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三次反“围剿”的斗争中贯彻执行、而取得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根据中央指示清除混进革命干部队伍内的地主富农和“AB团”反革命分子的现象，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在周恩来到达苏区及任中央局书记后才有所抑制。1933年1月，临时中央机关也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迁入中央根据地。在上海成立中央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因它继续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和叛徒出卖遭六次大破坏，只存在两年七个月。临时中央对中央根据地原领导人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各项政策都视否定态度，并通过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央军委，撤销红一方面军总部，所属部队也划给中央军委指挥，毛泽东原担任的红一方军总政委职务也随之撤销。但周恩来、朱德等仍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在新的反“围剿”战争中遭到空前严重的失败。在国民党集中力量进行“剿共”战争的时候，日本侵略势力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后进一步向华北伸展。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央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和任何武装部队共同抗日的协定。一度被国民党政府镇压下的抗日民主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蒋介石的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方针，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和社会舆论的谴责。以宋庆龄为代表的部分国民党左派，也坚决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和不抵抗政策。冯玉祥和十九路军的联合共产党共同走抗日反蒋道路，中共临时中央仍然执行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政策，不给有力的配合。蒋介石集团反而加紧组织对中央根据地的军事进攻。但中共临时中央都在根据地内全面贯彻“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为此打击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际经验的领导干部，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和“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撤销了罗明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的职务。说他们是“革命悲观失望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对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面对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己亲自在庐山坐镇指挥的第五次“围剿”，直接领导这次“围剿”斗争的中共临时中央却提出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把两个拳头分开来击敌的计划，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当时，共产国际派军事顾问李德来到瑞金，他来中国虽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但他完全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只是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这就不能不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害。由于博古对李德十分信赖和支持，他们两人实际上成为这次战争的最高军事指挥者，他们废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和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壘战，同敌人拼消耗。并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等口号下，在党内继续执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由于执行李德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术，同强敌拼消耗，结果是敌人步步挺进，红军在节节抵御中屡遭失败。要在根据地粉碎敌人围剿已极少可能。中央不得不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并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主持筹划战略转移的“三人团”，政治上仍由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在国民党军已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时，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突围时，又变得惊慌失措，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指战员进行政治动员，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转移的中央机关和部队共8.6万余人，留下由项英陈毅领导的1.6万余人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但在敌人一路拦截攻击中，红军遭到了很大的损失。特别到广西横渡湘江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军由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革命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转向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博古、李德等人仍不接受。经过黎平和猴场会议才改变了军事工作由博古、李德包办的状况。在占领遵义后，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随后在云南扎西通过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及常委，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党中央总的责任，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当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红军的长征也进一步取得了最后胜利。

   

 4、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央红军在摆脱蒋军的追堵拦截，从贵州北上到达四川懋功与先期在川、甘边界发展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把中央红军退出江西看作是红军战争的彻底失败，并认为蒋军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走。当时红四方面年已扩展到8万多人，但他因害怕与实力较强的胡宗南部队作战。一直反对中央政治局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苏区的主张，而主张南下川康边境，还自持枪多势众，公然向党夺权，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有“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央坚决拒绝了张等人的无理要求，批判了他的错误，但仍任命其为红军总政治委员。由于张的拖延，红军不得不改道经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中央政治局为此在毛儿盖开会再次确定北上战略方针，并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还必须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但张国焘仍不执行北上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论证了北上方针的正确，要求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共同率领的左路军北上和徐向前等率领的毛泽东。周恩来随同的右路军会合。还批判了张  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偏僻地区的错误。而张却擅自发会原属红四方面军的红五军返回河坝，还电会陈浩率领右路军南下，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地区待命。中央为此再致电张国焘强调如右路军南下，前途将极端不利。红军难于在人少粮少的川康藏少数民族地区立足。希望左路军立即此上。而张又背着党中央致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全面分裂危害党中央、当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即报告毛泽东。经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后，决定左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时，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坚持向川藏康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在经过艰难的行军后，到达陕甘根据地，完成了长途行军一年的历经2.5万里，纵横11省，粉碎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震惊中外的长征。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从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中央即在陕北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抗日共同宣言》随即又决定并号召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党中央北上到达陕甘边区时，张国焘  仍坚持南下重过草原，到达四川理番县时，又公然另立“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自封为党中央“主席”，并宣布开除和通缉一些中央领导人。留在左路军的朱德、刘伯承一直同他进行坚决斗争，同时耐心的争取不赞成分裂行动的领导者和受迷惑的指战员。中央政治局为此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其取消和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在南下方针实践中已彻底失败。红四方面军已伤亡很大，从原有的8万多减少至4万余人。对张的分裂行为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涨。同时，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三、六军团即将到来时，张不得不宣布取消它的第二“中央”。但他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还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反党活动，遭到坚决抵制。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中央会合，在抵达甘肃东南部时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深入揭发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指出他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是封建军阀意识在党内的反映，给党和红军造成严重的危害。但仍然建议由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但张阳奉阴违，始终玩弄两面手法，并拒绝对他的教育和挽救。终于只身逃出陕甘宁边区，当了国民党的特务。中央宣布开除张的党籍，受到全党一致拥护。

    除以上几件党内重大的少数领导人执行的机会主义错误外，抗战期间王明从苏联回国，中央确定他和周恩来等组合中共代表团，到武汉与国民党谈判。他反对中央在坚持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同时，必须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实行独立自主原则，反对投降主义的任务。在武汉的实际工作中，发表了许多对国民党原则迁就退让的错误观点。而且在长江局内独断专行，颐指气使，也不尊重在延安的党中央。竞以通知性的口吻致电延安，单独决定下一次政治局会议的议程，并规定会期不超过二天。他抹煞统一战线中不同党派和政治集团的阶级差别，否认抗战营垒中有阶级矛盾，主张只能以抗日或降日为分野，看不到蒋介石集团抗日又有动摇，虽联共又仍然反共的两面性。王明否认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自愿放弃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立场和无产阶级领导权。他把坚持抗战同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要求对立起来。他不切实际地，笼统地强调军事上的一切统一，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在统一抗日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上，幻想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王明在组织纪律上，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执行中央的正确指示，不尊重党中央的统一。不经中央同意，就以党中央名义发表很多有错误意见的宣言、决议和文章。为什么王明会从“左”的错误，转到右的错误。因为国民党在实力上优于红军，使王明产生依靠团民党抗战的右倾思想。也是由于他个人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盲目服从共产党国际对蒋介石抗战的积极性的估计。后来共产国际听了中共代表的报告，确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表示在中共中央队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在六中全会上，批评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迁就主义错误主张。并决定撤销长江局。

    二、建国后，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是在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而发展起来的。他在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社教中又错误的认为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就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他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并在多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黑暗面，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而他的错误想法和作法，被林彪四人帮的利用，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当然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上述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论点是完全错误的。（1）“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实际上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东西，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过去自己提出或支持过的。被否定和批判的是建国十七年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是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艰苦卓绝的奋斗。（2）混淆了是非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要打倒的走资派，都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而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诬陷。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也严重混淆了敌我。（3）“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群众。“文革”初期，党的组织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痶，半瘫痶状态，党的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除极少数极端分子外，也都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这样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就乘机进入了重要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4）“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毛泽东同志虽然在领导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严重错误。但终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在运动中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  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对后来党顺利的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坚持维护我国的安全，执行正确的外交政策，并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和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党没被摧毁，并还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使社会主义制度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统一并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历史再一次证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而顽强的生命力。“文化大革命”所以会持续十年之久，除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很多还有待于探索。我们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对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建设事业，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列主义的科学著作是我们的行动指南，但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而且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做是阶级斗争。而仍习惯于沿用过去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斗争的旧方法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并误认为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在我国和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的错误行动作斗争时，反修防修斗争也容易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从而导致不能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同时，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威望达到了高峰，不可避免地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用日益严重，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使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党的正确政策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恢复的发展，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重新蒸蒸日上，这些都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努力分不开的。同时也不能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犯错误，有几个方面因素：

首先，在建党初期，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还缺乏有力领导革命的经验和群众拥护的干部。同时，当时的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很多重大问题都要听从共产国际的决定，而当时的共产国际不熟悉我国的实际情况，所以也常常会作出一些错误决定，从而影响到我党的工作。

其次，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及其广大的国家，在建党初期参加党并成为党的领导干部，大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好的是大多数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能接受无产阶级影响的，积极要求革命，并为此而团结奋斗。它坏的落后的一面则是：在失去无产阶级领导时，容易转向接受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俘虏。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力量以他们自己的未来面貌来代替无产阶级先进队的面貌，使党和人民事业蒙受损失。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基本上表现为现实问题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不从阶级力量对此之客观全面的情况出发，把自己主观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全面，局部当成全体。因为脱离实际生活，只有书本知识和缺乏感性知识，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教条主义。他们的政治倾向，由于思想方法的主观性片面性，就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由于他们对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因而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在党内反映出来，就构成可“左”倾路线的各种错误。同时，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可以表现为追随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就是小资产思想在坏的一面的特点。在组织生活方面，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因此，和他们的错误作斗争是空气必要的，但也不能简单的打击，而是要从团结出发经过分析批判，而又达到团结的目的。使会党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养成正确的党风，才能比较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第三，马列主义理论是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最科学的学说，但掌握却不容易，在中国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犯些错误。

第四，做为党的各级领导到能力也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提高领导水平。

四、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自我纠正自己的错误。

1、党的宗旨是为广大人民服务，当人民利益受到损害，就要纠正错误。党经历过几十年历史实践教训。组织上，济政治上已成熟了，可以避免错误。关键是几十年来已确立的真理标准，逐步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党内监督的作风在革命战争年代已经建立，批评与自我批评，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防止个人崇拜的优良作风得到加强。

3、群众对党的民主监督加强了很多，网上监督让党有能力及时避免错误。

4、法制建设逐步完善，反腐反贪依法惩办逐步走上正规。

5、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党的思想、政治、经济路线已基本确立。对社会现状分析革命正确，形成符合中国实情的执政基础和成熟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的历史鉴证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未来新的实践中科学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在当前就是要认真运用初步总结出来的有中国特色主义建设的理论，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推向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还全然改错误，但是，有历史经验的铺垫，党仍然是有能力及时纠正错误，仍然是有能力带领名民族走向复兴，有能力把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代代的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