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下而上通过民选产生的各级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毛泽东又把依法行政作为重点来抓。 《土地法》 、 《劳动法》是关系苏区工农劳苦大众每个人切身利益的重要法律。毛泽东就从贯彻执行这两个法入手。红都瑞金眼皮下的叶坪乡， 农业生产和 “扩红” 工作一直搞不好， 是个落后乡， 毛泽东决心要解开这个谜团。1933年2月的一天， 毛泽东来到叶坪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朱先琪家， 一阵寒暄后， 朱先琪打消了顾虑， 大着胆子说：“一句话， 分田没分好， 给逃跑的地主还留着田； 有些过去收租放债、 雇长工、 摆架子不干活、 又吃好穿好的人， 如今钻进了我们的组织， 摇身一变也成 ‘贫苦工农’ 了。给贫苦农民的田少， 还把坏田， 中田当好田、 上田分给他们。许多人公开不讲， 背地里有意见。” 毛泽东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站起身来， 当即提出要依据 《土地法》 开展一个查田运动。说干就干， 同年2月至4月， 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叶坪乡的查田试点工作。 “查田运动分四步走” ： 一是 “讲阶级” ， 二是 “查阶级” ， 三是 “通过阶级” ， 四是 “没收分配” 。叶坪乡在查田试点中， 共 “查出28家地主、 富农， 连原有的4家 （其中一家由富农改为地主） ， 共32家， 约200人。经过广大群众斗争之后， 连混入党支部和乡政府、 代表会的坏人也查了出来” 。 “没收土地共700多亩， 除补足少分田人家的田地和留足红军公田外， 全乡平均每人增加了1石2斗田 （3石合1亩） ， 中农也得到了利益。” 叶坪乡的查田， 对附近的乡村影响很大。村民纷纷要求在他们的乡村也搞一次查田。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因势利导， 决定在全区范围内 “进行普遍深入的查田运动” 。仅1933年7、 8、 9三个月， 中央苏区的江西、 福建、 粤赣三省共计查出地主6988家， 富农6638家， 收回了大量土地。事后， 毛泽东曾回忆说：“红色区域在建立的头一二年，农业生产往往是下降的。但是经过分配土地后确定了地权， 加以我们提倡生产， 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增长了， 生产便有恢复发展的形势。”依法实施劳动保护， 是提高苏区工人阶级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的重要政策。瑞金刨烟工人没日没夜地为老板工作， 仍过着非人的生活， 工人们有家不能回， 有病得不到医治，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工人们于1932年2月27日， 举行了一次总罢工， 抗议老板不执行 《劳动法》 。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局副委员长陈云亲自去查处， 在威严的 《劳动法》 面前，老板被迫与工人达成了协议：“一、取消包工制， 实行8小时工作制， 青工6小时， 按月算工资； 二、 工资分4等： 甲等每月大洋25元， 乙等22元， 丙等18元， 丁等l0元； 三、 每年新年时， 每个工人发新年费大洋5元； 四、 纪念日、 有病、 开会。星期日停工， 不扣工资；五、 每年工人回家两次， 每次以在家住3天为限 （路程时间除外） ， 不扣工资； 六、 无故不得开除工人， 开除工人须得工人及工会同意，开除工人须给3个月工资； 七、 雇用工人， 须得工会同意； 八、 工人如有病， 水药 （中药） 吃老板的。” 这次罢工在中央苏区反响很大。可是， 有的地方执行 《劳动法》 ， 向资方提出过高的要求， 资方承担不了， 导致矛盾激化， 企业只好关闭。1933年初， 在瑞金、 长汀等6个地方， 发生了企业关闭， 工人失业的事件。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觉得事态严重， 亲自到这些地方的基层工厂、 商店、 作坊进行调查研究， 向工会干部、 工人群众宣传 《劳动法》 ， 他说：“现阶段党的政策是劳资两利， 工人片面地追求过高福利， 必然会导致资本家停业与逃跑， 企业的倒闭， 工人失业， 生活困难； 产品的减少， 物价上涨， 市民怨恨， 很不利于苏维埃经济发展。” 这番合情合理、 通俗易懂的话， 大家无不点头称是。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 汀州市酒业老板和碓米老板陈昌成， 首先恢复了生产， 别处的老板也陆续开始营业了。工人们的劳动得到法律的保护， 劳动热情空前高涨，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我们是苏维埃的主人， 我们是为自己劳动。”肃清反革命是保障中央苏区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工作。但肃反工作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 许多地方执法人员， 听到某个或某几个所谓反革命分子的口供， 没有充分的证据， 未经侦查工作， 就进行捉人， 审问时采用肉刑， 屈打成招， 逼迫一些人承认自己是反革命， 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毛泽东批评说：“你们搞司法工作要特别注意， 别的工作做错了好改， 杀错了人， 改都不好改呀!死人不能返生!你们一定要记住两句话： 一是要依靠法律办事，二是不要脱离群众。” 为了杜绝这种错误现象发生，使各类案件得到公正审理和对罪犯准确量刑， 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起草了 《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程序》 的报告， 并于1931年12月l3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上通过。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对下面报来的案件， 总是仔细审查， 反复推敲， 凡是事实不清楚、 定性不准、 证据不足的案件， 一律不予批准，要么推翻重查， 要么予以纠正。例如1932年5月26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 “关于朱多坤判死刑一案” 第20号判决书， 经何叔衡部长审核， 认为：“根据口供和判决书所列举的事实， 是普通刑事案件， 并非反革命案件。” 发回重审， 朱多坤由枪毙改为监禁2年。对于那些真正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从不心慈手软， 坚决予以镇压； 对一些偶然失足者则热情挽救。1932年2月， 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先后在江西、福建省以及瑞金直属县办了5个劳动感化院。福建长汀东陂江的感化院是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直接创办的，配有一个武装看守排，轮班看管犯人。当时东陂江感化院共有200多名犯人， 其中刑事犯被押去耕荒田， 那时有了100多担谷田的种植面积供其耕种； 对反革命犯实行监内劳动感<!--EndFragment-->

化， 让他们做斗笠、 雨伞、 竹筒、 口哨等， 将产品分批交临时中央政府， 作为支前物资。许多犯人经过感化院的教育和感化， 思想上有很大的变化， 释放后绝大多数都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并且有部分犯人在释放后， 能够积极帮助苏维埃政府做事。毛泽东因此赞扬说：“苏维埃的监狱，对于死刑以外的罪犯采取感化主义， 即是用共产主义精神与劳动纪律教育犯人， 改变犯人的本质—废除了司法范围内的一切野蛮封建遗迹这也是历史上的绝大的改革和进步。”二、 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 繁荣经济， 保障供给， 改善民生， 这是中央苏区得以巩固发展的物质保障， 也是党在中央苏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最关键的举措。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 国民党采用了 “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 的策略， 经济上更加残酷地对苏区进行封锁， 无论白天、 黑夜。水上， 陆地， 到处是哨兵林立， 暗探密布， 在乡村实行保甲连环制度， 对群众进行严密控制。到处张贴布告， 严禁商人与苏区通商，对食盐和布匹则实行专卖， 对西药材就控制得更加严格。抓住私运食盐、 布匹和西药材的人， 一律视为“私通共匪” ， 格杀勿论。蒋介石企图用扼杀苏区经济， 配合军事 “围剿” 来消灭红军， 消灭新生的 “苏维埃共和国” 。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 毛泽东主席很清楚， 经济建设已经是摆在中央苏区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如果不能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将与不能打破敌人的军事 “围剿” 一样， 中央苏区同样会被摧毁。可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 主要精力仍用在对敌斗争上， 对经济建设少过问， 为转变这种状况， 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8月， 分别在瑞金和博生（今宁都） 两县召开中央苏区南部17县、 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 详细阐述了经济建设的目的及其与反 “围剿” 战斗的关系，“号召全苏区的劳苦群众， 团结在党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之下， 大规模地开展经济建设， 保障革命战争的物质需要。” 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以南、北两个经济建设大会的精神为东风， 按 “集中一切力量保证战争需要，适当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的经济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在农业生产方面，随着土地革命的不断深入，乡村广大劳动群众实观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愿望， 求得了解放， 获得了土地。可是， 刚刚翻身的农民面临耕牛奇缺、 劳力匮乏的窘境。各级苏维埃政府急群众之所急， 很快领导组织了帮工组、 耕田队、劳动互助组、 犁牛合作社等各种互助组织。一时间，农民那紧锁的眉头展开了， 你帮我， 我帮你， 家家户户精耕细作， 种粮食、 植棉花、 栽大豆、 产烟叶， 还积极开垦荒地， 重视农田基本建设， 开展生产竞赛。小脚女人也不甘示弱，迈开双脚步入生产竞赛的行列， 1932年瑞金遭受干旱的威胁， 眼看到手的收成，就要成为泡影， 群众焦急如焚， 毛泽东主席日夜奔忙组织抗旱， 并亲自帮助叶坪群众车水保禾苗。毛泽东关心群众疾苦的事例， 极大地鼓舞了乡村基层干部。仅在1933年， 武阳区的干部就组织群众修筑山塘3379口， 陂圳1404处， 修理水车1009部。在1933年的春耕生产竞赛评比中， 瑞金武阳区和石水乡名列前茅， 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现场表彰大会， 毛泽东亲手将题有 “春耕模范” 的奖旗颁发给武阳区和石水乡，热情地鼓励他们：“继续发扬春耕的成绩， 在夏耕运动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由于政府的重视， 农民的努力，苏区的粮食、农副产品连年获得丰收。“1933年的农产， 在赣南、 闽西区域， 比较1932年增加了15％， 而在闽浙赣边则增加了20％” 。毛泽东曾自豪地说：“现在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 过去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 困难的时候有些竟要吃树皮， 吃糠秕， 现在则一般不但没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有吃肉的时候， 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穿得很烂， 现在一般改良， 有些好一倍， 有些竟好两倍。”在工业生产方面，各级苏维埃政府因地制宜，因陋就简， 下决心创办自己的工业， 迅速发展了以军需生产为主的国营工业。1934年3月， 中央苏区已拥有瑞金上田的中央兵工厂、瑞金九堡兵工厂、 被服厂， 叶坪新院的卫生材料厂、 洋溪造币厂， 还有织布厂、 印刷厂等较大规模的公营工厂共33家。民用工业有中央钨砂公司， 下属铁山垄、 盘古山、 小垄等矿场。1931年至1934年秋， 盘古山一个矿产值就达200万元。那时， 为激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中央劳动人民委员部在国营企业中经常开展生产竞赛， 中央兵工厂因设备简陋， 无论如何也无法赛过条件好的厂家， 于是工人们迎难而上， 他们派员四处收集废旧子弹壳，通过中央对外贸易局从白区购进火药， 弥补了原材料的不足。由于技术没有过关， 造出的子弹容易损坏枪膛的来福线， 赖祥瑞、 罗吉昌两位工人， 自告奋勇承担起了技术改造的任务。他们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 将制出的子弹反复地进行研究， 决心找出损坏枪膛的原因， 原来是弹头用手工铸粗坯后， 再锉成圆形， 由于技术不过硬，弹头不光滑， 且大小不均， 所以部分子弹严重损坏枪膛。症结找到了， 他们对症下药， 将铜铸弹头改用铜币冲成弹壳， 里面灌上铅锡， 一次又一次进行试验， 下工的钟声响了， 他们好像没听见； 停工的哨声吹了， 他们仍废寝忘食， 专心工作在试验车间内。功夫不负有心人， 第一批高质量的子弹终于在苏维埃自己的兵工厂胜利诞生。工人们的劳动热情也更高了， 每月能造50万-60万发子弹，“特别是从1934年6月份起， 与5月份的生产量比起来， 每天的生产量更增加到50％以上。在质量上， 炸弹完全有效， 子弹95％能用， 节省材料的成绩也很好。” 1934年6月26日， 《红色中华》 就把赖祥瑞、 罗吉昌两位中央兵工厂的发明家， 登在了 “红区” （光荣榜） 上。在中央兵工厂的带动下，“军委印刷厂超过生产量的30%， 特别是装订股，每天从前只装订120本，后来可装订240本； 排字部过去要排6小时的工作， 后来只要一小时就可以做完， 而且质量好。”“枪炮厂超产24%，财政部印刷厂超产20％， 修械厂和卫生材料厂超产37％。” 此外， 第二被服厂和粮秣厂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与此同时， 民间的制盐、 制糖、 做豆腐、 雨伞、木器等手工业， 与国营工业如双龙齐飞。在商品流通方面。为了抵制商业资本家对中央苏区军民的层层盘剥， 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用经济手段， 开展与不法商家针锋相对的斗争， 创办合作社是他们的一项重要斗争手段。合作社的形式有生产合作社、 消费合作社、 信用合作社等， 其中分布范围最广， 影响最大的当推消费合作社。被毛泽东和临时中央政府誉为“中央苏区合作社的模范”瑞金壬田消费合作社，“自开办以来， 能够经常地以比较便宜的价格， 供给社员及群众盐、 布等必需品。壬田区合作社社员， 从来没有感觉买不到盐、 布的困难。年终还有股金分红。所以合作社在群众中得到很大的信仰 （任） ， 以至群众有的说：‘宁愿卖了自己的衫衣， 来加入合作社’ 。”苏区的公营商业、 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 “三位一体” ， 互为补充， 相互竞争。消费合作社由1933年8月以前的417个增加到1934年2月的1140个， 社员295993人， 股金达322525元； 粮食合作社由1933年8月以前的457个增加到1934年2月的10712个， 社员243904人， 股金242079元。在对外贸易方面。敌人残酷的经济封锁， 使中

央苏区食盐、 布匹、 药品严重缺乏， 而中央苏区的粮食、 纸张、 木材、 烟叶、 夏布、 樟脑和钨砂等又运不出去。中央苏区的经济困难重重， 食盐价格飞速上涨，商人到白区， 一块光洋可买7斤盐， 而中央苏区， 一块钱只买12两 （16两为1斤） ， 有时只能买几两， 甚至有价无市。相反， 中央苏区粮价却下跌惊人， 万太、赣县、 永丰、 公略等县， 新谷上市时， 农民5角钱一担卖给商人， 商人运到赣州， 卖4块钱一担， 是买入价的8倍。这样的经济局面， 严重影响中央苏区红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 影响反 “围剿” 斗争。毛泽东主席语重心长地说：“对于外贸工作我们再不能不管了，一定要管起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最大的努力。” 为此， 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于1933年2月召开第36次常会，决定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的对外贸易总局下面， 分设赣县江口、 上杭、 新泉、 会昌、 乱石圩、 泰和、 寺下等对外贸易分局， 并在重要出口地设立了10个采办处， 形成了一个对外贸易网， 推进对外贸易的开展。当时对外贸易的总方针是国家采办与鼓励私人自由经商相结合、 专业办外贸与群众办外贸相结合， 并相应作出许多优惠政策和措施。如凡出口产品如谷米、 豆子、 茶油、 烟叶、 木材、 纸张等， 进口产品如盐、 洋油、 火柴、 棉花、 布匹、 药品、 医疗器具、 印刷材料、 钢铁、 兵工原料、 手电筒、 电池、 汽油等， 一律按照应纳营业税减半征税。各级苏维埃政府也相应作出不得向商人筹款，保证守法商人自由往来，保护商品的输入输出等规定。优惠的政策， 鼓励了商人， 召来了众商。赣州， 号称 “铜赣州” ， 红军几度攻城未克， 是个顽固的白色堡垒， 但它却被江口对外贸易分局撬开了 “铜门” 。 “广裕兴” 老板曾伟仁，串通他的后台老板国民党粤军师长李振球一起， 毫无顾忌地与苏区做起了秘密交易。李振球亲派副官陈国谋、 军需处股长陈汉祥， 暗地组织赣州商人贩运奇缺物资进苏区， 高价抛售， 再从苏区低价买进钨砂、 粮食外运出口。曾伟仁还与江口分局达成互派代表的秘密协定，江口分局代表刘门生长驻赣州，“广裕兴” 代表钟先清坐镇江口。双方通过水陆交通把中央苏区的钨砂、 谷米等转运广东、 香港， 把食盐、 西

药、 布匹运往中央苏区。个体商贩那就更多了， 江口每圩 （集市） 都有几百个肩挑小贩， 多的时候有500-600人。赣州成中央苏区的秘密供应站， 每月从这里进口的营业额达60余万元，有时高达150万元以上。中央苏区所需的盐、 布、 西药等， 70％都是江口分局从赣州采办的， 基本上保证了中央苏区党政机关和军需民用的需要。在中央苏区贸易战线上， 苏区人民、 地方干部以及赤、 白交界的群众， 冒着生命危险， 想出各种办法， 采运各种物资， 冲破敌人封锁线， 无私无畏地支持贸易工作。食盐紧缺是苏区的特大困难， 人体一旦缺了盐， 就会浑身发软， 四肢无力， 严重的导致水肿病。有的人不是战死在沙场， 而是非命于缺盐的困境当中。为了解决缺盐的困难， 冲破敌人经济封锁， 中央苏区军民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引领下，打了一场夺盐和造盐的人民战争。有的群众把棉衣、 棉裤浸泡盐水， 晒干穿在身上， 带进苏区， 然后水洗变成盐： 有的将大毛竹的竹节打通， 灌进食盐， 密封好， 做成竹筏， 撑进苏区； 有的把盐、 药品装入棺材， 后面跟一群披麻戴孝的妇女、 儿童， 扮成送葬队伍， 走出封锁线；有的妇女把盐包捆在腹部，假扮怀孕，躲过敌人检查； ……苏区干部和群众就是这样以惊人的智慧、 无私的精神、过人的胆识，为支援革命战争作出了贡献， 同时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例如， 会昌县西江乡一家农民， 三兄弟都来往赤、 白区担任货物运输，有两人在敌人封锁线上被发现而英勇牺牲。永定县“万丰布庄” 、“裕与祥京果店” 等5家商店， 因同情革命， 和我方建立了秘密的贸易关系， 不慎被敌发现，国民党反动派将这些店的老板李永源、 张荧喜、 张利传、 吴昌等人抓去， 受刑后全部杀害。在中央苏区百万军民和外贸战线的同志共同努力下， 国民党自诩为 “固若金汤” 的经济封锁线被粉碎了， 敌人妄图扼杀新生红色革命政权的美梦化为泡影。三、 建立统一的财税金融体制， 严格财政收支管理， 严惩贪污腐败， 这是党在中央苏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最重要的制度。在井冈山斗争时期， 红军和红色政权的财政来源， 主要是靠打土豪没收和战争缴获；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 有了自己的国家机关， 必须建立统一的财税金融体制， 严格财政收支管理。在毛泽东主席

的领导下， 1932年8月13日， 中央人民委员会第22次常会，通过了《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暂行组织纲要》 ，规定“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执行国家经济政策， 计划多入多出， 并管理国库、 税收、 公债、 钱币、会计、 银行、 国有财产、 合作社等事项” ， 明确了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的职责。当时， 财政来源主要有几个： 一是没收或征发一切封建剥削者； 二是税收； 三是发展苏区国民经济； 四是发行公债。没收和征发封建剥削者财产， 一直是苏区财政的主要收入。为了统一管理这部分款项， 林伯渠就任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后， 马上成立了没收征发局， 由副部长邓子恢兼任局长， 专门负责管理地主罚款、 富农捐款及归公没收物品等， 并在地方和部队成立下属机构， 大张旗鼓地进行没收和征发行动。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 中央苏区财政经济极为困难，为此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运用财政手段， 节省每一个铜板， 保障了革命战争和苏维埃政权一切必要的费用和支出。强化预决算， 是厉行节约的首要措施。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根据各科局上报收支数登记入账， 编造年度收支预算书， 又将全国的税收集中，“所有的经费开支， 均向中央财政人民委员

部具领， 或在税收中抵解； 但是抵解必须按照临时中央政府之预算开支， 不得超过分毫。如有事实上必须超过预算之特别用费， 亦须经过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后， 财政机关才能照数支给。”审计制度是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倡导节约的另一项措施。审计工作开始由财政部下设的审计处负责。这样， 收钱、 管钱、 用钱、 支配钱的机关与审查监督部门混在一起， 产生了收支没有预算， 账目糊涂， 基层组织各自为政， 私打土豪， 私自开支， 埋伏短报， 上级提款提不动等情况， 不仅严重影响着国家财政收入， 而且易产生贪污浪费的现象。为统一财政， 加强财政管理和监督， 随时掌握国家的财政状况， 便于整个规划和支配， 1933年9月， 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49次常会，决定成立中央审计委员会， 并委任阮啸仙为主任。与此同时， 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里和红军内相继建立了审计机构， 省、 县设审计委员会， 区设经济审查委员会， 从上至下构成了财政经济的监督网络。阮啸仙决定先从中央、 省、县苏维埃政府这些领导机关开始审计， 并将这一决定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汇报，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1934年3月的一天， 阮啸仙和部委委员来到中央总务厅，审查临时中央政府3月份的预算。与此同时， 又开展了对国有企业账目的大检查。据1934年3月24日的 《红色中华》 报道， 审计工作作出了很大成绩。中共苏区中央局裁减了通讯、 杂务人员35％， 挑夫10％；临时中央政府各部门裁减工作人员20％；地方各级政府也精减了大批人员。据统计， 从1934年4月至7月， 中央苏区各机关节省的行政费就比以前减少了30％， 共节省经费87896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 必须要有自己的统一货币， 要有完善的金融管理体系， 这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一环。1931年11月，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 《关于经济建设决议案》 ， 议案中有一条专门的规定， 就是 “为着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起见，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 并在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 这个银行有发行货币之特权。” 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 1932年2月1日，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终于在江西工农银行的基础上， 正式开始营业。江西、 福建两省设立了分行， 临时中央政府直辖县瑞金设直属支行， 其他各县也纷纷设立支行。国家银行的一项主要工作， 就是接受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全部库存， 设立总金库。经过多方努力， 苏维块纸币终于在1932年7月正式发行， 纸币面额有五分、 一角、 二角， 五角、 一元等五种， 到长

征前夕， 国家银行发行纸币总数已达800万元。纸币信誉好， 得到中央苏区人民的拥护。纸币发行后， 国家银行又开办了纸币兑换银元业务。国家银行责成中央造币厂， 铸造了一元的银元和两角的银毫子及壹分、 伍分两种铜元， 在中央苏区范围流通。又铸造出“大洋头” （俗称 “袁大头” ） 、“小洋头” （孙中山头像）和 “老鹰头” 三种银元， 以便到白区购买急缺物资，保证中央苏区的对外贸易。国家银行通过开展存款集中资金， 再通过低利借贷开展放款， 帮助解决生产与商品流通中的资金困难， 支援和促进中央苏区的商业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对造纸业、 矿业、 粮食调剂发放了较多的贷款， 对外贸事业更是全力支持。国家银行把集中起来的黄金和银元支持对外贸易，从白区购回食盐、药品、 布匹等紧缺物资， 为 “封锁线上的交易” 提供了资金保障。中央苏区造出了自己的货币后， 敌人紧跟着伪造出假钞和假银毫子， 以扰乱苏区的金融秩序。毛泽东主席在百忙之中， 亲自过问此事。他找来中央造币厂厂长陈祥生和业务处长谢里仁， 听了伪币是筠门岭土匪所为的汇报后，马上派两个师的兵力，剿灭了这股土匪， 并下令出个布告， 告诉群众如何辨别真伪， 一下堵塞了伪币在苏区的流通。胡夏洲是瑞金县城河背街振昌恒店的老板， 他以3元苏维埃纸币收买银圆1元， 将所收的银圆以3元5角卖出，“实行捣乱经济、 操纵金融的反革命行为。” 沙洲坝乡地主杨衍璜， 更有过之， 他竟公开以纸币收买银圆，“压低纸币价格， 破坏纸币信用” 。为巩固苏区金融、 保护人民

的利益，各级苏维埃政府与不法分子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胡夏洲、 杨衍璜均依法判了刑。在新生的苏维埃政府中，有相当一部分县、 区政府干部， 单靠行政命令去解决问题， 有的甚至吞没公款、 多吃多占、 贪污腐化， 如果不及时加以纠正， 会影响干部的威信和整个苏维埃事业。1932年2月， 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第5号命令， 要求对那些执行上级命令和国家法律疏忽懈怠者严肃纪律， 对贪污腐化分子严厉打击，“这些工作的检查， 刻不容缓， 各级必须坚决执行。” 1932年12月1日， 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又发布 《关于检查苏维埃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已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问题》 的第2号训令。在何叔衡部长的领导下， 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下设控告局和突击队。控告局负责 “接受工农劳苦群众对苏维埃机关或国家经济机关的控告和调查控告的事实” 。突击队 “是人民在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指导之下， 监督政权的一种方式” 。凡有选举权的人， 都可以加入突击队， 突击队可以 “公开突击去检察某苏维埃机关， 或国家企业和合作社， 以揭破该机关或企业的贪污浪费及一切官僚腐化的现象” ，也可以扮作普通工农群众去机关请求解决某问题， 测试该机关对工农的态度和工作效率。同时， 在一切国家机关、 企业、 学校、 社会团体、 街道、 农村中， 发展不脱产工农检察通讯员，形成工农检察的通讯网。工农检察通讯员是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耳目， 哪里有腐化分子， 他们就及时写信反映到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会昌县苏维埃裁判部长钟旭东， 对工作一贯消极怠工， 不理案件，看守所虽然关了七八十人， 但他却连关了几个犯人都不清楚， 甚至任意接受反动富农的控告， 去打击积极的苏维埃工作人员，而对破坏扩大红军的富农， 却从宽处理。经工农检察通讯员检举揭发后， 钟旭东被清除出了司法队伍。在中央苏区， 一些主要机关单位和街道路口都设置了一种特制的木箱， 它是各级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控告局为收集群众意见而设的控告箱。控告局设有调查员，他们每天到各个控告箱去收取控告信， 然后根据群众的控告， 调查核实处理， 查处了不少贪污浪费案。各级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对每封控告信都认真对待， 既不放过一个坏人， 也不冤枉一个好人。1933年底， 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收到了一封检举瑞金县苏维埃内部有严重贪污浪费行为的检举信， 代部长高自力高度重视， 他亲自带队到瑞金县苏维埃检查。经过深入调查， 发现瑞金县苏维埃的确有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 尤其是会计科长唐仁达， 侵吞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 群众退回公谷票款，变卖公共物件款及隐瞒地主罚款共35项， 折合大洋2000余元。事件查清后， 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报告中央人民委员会， 进行了严肃的处理。会计科长唐仁达被中央最高法庭处以死刑， 县苏维埃财政部长蓝文勋被撤职查办， 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因事先全无觉察检查， 也受到警告处分。中央苏区对贪污浪费的制裁越来越严厉。1933年12月15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 《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 的第26号训令， 规定凡苏维埃机关、 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贪污公款以及图私谋利者， 依下列各项处理： 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 处以死刑； 贪污公款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 处2年以上5年以下的监禁； 贪污公款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 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监禁； 贪污公款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强迫劳动。凡贪污公款100元以上者， 没收其本人家产全部或一部分，并追回其贪污的公款。训令还规定 “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 。为了落实这一指示， 反腐败斗争在中央苏区普遍开展起来， 一些重大贪污犯受到严厉惩处， 如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工农剧社社长洪水，“二苏大会”工程所主任左祥云等罪犯， 经依法公审后被处决： 一些犯有错误的公职人员也分别受到处分。中央机关 “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有29人， 开除工作的3人； 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1人， 建议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 给严重警告的2人， 警告的4人。” 这就 “保证了苏维埃与民众之间良好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