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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赣粤边游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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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粤边游击区  发帖心情 Post By:2017/8/21 11:30:12

     

赣粤边游击区

 

    赣粤边游击区,位于江西省南部和广东省北部边界,包括江西省的信丰、南康、赣县、大厦(今大余)、上犹、崇义、龙南、虔南(今全南)、定南和广东省的南雄、仁化等11个县的部分地区。如果喜欢本小说,请推荐给您的朋友,记住我们的网址www.jlgcyy.com它的中心区域在江西信丰、大庚和广东省南雄三县交界的油山、北山地区,原为中央苏区赣南省的边缘游击根据地。这里的群众基础较好,又是蒋介石军队和广东地方军阀的结合部,再加上这个地区的地形复杂,丛山密林,活动方便,便于红军和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1932年以后,赣粤边游击区成为中央苏区的西南门户。1934年秋,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后不久,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即派出一支部队到这个地区坚持与发展游击战争。1935年春,项英、陈毅及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的部分红军与在此地坚持斗争的游击队会合。从此,赣粤边军民,在项英、陈毅以及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下,在极艰苦的环境中,不屈不挠,顽强斗争,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多次“清剿”,在斗争中求生存和发展,不仅巩固了原有的油山、北山、信(丰)(南)康赣(县)游击区,而且开辟了以青龙山为中心的“三南”(龙南、虔南、定南)游击根据地。

    一、奠基赣粤边

    (一)项英、陈毅抵油山

    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中共中央分局、赣南省委为加强赣粤边的斗争,于1934年12月初,在雩都小溪成立了中共信(丰)(南)康赣(县)(南)雄特别委员会,由原在赣粤边坚持斗争的李乐天任特委书记,杨尚奎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王龙光任组织部长,刘新潮(刘建华)任少共特委书记。同时决定成立信康赣雄军分区,李乐天任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向湘林任参谋长,李国兴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分局、赣南省委还为信康赣雄特委和军分区调配了一批领导干部。

    12月下旬,李乐天、杨尚奎等人率领新组建的信康赣雄特委、军分区机关和一个营的部队共700余人,在赣南军区主力部队的策应下,从雩都小溪出发,以突然的行动在赣县的大田、大埠之间,渡过桃江河,横穿信康公路,翻越信丰、南康交界的大山,经信丰县的上采村到达油山廖地村,同在这一地区坚持斗争的信康赣县委书记刘符节、工作组的叶明魁、游击大队长曾彪率领的油山游击队1935年1月,中央苏区形势日益险恶,赣粤边游击区的形势也随着紧张起来。广东军阀余汉谋带着一个军的部队又从追击主力红军途中回到了大庾、信丰、南雄地区。随后,对游击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

    3月底,项英、陈毅机智地越过国民党军封锁线,到达信丰县油山廖地,与赣粤边特委领导人李乐天、杨尚奎等会合。4月初,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赣南军区部分突围部队也到达油山廖地。至此,相继汇集到油山的红军和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总数达1400多人。

    项英、陈毅到达赣粤边后,4月初在广东南雄县大岭下村召开了信康赣雄特委和军分区领导干部会议,听取了特委3个多月来的工作汇报。对于信康赣雄特委和军分区胜利到达油山,并保存了力量,站稳了脚跟,项英、陈毅给予了赞扬。但同时对特委、军分区存在的盲目乐观情绪和不切实际的工作方法提出了诚恳的批评。项英、陈毅强调指出:国民党军“清剿”在即,机关要精简,部队要分散,不能搬用过去中央苏区建立政权、打正规战的做法。为了适应扩大游击区的需要,项英、陈毅决定派军分区参谋长向湘林率部分部队到信丰县与安远县交界地区去接应突围中失散的部队;派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部前往南雄县北山待命。会议还决定将信康赣雄特委和军分区改为赣粤边特委、赣粤边军分区。陈丕显参加特委领导。此后,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等即率部向北山转移。同时命令油山游击队转向信丰县崇仙一带活动,以摆脱国民党军对油山的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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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长岭会议,制定正确方针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的指示精神,统一干部的思想认识,转变斗争方式,1935年4月上旬,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在大庾县的长岭村召开了赣粤边干部会议(史称长岭会议),蔡会文、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王龙光、刘新潮(刘建华)、李国兴等近7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分兵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分析了形势,研究和部署了在赣粤边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和策略。项英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他指出:中央苏区虽然丧失了,但主力红军的存在和游击战争的进行,必将推动新的革命形势的到来,那种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的悲观情绪是错误的。对于如何开展游击战争问题,项英强调说:游击战争应以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为主体,反对单纯地打土豪。打土豪要严格地执行政策。陈毅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我们要对新的形势有足够的认识,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发展游击战争,积蓄和保存力量。我们一定要插一杆红旗在山顶上,寻机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清剿”,扩大武装,扩大根据地。会议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的方针,并决定在军事上以南岭山脉为依托,以北山、油山为主要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强调在战术上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体,反对硬打强敌,要采取袭击动作和打圈子等方式反击敌人的“清剿”。长岭会议决定将赣粤边游击区分成5块游击区,即油山区、北山区、信康赣区、信南区、上(犹)崇(义)区。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会议决定红军和游击队编成4个大队和若干小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争:1.蔡会文率两个大队向崇义、上犹县边境和湖南的汝城、桂东县一带发展,建立游击区,并设法与奉命进军湘南的原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及湘赣省委取得联系。2.李国兴率1个大队到崇义的文英、古亭一带发展游击区,把北山游击区与湘南游击区连成一片。3.一个大队到大厦的洪水寨、娘娘庙一带开展游击战争。4.一个小队到广东南雄县西部山区活动。5.一个小队留在北山随特委活动。6.黄成则、张日清率一个小队到“三南”(龙南、虔南、定南)扩大游击区。项英、陈毅和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人随特委和军分区司令部在北山行动,指挥各地的游击战争。长岭会议,是中央分局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彻底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的指示的又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赣粤边游击区新的行动方针,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坚持赣粤边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对胜利坚持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二、最艰难的日子

    (一)棚洞遭袭与北山事件

    1935年4月,国民党粤军第1军军长兼江西第6绥靖区司令余汉谋率3个师在保安团的配合下,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国民党军从渡口到公路,从公路到山脚下,构筑三道封锁线,村村筑堡,层层包围。还以营连为单位组成“清剿”队,采用“听响声,看烟火,跟脚印”等办法,进山“抄剿”、搜寻红军游击队,并派出便衣侦探,伪装红军,到山林中伏击红军游击队。国民党军在实行残酷军事“清剿”的同时,还采用“剿抚兼施”的手段,进行政治欺骗,企图瓦解红军游击队的军心。强化保甲制度,组织“铲共义勇队”,严密监视和控制群众的行动,切断群众与红军游击队的联系。为了配合军事“清剿”,国民党对红军游击队实行经济封锁,限制群众购买粮、油、盐,更不准往山里运送,一经发现,即以“通匪”、“济匪”论罪处决。国民党军企图通过这些手段,断绝红军游击队的物资来源,把红军游击队困死在深山老林里。

    面对国民党军的疯狂军事“清剿”、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解”,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依靠人民群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领导红军游击队积极开展反“清剿”斗争,并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提高斗争艺术。

    长岭会议之后,项英、陈毅率领中共赣粤边特委、军分区和游击队100余人到达北山。国民党粤军在当地土匪周文山部配合下,“清剿”北山红军和游击队。一天,游击队员运粮被“进剿”的敌人跟踪追来,直到赣粤边军分区司令部宿营地棚洞村才被哨兵发现。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等安全脱险,找到一片树林中隐蔽起来,并计划以后的行动。

    在棚洞村遭袭击以后,为了便于隐蔽和行动方便,项英、陈毅决定将部队和机关进一步缩小,分散活动,派王赤带领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到文英与先前去的一个大队会合,开展游击活动。另派一部分工作人员带领一部分游击队员在游击区内恢复群众工作。项英、陈毅和李乐天等带领侦察班、特务班采用在山中搭棚打拼的办法,对付敌人的“清剿”,从此与房子告别,在山林中开展游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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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敌人在“清剿”中注重对屋场的包围和袭击,项英、陈毅等总结赣粤边游击区以往的经验和这次在棚洞村遭袭击的教训,遂不居房屋而寄宿于山林,由此发展成为搭棚子的打拼方式。并在实践中总结出搭棚的打拼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即:有群众基础;有森林且复杂的山;遵守一切秘密原则。根据赣粤边游击区的经验和当时国民党军进攻的情形,他们还规定了若干个搭棚打拼的原则:1.位置的选择必须要退路好而能隐蔽地退。2.要有很好观察的哨位。3.要有很好的出进道路,不至于暴露目标。4.要经常转移,不能久住一地。

    为了便于指挥各地的游击战争,特别是便于与湘赣、湘南红军和游击队取得联系,项英、陈毅和李乐山等带领一部分直属队转移到江西大庚与广东南雄交界之帽子峰以西的山区,这里地形复杂,便于活动和隐蔽。项英、陈毅在斗争实践中提出了行军和保密等有关原则。行军原则是:1.行军要选择时间,不能随便行动。2.不走大路走山路,最好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以避免敌人的埋伏。3.过山坳最好从旁山爬过。4.夜间行军要慢,免失联络。5.行军距离要短,尖兵须距离在10米开外。6.行军时绝对禁止讲话。保密原则是:

    生火做饭不出烟;说话须小声;出进要不留脚印;各机关无工作关系不准往来。这些原则是游击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对指导赣粤边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赣粤边红军游击队遵循上述原则,巧妙与国民党“清剿”军队进行周旋,并采取“调虎离山”、“引蛇出洞”、“化装出山”等战术,伺机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5月下旬,油山游击队在队长曾彪率领下,跳出粤军包围圈,夜袭南雄县乌迳圩,全歼靖卫团。随后,油山游击队又夜袭大庾县游仙圩,歼灭保安团一部。7月,三南游击队在队长黄成则、政委张日清率领下,进入虔南县青龙山腹地,开展游击战争。8月,信康赣游击大队在大队长肖玉山、政委康世光率领下,袭击了驻黄泥巷据点的国民党保安团分队。9月,油山游击队在(南)雄(大)厦公路,伏击粤军车队,缴获一批弹药和物资。红军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扰乱了国民党军的“清剿”部署,使余汉谋计划3个月消灭赣粤边红军和游击队的企图终来得逞。

    1935年10月,余汉谋利用叛徒龚楚破坏赣粤边特委领导机关,制造了“北山事件”。早在同年5月,龚楚率部转移到湘南后,在湖南郴县黄茅地区投奔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叛变革命。10月,余汉谋令龚楚带领粤军30余人,伪装成红军游击队,深入到赣粤边游击区。到达北山后,贴了一些标语,欺骗当地群众说是湘南的红军来找关系。时值赣粤边特委后方主任何长林出来买东西,不加考查即与龚楚会面。在龚楚的威胁利诱下,何长林也叛变了。何长林带龚楚率领的伪装成红军游击队的粤军30余人进入北山天井洞附近的龙西后,以集中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一部集中围歼,除八九人冲出包围外,30多名红军游击队员壮烈牺牲。10月20日,龚楚、何长林又带粤军“抄剿”项英、陈毅驻地。途中遇见外出执行任务的侦察员,他们以向项英、陈毅汇报工作为名,要侦察员带路。侦察员机智地识破他们的阴谋,在到达营地时抢先登山,告诉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和特委领导成员听到枪声,迅速转移到一个森林里隐蔽起来,使余汉谋和龚楚的阴谋未能得逞。

    北山事件之后,项英、陈毅估计龚楚可能窜到油山和信丰、南康两地继续进行破坏,立即派人通知这两地的县委和游击队作好防范,以避免损失。同时认真分析部队的思想情况,采取在游击队内部开展形势教育和反叛徒斗争等一系列措施,提高指战员的思想觉悟。项英提出把革命前途的教育放在首位,使全体游击战士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念。项英强调要在政治上坚决反对那种认为“革命前途渺茫”的悲观主义倾向,号召大家坚信,红军是土地革命战争特别是游击战争中创造出来的,同样也能在游击战争中得到巩固和发展,这就是革命的前途。项英亲自编写政治教材和文化识字课本,耐心地做政治思想工作。对那些为革命奋不顾身而英勇牺牲的人,给予高度赞扬,号召大家学习和发扬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对于那些被国民党军监禁的游击队员和人民群众,尽力设法营救;对那些错误缺点较多、思想动摇的人,则尽量避免简单粗暴的批评,而进行耐心说服教育,以增强其革命信念。陈毅指出:目前南方游击战争到了最艰苦的时候,打死、饿死、病死随时都有可能,真正的革命同志要坚定信心,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革命的骨干,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

    根据革命自觉的原则,游击队正确区分和对待三种人:一是对不愿留下来的,首先从思想上进行帮助,实在留不住的就发路费送出境,劝其站稳立场,不要叛变和危害革命,这叫以礼相待,好来好去。二是对已经离队但有

    悔改表现要求归队的,表示欢迎,不歧视,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三是对有一般性变节行为的,通过亲属好友做工作,争取其中立,不危害革命;对顽固不化,严重危害革命的叛徒,则坚决予以镇压。这叫善恶有分,区别对待。由于坚持进行具体实际的思想教育和反叛徒斗争教育,认真执行区别对待的政策,使赣粤边游击队指战员的思想更加一致,组织更加纯洁,大家亲密无间,生死与共,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去迎接新的战斗和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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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封坑”与反搜山

    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在连续数月的“清剿”红军游击队活动中,未能达到目的,于是在1935年11月初,采取移民井村和赶群众出山的“封坑”手段,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更为残酷的“清剿”。

    余汉谋命令所属部队将红军游击队活动的山区的群众全部强迫出境,一切粮食均要搬出,如若不肯搬出,即以“通匪”论罪,并予以枪决,妄图将红军游击队陷入无人无粮的空山中。国民党军队将赶出山的群众并于山边山外的大屋场居住,由保甲长严密监视,以断绝与红军游击队的联系。各山坑及要道经常由军队巡察埋伏,以使红军游击队无法出山。同时组织谍报队、守望队、观火队,寻找游击队的踪迹。余汉谋军企图用这种“封坑”手段把红军游击队冻死、饿死、困死在山上。

    为了挫败国民党粤军的“封坑”,项英、陈毅在信丰县的潭塘坑召开中共赣粤边特委和信康赣县委、南雄县委联席会议。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王龙光、刘新潮和南雄县委书记罗世珍、信康赣县委书记刘符节等出席了会议。项英在会上指出:敌人的“封坑”是进一步的进攻,把群众与我们隔离,便于其“清剿”,陷我们于空山而饿死。他批评了有的地方党组织空喊反对出山,没有任何工作布置的做法。他强调说,目前不是空喊反对出坑,而是有计划有胆识地领导出坑的群众进行斗争。会议研究了7条对抗国民党粤军“封坑”的办法:1.有计划地分配党团员随群众出山到大村庄居住,在那里重新组织党支部或党小组,继续领导群众斗争;2.动员群众离山之前把粮食埋藏起来,留给游击队使用;3.游击队转移到边界地区埋伏,或深入国民党军后方袭扰;4.组织群众性的游击小组积极配合游击队的行动;5.动员群众以“无房住,无柴烧”为理由,开展“闹回坑”的活动;6.警告保甲长,不准他们胡作非为;7.做好少数落后群众的工作,使他们不受国民党军的欺骗和利用。

    为了加强对各地反“封坑”斗争的领导,项英、陈毅和中共赣粤边特委决定分散到各地指导斗争。项英、陈毅到信康赣县委;李乐天率直属队到信丰崇仙地区,向三南边界发展新游击区;杨尚奎、陈丕显到南雄县委;王龙光到大龙中心区委;刘新潮到信丰上乐,领导游击队向大庾、南康边界活动,并在潭塘坑设立秘密交通站,建立三条秘密交通干线,以便与各地加强联络。信康赣县委和南雄县委负责人则分散到各区委,深入到山边或山外加强对新区群众工作的领导。领导机关的进一步分散,不仅加强了对各县委、区委和各地群众反“封坑”斗争的领导,而且使党组织和游击队在群众中得以保存和发展。

    赣粤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广大指战员在反“封坑”斗争中,英勇顽强,机动灵活,巧妙地袭击国民党军。红军游击队针对国民党军“清剿”中早出晚归的特点,经常事先隐蔽在其回去的路上打埋伏、截尾子。有时采取调虎离山的战术,出奇不意地跳出封锁线,奔袭国民党军后方驻地。红军游击队在反“封坑”斗争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36年1月底,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政委李乐天在从油山返回崇仙区途中,在信丰县凹背村遭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一个营的包围,突围中不幸腿部负重伤,他沉着迎战,掩护战友突围,一连击毙几个粤军士兵之后,用最后一颗子弹壮烈地以身殉职。李乐天的牺牲是赣粤边游击区的一个重大损失,他的牺牲更加激发了赣粤边游击区军民反“清剿”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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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春天,正当赣粤边游击区反“封坑”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获悉国民党粤军密令各地保甲组织:“要组织1万民众,自带柴刀、火柴和7天的口粮,随军‘搜剿’,违抗命令者,以通匪论罪,格杀勿论。”

    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立即开会进行研究,认为这是国民党军在游击队广泛发动群众对抗“封坑”,使其阴谋破产后,施展的一个狠毒的伎俩,企图把油山变成秃山,使游击队无处藏身,从而断绝革命的根苗。

    不几天,粤军余汉谋部果然要大庾、信丰、南康的群众,大举搜山,强迫群众携带斧头、火柴和粮食,分路搜山。每路有粤军或保安团一个连,并强迫群众200余人随同,对信康赣游击区进行“梳篦式”的大“抄剿”。

    赣粤边特委在项英、陈毅领导下,采取敌进我退,攻其不备的战术,开展了反“搜山”斗争。首先领导机关由信丰转移到大庾、南康境内暂时隐蔽,工作人员撤到山外,动员群众把棚子全部拆毁,消灭目标。当国民党军进山“抄剿”时,红军游击队则到山外游击,突袭国民党军的后方机关,吸引“抄剿”的国民党军出山。当国民党军在上乐地区开始烧山搜山时,信丰游击队急行军80里,潜入到粤军后方的信丰西牛一带,白天隐蔽在密林里,晚上出来放冷枪,贴标语,打乡公所,抓土豪。游击队从西牛一直活动到龙回、大龙区,闹得敌人晕头转向,弄不清楚到底来了多少游击队而自乱部署。其次是组织动员群众对抗搜山。当敌人强迫群众砍树时,群众故意拖延时间。当着敌人的面,用刀砍两下;敌人一走开,就用刀背砍。当敌人强迫群众搜山,群众就用“杭唷!杭唷!”的山歌声,示意游击队隐蔽或离开。再次是组织游击小组在山外砍电线,在洋油箱里燃放鞭炮,纷纷传说来了游击队,扰乱敌人的后方,使其首尾难顾。搜山的国民党粤军害怕游击队端掉他们的老窝,便提前把部队调出山,把被他们胁迫进山的群众解散。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万人大搜山”,闹腾了几天,便草草收兵。
 (三)靠人民,战胜困难

    由于国民党军长期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给红军游击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那极端艰难困苦的日子里,红军游击队被围困在深山老林里,昼伏夜行,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生活极其困难。首先是断粮后的饥饿。反“清剿”前,人民群众在山上一些秘密地点给红军游击队埋藏的粮食、油盐吃光后,红军游击队只好以野果、野菜、草根充饥。饥饿折磨着红军游击队广大指战员。正如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所写的:“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其次是寒冷与风雨的折磨。真乃是“野营已自无帐篷,大树遮身待天明”。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许多红军游击队指战员几乎没有住过房屋、脱过衣、离过枪睡觉。开始时还可以搭竹棚、杉皮棚、茅草棚居住。敌人大搜山时,棚子成了敌人袭击的目标,只好拆掉棚子,几个人在大树下背靠背地睡觉,下雨天撑把伞或在树上支块布,以避风雨,但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野草丛中过夜。到了深秋和冬天,淫雨绵绵,寒风刺骨,红军游击队生活更加艰难。陈毅的《赣南游击词》再现了红军游击队夏天宿营的情景:“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浸衣被夏犹寒,树间卿卿鸣知了。满身沾野草。”红军游击队不仅要同饥饿、寒冷作斗争,还要忍受着疾病的折磨,许多游击队员病倒了,一些伤员因无药得不到治疗而牺牲。陈毅的伤口因无药医治而多次化脓,1935年9月伤口再次化脓,无医无药,只好叫警卫人员将负伤的腿捆在树上,将脓血挤出来,用白布抹上万金油塞进伤口。当时的生活之艰苦,环境之险恶,可谓亘古罕闻。

    在极端残酷、恶劣的环境下,在红军游击队最困难的日子里,人民群众采取种种巧妙的办法,冲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千方百计地支援、接济红军游击队。当国民党实行“移民井村”,赶群众出山之际,群众把自己的口粮、食盐等物资埋在地下,做好暗记留给红军游击队。当红军游击队处于粮缺断炊的危难之际,群众乘上山砍柴或下地种田之机,将定量配购的粮、油、盐等,想方设法送给红军游击队。在红军游击队活动的基本地区,只要是红军游击队一进坑,当地的青壮年便自觉组织起来,站岗放哨。如发现国民党军进山,即高喊“东边牛吃禾了”、“西边猪吃菜了”,暗示红军游击队隐蔽。红军游击队打土豪或袭击国民党军驻地时,群众先侦察敌情,后当向导,有的还和红军游击队一道参加战斗。为了支援和保护红军游击队,许多群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35年夏,信丰县上乐村妇女朱叶妹为俺护红军游击队脱险,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1936年6月,陈毅腿部伤口复发,住在大庾县彭坑周篮嫂家养伤。她不但精心照料,而且在危急关头,英勇机智地掩护陈毅躲过国民党军的“搜剿”。正是人民群众的支援和保护,才使红军游击队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援,红军游击队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游击战争就不能坚持。对此,陈毅曾在《赣南游击词》中深情地感叹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项英、陈毅十分重视群众工作,他们认为,游击战争的主要基础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就不能战胜敌人长期的“清剿”。项英经常教育周围的人说:我们进行的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我们要坚持,要生存,要发展,主要靠群众力量。为了指导大家做好群众工作,项英亲自编写了《群众工作者必读》的小册子,详尽地论述了群众工作的性质、方针和方法,通过特委的油印处,印发给各级党组织成员和游击队员,成为大家做群众工作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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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的转机

    (一)“两广事变”与游击区的发展

    项英、陈毅和中共赣粤边特委在闭塞的山区,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只能从收集到国民党地方报纸的字里行间去揣摸和分析形势,研究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动向,从而制定斗争的方针策略,指导赣粤边游击区的斗争。“华北事变”的消息传到赣粤边后,项英、陈毅意识到中日民族矛盾正在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危机正在进一步加深。项英、陈毅以中央分局的名义提出“抗日救华北”、“实行全国联合,一致抗日”等口号,还起草了将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的布告,油印成传单,在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

    1936年6月,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提出抗日和反蒋的口号,发动了“两广事变”。事变发生后,粤军暂时停止了对赣粤边游击区的进攻,并陆续从大庾、信丰等地撤走。当时许多人不明真相,众说纷坛。项英了解到事变情形后,正确分析了形势和“两广事变”性质,指出“两广事变”是两广军阀与蒋介石的冲突加紧的表现,是军阀间的战争,是两广军阀利用抗日的名义实行反对蒋介石的战争。

    为了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及时在信康赣县委驻地召开了各县委负责同志、游击队长以及交通站长参加的干部会议,研究对“两广事变”的认识。项英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实行抗日战争,变军阀的战争为抗日的革命战争”的口号,同时强调指出,要利用蒋介石与两广军阀的矛盾,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恢复和扩大游击区。会议发表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会后,各地游击队相对集中整训后主动出击,先后袭击了信丰、大庾、南雄县境内10多个据点,歼灭了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镇压了一些作恶多端的豪绅地主,游击区得到了恢复和扩大,出现了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少有的好形势。

    在信康赣游击区,信丰游击队从游击区的上乐、潭塘坑一带分路出击:一路向大庾新城;一路向信丰大小窝、九渡、长安等圩镇;一路向南康贤女埠等地发展,打击保安团和地主武装。7月,信丰游击队夜袭驻大庾新城的保安团队部,击毙数十人,并缴获一批武器。

    在北山游击区,北山游击队相继袭击了南雄上嵩围子和角湾、塘洞民团,缴获了一批枪支。

    在油山游击区,中共南雄县委和油山游击队乘两广事变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打击保安团,先后袭击了大庾的青龙、长江、留地和南雄的里东、乌迳、邓坊等地的保安团和区、乡公所。1936年8月,油山游击队在群众的协助下,袭击了池江区公所,俘虏数十人,缴获一些枪支。杨尚奎在梅山黄坑一带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成立了中共梅山区委,使梅山地区成为游击队活动的基本地区之一。陈丕显率工作团在大厦的彭坑、黄种、小汾、弓里、板棚下等地积极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逐步建立党团组织,把游击区从山里伸向山外,向池江平原发展。

    在三南游击区,三南游击队在龙南的下山围伏击国民党保安团1个中队,击毙10多人;在虔南的楠木山、茶坑、决坑、大竹园、松毛山、龙南的东坑等地打击地主武装,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域。南山红军游击队积极向青龙山以西的南雄县坪田、南亩、水口、乌迳一带发展。崇仙红军游击队向信丰县小江、龙洲一带扩展。1936年9月,根据中共赣粤边特委指示,崇仙游击队、南山游击队和三南游击队正式合编为三南游击支队。三南游击区的发展,不仅牵制和分散了国民党军的兵力,而且有力地支援了信康赣和油山等游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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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挫败第46师的“清剿”

    “两广事变”解决后,1936年7月31日蒋介石命令驻福建上杭的国民党军第46师进驻赣粤边游击区,继续进行“清剿”,使赣粤边游击区的形势再度紧张起来。

    国民党军第46师进驻赣粤边游击区后,在保安团的配合下,扼守要道和圩场,分路抄山,“清剿”红军游击队;同时强迫群众构筑碉堡,组织民团和“铲共义勇队”,指定反动豪绅充当保甲长,严密保甲制度,并用重金奖赏叛变分子,收买落后分子。1936年8月底,第46师对赣粤边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清剿”。

    针对国民党军新的“清剿”,项英、陈毅于9月在信丰油山召开干部会议。会议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国民党军第46师“清剿”的特点,研究当前的对策。项英亲自起草了会议决议(史称《九月决议》)。决议指出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动员和领导群众配合游击队粉碎敌人的“清剿”,群众工作是我们粉碎敌人新的进攻的基础,只有依靠群众,我们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要建立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巩固、扩大游击队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动员群众力量,粉碎国民党军筑碉堡、建民团、编“义勇队”的阴谋。决议还规定了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强调党既要正确执行阶级路线,又要积极做争取国民党军的工作。要求红军游击队转向白区活动,开展“两面政权”工作,开辟新的游击区。

    中共赣粤边特委根据《九月决议》的精神,组成以游击队和地下党员为骨干的宣传工作队,分四路进入白区的圩镇和大村庄,进行宣传活动。与此同时,特委派出一些游击队,跳出国民党军的“清剿”包围圈,深入到国民党军后方和非“清剿”区开展游击活动。根据《九月决议》关于在白区建立“两面政权”的精神,赣粤边特委要求各地党组织调整政策,改变斗争方式,利用国民党撤换保甲长的机会,派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和开明人士去充当保甲长,同时争取一些比较开明的保甲长,使他们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人物。把国民党的保甲机构逐步变成表面上应付国民党,实际上为红军游击队办事的“两面政权”。对于一些与红军游击队做对的反动保甲长,红军游击队坚决给以打击。由于积极开展争取保甲长工作,使有些开明的保甲长主动帮助红军游击队购买物资和报纸,为红军游击队送情报。赣粤边特委还派人员打入国民党军第46师开展兵运工作,秘密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宣传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政治主张。“两面政权”的建立和兵运工作的开展,从内部削弱了国民党军的力量,为争取反“清剿”斗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1936年11月28日,江西省第4行政区保安司令部为配合第46师“清剿”,将赣粤边游击区划分为信康赣、信康庾、庾雄、信龙虔定四个“清剿”区,从12月10日开始,限期4个月肃清游击队。正当江西第4行政区保安司令部配合第46师发动新的“清剿”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第46师被迫暂时停止了对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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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确判断形势,反击敌军新的“清剿”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赣粤边游击区后,赣粤边特委领导和红军游击队员十分兴奋。项英、陈毅从国民党地方报纸上了解事变的大概情形后,项英即以“西安事变”为题撰写了一篇长文,分析了“西安事变”的原因,指出“西安事变”是在以下条件下爆发的:第一,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不断的侵占,使全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全国的抗日运动随着日本进攻而开展,这是最基本的条件。第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民众乃至士兵群众的反对。第三,我们党的主张取得全国群众的拥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展和形成。第四,红军到西北后,在军事上的胜利和抗日政策直接影响东北士兵和军官,张学良等在士兵的推动下而发动事变。“西安事变”的爆发绝不是偶然的事件。文章指出:“西安事变”的爆发,使中国统一战线已经成功而正式开展起来,这一形势的继续发展,必然促使抗日的革命高潮马上到来。文章号召人民群众特别是国民党军士兵起来拥护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参加这一抗日的联合,来挽救中国,保卫中国领土的完整。文章要求赣粤边党组织在群众中动员、宣传抗日救国,同时计划将游击队加以整顿,准备在这一形势发展中消灭周围的国民党反动保安团队,以开展南方联合抗日的新局面。

    项英、陈毅随即召集赣粤边特委和各游击区负责干部会议,讨论蒋介石被扣后的形势,研究新的斗争方针。项英、陈毅在会上提醒大家不要对“西安事变”盲目乐观,要做好各种准备,粉碎国民党军新的“清剿”。会后,大家对会不会放掉蒋介石的问题争论得很激烈,多数同志认为不可能放掉蒋介石,项英基于全民族利益的考虑,认为可能会放掉蒋介石。一些同志说,杀掉蒋介石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放掉他等于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个别同志甚至背后说项英右倾。可是不久,蒋介石真的被释放了,一些同志不得不承认项英的远见卓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实行“北和南剿”的方针,加紧了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清剿”。1937年1月中旬,国民党军第46师在保安团和“铲共义勇队”的配合下,向赣粤边游击区又一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这次“清剿”的重点仍是信康赣地区,第46师强迫群众日夜不停地砍山、烧山、抄山,企图一举消灭红军游击队。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大砍山、大烧山、大抄山,项英写信通知各县委做好战斗准备,并指示北山游击队向南雄方向转移,以牵制和吸引敌人。同时指示信丰两支游击队秘密转移到北山开展游击活动。项英随信康赣县委在信丰坑口至大庾新城一带与国民党军周旋。3月,赣粤边特委根据项英、陈毅的指示精神,发动和组织各地群众开展闹春荒斗争,游击队积极配合,声东击西,打土豪,筹款项,开粮仓,发粮食,救济群众,整个斗争热火朝天,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军的“清剿”。
 (四)梅岭事件与加强内部建设

    为了进一步指导各地反“清剿”斗争,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决定将领导机关进一步分散。当项英正准备带随员去南雄的时候,从搜集到的香港《工商日报》上看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消息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这时,驻赣粤边的国民党军在群众中造谣说:共产党投降了,你们这些小“土匪”还不投降。为了揭穿敌人的谣言和欺骗,项英当即给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写了一封指示信,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抗日统一战线运动进一步开展,我们党在全国民众中取得更大的拥戴。我们党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报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提议是完全正确的,使广大群众更加认识到我们是真正的抗日救国的领导者,必然使广大群众在我党领导之下,迅速开展抗日的民族战争。国民党对于我们游击区的必然猛烈进攻,以达到其消灭红军游击队的目的。我们要坚决与敌人斗争,战胜敌人,以与全国抗日运动配合,以争取革命新的形势更大开展。

    项英随后到达南雄,约陈毅到梅岭附近开会,并顺便检查在国民党军中开展的兵运工作。1937年5月1日,陈宏(又名陈海,原系湘鄂赣苏区派出做白军兵运工作的)到梅岭参加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召开的兵运工作会议,在返回途中被捕叛变,供出了设在大庾县城秘密联络站“广启安糖铺”和项英、陈毅以及特委的住地。陈宏与国民党军密谋设下圈套后,于5月2日晨返回梅岭,谎报中央派人来了,要找项英、陈毅谈话。陈毅与梅岭区委书记黄赞龙下山,前往大庾县城接头。项英、杨尚奎、陈丕显等留在梅岭等待消息。陈毅等进城后,发现有诈,即返回梅岭,隐蔽在半山腰的石洞里。陈宏在大庾县城久等不见项英、陈毅,就领着国民党军包围了梅岭。游击队哨兵发现敌情后,随即鸣枪报警,项英等闻声冲出棚子,隐蔽在茅草丛中。当天午夜,陈毅与项英等会合后,立即撤离。国民党军第46师派出5个营的兵力在梅岭山上搜索了5天,未找到项英、陈毅和特委领导的踪影,只得撤出梅岭。此即为“梅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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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岭事件后,项英、陈毅估计国民党军知道中央分局和赣粤边特委领导人的行踪后,必然对赣粤边游击区发动更大规模的“清剿”,于是指示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做好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同时,针对游击队中的一些逃跑现象,在党组织和游击队中开展反叛徒、反逃跑的斗争,进行政治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和游击队员的革命信心和与敌人斗争的决心,以巩固革命队伍。还针对红军游击队长期分散执行任务,一部分同志易于产生游击主义和纪律松懈现象,项英、陈毅加强对游击队进行任务和纪律教育,为红军游击队规定了五大任务:第一,做群众工作;第二,打土豪分田地;第三,消灭反动武装;第四,建立苏维埃;第五,创造红军。并为红军游击队制定了五大纪律和十项注意。五大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准侵犯群众的利益;打土豪执行阶级路线;爱惜武器同自己生命一样;不准打人骂人。十项注意是:武器不能离身;说话要小声;行军不能掉队;没有勤务不准离开队伍;打土豪要归公;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搜俘虏腰包;对同志要友爱。项英还编写了《红色指挥员必读》、《红色战士必读》等教材,加强对游击队指战员进行革命教育。这些措施对于巩固革命队伍和加强红军游击队组织纪律性,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清剿”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1937年5月上旬,国民党军第46师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清剿”。第46师将赣粤边区划分为“信康”、“信南”、“康赣”3个绥靖区,重点“清剿”信南地区,计划40天内消灭红军游击队。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得到情报后立即将机关分散,并命令北山游击队离开游击区向外发展,分散国民党军第46师对“信南”地区的“清剿”力量;命令三南游击支队向龙南、虔南边境和龙南、安远边境转移。5月中旬,三南游击支队在虔南县白石下伏击国民党保安第12团一个中队,击毙10多人。5月下旬,北山游击大队在北山地区不断打击保安团和豪绅地主,恢复了南雄县澜河、白云、天井洞等地游击区,并开辟了一些新游击区。

    正当国民党军第46师加紧对赣粤边游击区进行“清剿”的时候,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此形势逼迫下,国民党军第46师被迫于1937年7月11日停止了对赣粤边游击区的“清剿”。

    赣粤边游击区红军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的直接领导下,先后挫败了国民党军余汉谋部和中央军第46师的五次大的“清剿”,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项英、陈毅在领导反“清剿”斗争中,及时总结和推广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原则,丰富了我军的游击战争思想。如在游击战争实践中总结出的:赚钱的就打,赔本的不来;不打硬仗,不攻坚;打不赢就走,走不赢就躲,以及有利的时候就集中来打,否则就分散;利用对方的弱点和空隙的地方去进攻;有路不走,没路就走等战术原则。为了便于不识字的游击队员记忆,项英还将一些游击战术编成歌诀: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优势敌人,决战要避;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敌人侧翼,力量空虚,集中力量,坚决猛攻;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动作突然,敌难防范;行踪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这些游击战术原则,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我军早期游击战争思想,而且对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对日游击战争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实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故略转变

    (一)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新政策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项英、陈毅为了及时了解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不失时机地掌握斗争主动权,在远离中央的闭塞山区,努力了解时局和寻找各种来自中央的消息。当项英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卢沟桥事变”真相后,立即撰写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一文,分析了“卢沟桥事变”的实质,指出“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续绥东进攻之事前有计划的夺取平津,以达到占领华北的既定步骤。企图再施沈阳事件的故伎,而夺取平津,进而占领华北。中国士兵在卢沟桥的英勇抵抗,表现中国士兵的英勇和他们的民族意识与抗日热情。国民党在全国民众抗日热潮压迫之下,不得不放弃不抵抗主义,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在被迫情形下的应战,否则不能继续维持他的统治。此事变的发展,发动全国对日抗战的可能性多,但和平妥协的可能性还存在。文章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力争抗日的前途,动员和领导最广大的群众来威逼南京政府实行对日宣战。保卫平津就是保卫华北,保卫华北就是保卫中国。要保卫华北就得对日实行抗战。反对一切妥协,为保卫祖国而奋斗。与此同时,赣粤边特委决定将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进行抗日武装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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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项英、陈毅从一本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上有关介绍中国各党派的文章中,看到毛泽东1937年5月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报告的摘要,了解到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对此,项英、陈毅如获至宝,高兴万分。他们认真研究和学习了这些指示。根据毛泽东报告的精神,结合当前的形势,项英写了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指出中国革命现在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阶段,现阶段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文章还阐述了党中央所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应遵循的保持我党的独立性、有批评自由、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等原则,游击队必须遵照中央路线争取合作抗日,在上述三个原则基础上与国民党谈判。同时强调指出,要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要重蹈陈独秀主义的覆辙。这篇文章对于转变赣粤边游击区干部战土的思想,正确认识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是指导赣粤边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的纲领性文件。

    1937年8月8日,项英、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名义发表宣言,指出“卢沟桥事变”是日本侵占华北的既定步骤。为了保卫华北和中国,就要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和平妥协。要求国民党政府宣布实行抗战,国民党军应立即停止进攻红军游击队,准许抗日自由,采取最低限度安定民生的办法。8月20日,项英以赣粤边特委名义分别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赣州专员马葆珩、第46师师长戴嗣夏以及大庾、信丰、南康、南雄等县县长,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合作抗日,以配合全国抗战之大计。随后,项英根据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精神,起草了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条件:要求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赣南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言论行动上的自由;释放政治犯;解散“铲共团”;红军游击队组成独立的抗日部队;保证部队的给养,保证游击区群众的利益等。

    此时,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却借机在群众中散布红军游击队“投降了”的言论,并写信给游击队,要求游击队负责人下山“自新”,归顺国民党军队。一些地主豪绅也乘机大造谣言。对此,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严厉斥责国民党地方当局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行径,要求他们必须改变那种“剿匪”主义的偏见,实现合作抗日。同时在群众中进行国共合作宣传及解释工作。8月25日,赣粤边特委发表《告赣南民众书》,号召赣粤边人民和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并指出赣粤边的红军游击队已经停止游击战争,正在枕戈待命,待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达成协议后,即开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为使广大民众了解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赣粤边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广泛深入群众,开展抗日宣传。8月下旬,赣粤边特委召开干部会议,学习毛泽东有关合作抗日指示,正确认识国共合作形势,纠正和克服麻痹思想和关门主义倾向。会议决定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合作抗日,诬蔑红军游击队下山合作抗日是“要求投诚”、“归顺国民党”的言行,坚决给予回击。

    (二)同国民党当局开展谈判斗争

    9月3日,陈毅致函国民党大庾县县长彭育英,陈述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及红军游击队的态度,并对国民党方面的造谣诬蔑给予驳斥,要求彭育英转函国民党驻军,改变敌视红军游击队的态度,立即停止一切破坏活动。经过斗争,9月8日,大庾县长彭育英派秘书鲁炯雯到大庾池江,同陈毅开始谈判,就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释放政治犯等问题,初步达成7项协议。9月12日,陈毅由彭育英陪同前往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江西全省抗日义勇军编练处副主任熊滨、第4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举行谈判。陈毅在谈判中义正辞严地揭露了国民党报纸的恶意宣传,驳斥了国民党军第46师代表的种种谬论。陈毅将赣粤边特委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意见书草案交付赣南国民党驻军和政府当局,提出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释放政治犯等条件。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游击队停止游击活动,停止打土豪,等待改编等谈判条件。双方初步达成了停战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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