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经考证，对罗、廖首长本身在主观上而言，聚集那么多人并非他俩所愿。为什么塘马战斗聚集那么多党政机关人员，外因是敌人“清乡”逼迫的，内因是新四军内部出现问题导致的。由于以往对这个问题考证不深入，致使罗、廖首长被不少人诟病至今。

为什么在战斗前塘马地区聚集众多的党政机关人员？

新四军十六旅塘马战史考证之四

新四军十六旅塘马战史考证委员会

王东炎  执笔

       经考证，不是因开会之由，召集众多人员聚集塘马，而是人员被迫聚集塘马之后，才顺势开会

由于敌人路东”清乡“来得非常突然，新四军十八旅受到较大损失。中共江南区党委和江南区行政委员会、及其下属第一、二、三行政区机关人员在路东难以立足，不得不分区紧急撤离部队和人员到江北。

位于太湖地区的十六旅四十八团团部和二营（原番号为五十二团二营），奉中共江南区委（六师）之命，仍坚持在太湖地区。这个地区还有未撤往江北的中共江南区党委机关人员、第六行政区机关、保安司令部及下属县级行政机关的人员等。中共江南区委领导的决定是这部分军政人员不撤离，坚持太湖地区斗争，归十六旅指挥。因此，罗、廖首长特派XX参谋长兼四十八团团长，加强领导开展斗争。但不久，四十八团团部和二营就撤离太湖地区到塘马地区。

       四十八团撤离太湖的原因，罗、廖向军部的报告《第六师第十六旅一九四一年概况报告》中就明确指出了：”主观方面，四十八团长xx、政委ｘｘｘ无信心动摇，特别是ｘｘｘ的贪污腐化堕落，领导上的官僚，造成四十八团不团结的严重现象，对太湖形势估计的错误，引起部队情绪低落，发生严重的逃跑叛变，．．正因上述关系，主力放弃太湖．．．（《新四军与苏南抗日根据地》１０３３页，江苏人民出版社）。罗、廖首长是迫不得已，不得不将四十八团二营于11月5日撤到塘马（经六师批准）整训。中共江南区委机关、第六行政区机关和第六保安司令部所属警卫连队（两个连）及下属县级机关部分人员，也不得不随之从太湖地区撤离到塘马地区。由于四十八团党委班子内发生思想斗争，后

经罗、廖首长查询，四十八团主官还有谎报军情之嫌， 报六师查核后批准，XX参谋长受到降职处分（政委罗福佑还有其他问题，之前就已撤职处分），暂任四十八团团长，准备过几天离职到江北学习。（ｘｘ团长战后到江北学习，后又到浙东纵队任正团职支队长，抗战胜利后北渡长江组建华野一纵时，升任2旅副旅长）

在太湖地区党政军人员到塘马之前，即9月6日，日军袭击驻句容的第五行政区机关，巫恒通专员被俘牺牲；9月29日，日军奔袭句容第五保安司令部，中共路西北特委书记陈洪被俘，突围人员被迫撤到塘马（《王直回忆录》第121页，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之后（10月上旬），苏皖区特委接到谭震林、邓仲铭电令通知，路西北特委与苏皖特委合并。11月1日在塘马召开了合并的会议。仅以9月份到11月1日时间上分析，是人员被迫撤到塘马后，才开合并的会。

中共江南区委、第六行政区等人员是11月15日前后到达塘马的。罗、廖首长是在11月22日《第六师第十六旅一九四一年概况报告》中才向军部提出第五、六行政区合并之事。（《新四军与苏南根据地》下册第103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报告中说：”现职意第五、第六两个行政区及保安司令部合并名为苏南行署及苏南保安司令部，编为苏南警卫团，第一团不设团部直归保安司令部指挥。“ “现职意”三字明确说明第五、六行政区机关的合并，在11月22日还只是罗、廖俩人的一个意向，还要等待军部批复才能开会。史实是11月25日苏南军政委员会等到上级批复后才召开合并的会议。很显然，不是召开会议聚集了众多的党政机关人员，而是机关人员聚集后才召开的会议。还有税收工作会议，也是在众多人员聚集后才召开的（还有说没有来得及开会敌人就来袭击了）。另

合并会议和税收会议也不需要召集数百人来开会。塘马聚集党政机关人员过多，对罗、廖首长和欧阳惠林特委书记而言， 并非主观意愿，开会只是在人员不得已聚集之后的顺势而为。为此，罗、廖、欧阳也采取了措施疏散人员。部队方面，四十八团团部领导胡品三、张鏊、黄峰等就是战前的几天带领一部分人撤往江北的。地方人员也在疏散，汪大铭等同志也是在战前离开塘马的。

       需要提出的是，有人在文章中论证这件事时相当不严谨。例如文章中引用王直同志《关于塘马战斗》中的一段话：”据我了解，那时有一个会，是苏皖区党委（军政委）召开的，还是罗、廖召集的我搞不清，旅供给部长张继昌说，大概是收钱粮的会议，因为财政部门的同志都来了，会还没有开，仗就打起来了。“ 这段话意思很明白，战前开会是有的，但王直本人没有参加这个会，既不知道开会的时间，也不知具体地点，谁召开的也搞不清楚；税收会还是听别人说的（张继昌），这个会开没开也不清楚。王直同志的话语，离能作为证据的标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必备要素）相差甚远，而文章却认定“王直的文章是很好的依据”，来定论“开会”是召集众多人员到塘马的起因，并以此作出“苏南党政干部云集塘马是由他们三人决定的”的判定（三人指 罗、廖、欧阳）。这可以说是”滥用证据“（即不能作为证据，但非要作为证据）的典型了。

       塘马战前不是开会聚集众多人员， 而是聚集后才开的会，这充分说明不是罗、廖首长的主观犯错，这也意味着新四军军部 给予罗、廖同志”忠实、坚定、勇敢、负责“和”卓著功绩“定论，以及作出”突出贡献“的评价是实至名归的。

                                                                                                                    写于2025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