不需要这么多人了，以后如果需要的话，你们都可以回来。”怀着难舍难分的心情，我结束了第一次给毛主席当警卫员的工作。
　　１９３４年秋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后，红军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部队消耗甚大，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小，直至中国工农红军被迫离开苏维埃根据地，进行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惨痛的失败，严峻形势的发展使之不得不请出毛主席，协助为指挥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而建立起来的军事机构的工作。长征前夕，组织上又一次决定调我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担任毛主席的警卫班长。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我们一行二十余人，在飒飒秋风中渡过了于都河，跟随毛主席踏上了战略大转移的漫漫征途。

四、等革命成功了再去苏联
      长征前的准备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只有极少数中央领导人知道。红军为什么要撤离中央苏区？撤离中央苏区后到哪里去？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没有动员，也没有解释，红军的广大指战员都不知道。       
　　长征初期，左倾机会主义者继续推行错误路线，将战略转移变成了搬家式的行动，用大量的红军主力部队掩护庞大的机关行动。中央银行带着沉重的银元，财政部带着大量的苏维埃钞票以及印钞的石印机，军委后勤部带着制造军火武器的机器，卫生部带着各种坛坛罐罐，所有的负重大多靠人拉肩挑。为了避开敌人，中央红军只能沿着赣、粤、湘、桂边境山中的羊肠小道在夜间行进。全军人马拥挤不堪，行动缓慢，平均每天行进四、五十里地。沉重的负载，使部队行动迟缓，更谈不上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因此，红军经常陷于被动挨打、疲于奔命之中。
      长征初期，极为艰苦的行军，使部队疲备不堪，有些战士情绪低落。有一次，一连几天奔走后，毛主席的警卫员王七九同志，发了牢骚，说：“整天就是走，走到哪里去？要走到苏联去呀？”主席听了当时没有说什么，等部队宿营了，大家都在休息的时候，主席提起这件事，他说：“王七九同志说的不对呀，我们革命还没有成功，现在就去苏联，人家会看不起我们，要等我们革命成功了再去。”主席的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他用坚定的革命意志，必胜的革命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着红军战士。
      在中国革命最为困难的时候，毛主席以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战略眼光，科学地预见到中国革命必然走向胜利的光明前景。十五年后，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两个月后，斯大林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用最高规格的礼遇迎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

五、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长征开始后，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红军英勇奋战，突破了蒋介石的三道封锁线，于１１月下旬来到湘江。此时，蒋介石急忙调动４０万大军，兵分三路，前堵后追，构成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之侧。面对敌情，左倾机会主义者惊慌失措，命令部队死打硬拼、夺江突围。为了掩护拖带着辎重而行动迟缓的中央机关，红军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七天七夜，拼死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这一仗红军伤亡惨重，红军主力从开始长征时的８．７万余人锐减到３万余人，红军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之中。其时，在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的会合行动，也对敌人发动了军事进攻。血染湘江后，中央红军欲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已为蒋介石所察觉，国民党遂集中了五六倍于我的兵力，在武冈、城步、绥宁、靖县一线布防，设伏阻截红军。同时，又命广西军阀配合堵击。严酷的现实，迫使战斗力空前削弱的红军，面临着战略方向的重新抉择。
　　渡过湘江后，有一天行军途中休息，警卫员刚给主席铺了个座，让主席坐下来休息，这时，中共中央军事指挥三人团成员之一王稼祥走了过来，同主席打过招呼后，主席就问他：“带我们到哪里去呀？”王稼祥说“同二、六军团会合嘛！”主席对他打了个手势说：“那个铁牛角能钻得开吗？”“那你说怎么办？”王稼祥征询主席的意见。主席说：“要往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到贵州去。”他俩长时间地交谈着，王稼祥逐渐赞同毛主席的主张，佩服毛主席的战略眼光。王稼祥诙谐地说：“是应该避实击虚，这叫做‘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毛主席西入贵州的主张也得到了周恩来和张闻天等人的赞同和支持。
　　红军在湖南边境通道转兵后，势如破竹地进入了贵州。１９３4年１２月１８日在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采纳了毛主席的建议，决定放弃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继续向贵州北部进军，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界根据地。１９３５年１月１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黄平猴场的会议上决定了渡过乌江后新的行动方针，提出了在川黔边界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的追击部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根据地，然后向川南发展的思路。１月７日突破乌江天险后，红军控制了黔北地区，摆脱了长征开始以来一直被动作战的局面，并为决定我党生死存亡的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毛主席以军事家深远的战略思想，审时度势，在十分紧急的关头抓住时机，把握全局，扭转了形势，使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并由此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六、用双脚走出自己的路
      在艰苦的长征路上，毛主席与红军战士同甘共苦，生活上从不要求特殊。组织上考虑到中央首长深夜开会，白天行军，有些首长因疲劳过度，行军骑马时从马上摔下来受了伤等原因，给首长们配备了担架，但主席很少使用，他的担架和马匹经常让给生病的战士或用于驮载行李，主席则常常是拄着一根木棍行军。雪山、草地，毛主席就是用自己的双脚和红军战士一起走过来的。
　　长征途中，每到宿营地，主席都要召开一次会议，总结行军中的经验和教训。会议结束后，大家都去休息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还要研究工作，直到深夜，有时到天明，待部队快起床时，才休息一、二个小时。起床后，洗个脸，来不及吃饭，就跟着部队出发，饭放在一个茶罐里带着，等大部队行军休息时，主席才吃早饭。毛主席为了革命经常废寝忘食，但是他却十分关心战士们的生活，有时甚至具体到极细微的方面。譬如，长征途中打到土豪时伙食好了，战士们就放开肚子猛吃一顿，遇到环境艰苦时，部队供给不足，战士们一饿就是好几顿，这一饱一饥，很多战士的胃弄坏了，主席要求干部们关心战士身体，伙食好了，有吃的了，要节制一些；遇到困难，供给不足时，要尽量想办法让战士们吃上饭。前面部队征集到一些粮食送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时，主席总是把粮食分成几份，留给后面的干部、战士，让大家一起分享。这些粮食对于饥困中的红军战士就意味着生存，意味着生命。
　　毛主席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从不屈服于外部压力。在原则问题上，他从来不让步，始终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当时，共产国际派给我们的那位军事顾问李德，恃傲自大，性情暴燥，略有不满就会发火，就要指责，他的“脾气”，在当时是很有点“名气”的。长征中，尤其是对宿营地的要求，稍不如意，就大吵大叫，有时甚至朝天开枪。碍于他是共产国际代表的关系，机关的同志对他较为“忍耐”，每每看到他发了脾气，总是同翻译一起摆着手让围观的人散去，以免被他误伤。一天行军休息，极度疲劳的战士们躺下来就睡着了，主席也抽着烟坐在路边休息。这时，李德骑着马从后面过来了，他没有绕开正在休息的部队，却策马从战士身上跃了过去。主席见状气愤极了，站起身来，大声地责问他：“你没有看到战士们在休息吗？伤着人怎么办！”。李德见主席发了脾气，耷拉着脑袋，一声没敢吭。此时，这位顾问一点“脾气”也没了。我们没有想到主席会发这么大的火，一点情面也不留给这位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　
　　　　　
七、再回到我身边，那就没有进步了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长征路过贵州剑河县时，有一位衣服破烂的老大娘，饥寒交加倒在了路边。主席看见了，立即脱下自己身上唯一的一件毛线衣，轻轻地披在老人的身上，又从马搭子里取出自己的一条被单，送给老大娘，老大娘激动得连连作揖道谢。临走时，主席又将一小袋白米留给了老大娘。
　　毛主席热爱人民、关心群众疾苦的事情，很快在红军中传开了。广大红军战士深受教育，在主席的带动下，长征途中很多红军战士都把自己的东西送给沿途穷苦的老百姓。在经过汉、苗、瑶、彝、藏、回等许多兄弟民族地区时，红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十分尊重当地兄弟民族的习惯。他们守纪律，不扰民，买卖公平，不动人民群众的一草一木，因而赢得了各族人民的尊敬和信任，扩大了红军的影响。长征途中，一些带路的向导、通司，后来也加入了红军队伍，成为抗日救国的红军战士。
　　毛主席热爱人民，关心同志，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更有着一份真挚的感情。过了大渡河，在从花林坪去水子地的路上，我们遇到了敌机的空袭，负责内勤的一班长胡昌保同志为了掩护毛主席光荣牺牲了。主席非常难过，他久久地低着头，抚摸着胡昌保同志的遗体，沉痛地说：“这样一个好同志，可惜了，可惜了！”主席拿出自己的一条夹被，同我们一起将胡昌保同志的遗体裹起来，用石头垒了一座坟，把胡昌保同志安葬在大路旁边。
　　为了中国革命，毛主席已先后牺牲了好几位亲人，他们埋葬在哪里，那时主席也不知道。但此时，他亲手掩埋好了身边的警卫战士，怀着沉痛、惋惜的心情，又带领红军踏上了长征的路途。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１９３６年西渡黄河回到陕北后，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把我们这些经过反“围剿”斗争和万里长征的红军战士都送到“红大”去学习。临行前，主席对我们说：“到了‘红大’要好好学习，如果将来再回到我身边当警卫员，就不好了，那就没有进步了。”在“红大”学习期间，国民党86师一部袭入瓦窑堡，党中央机关在红军大学学员的掩护下安全撤出，我们参加了这次瓦窑堡战斗。战斗后，党中央迁移到了保安县。没多久，毛主席委派张浩同志来看望我们，张浩同志把我、彭光炳、丁国招、王游合等几位同志召集在一起，了解了瓦窑堡战斗中一部分原在中央机关、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的情况。当时，我还报告了几位战友在战斗中牺牲的情况。最后，张浩同志勉励我们要好好学习，要服从组织分配，并转交给我们每人一双胶鞋和一块银元。
      “红大”学习结业后，我们分下了部队，带着毛主席的殷殷嘱咐和历经数年的教诲，编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奔赴前线，去开辟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

      本文根据黄永山回忆录《难忘的年代》整理，作者黄冀闽系黄永山长女。该文发表于《铁军》总第69期（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