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血染的教训

——浅谈宁清归苏区三年游击战争之初三次战斗失利的教训

周积源

 

     人们常以胜负论英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点是不全面、不公正、不符合事实的。有时败者代表正义。尽管败了，败得光荣，败得英雄、壮烈，令人敬佩。他们的精神昭示后人，催人奋进。他们用生命和热血为后人铺就了胜利之路。

    《三明革命斗争史略》一书出版时，伍洪祥同志为此书题词，说了这样一段话：“三明地区(即闽西北)的新民主主义斗争，大多时间都处在极其艰难险恶的环境中，这一地区的共产党人及其武装和人民较之福建其它地区经历过更多失败的痛苦与考验。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赣省及其所属各部的失败，抗战后期闽西北特委及其游击队的失利。但困难和挫折没有压倒闽西北人民，他们在失败面前不是胆小懦弱，而是前赴后继战斗不止，直至赢得最后胜利。”

伍老是闽西北地区土地革命斗争时期的亲历者，他直接分享过这一地区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评说闽西北地区三年游击战争的胜负、经验和教训最有发言权。

      作为一个军人，上世纪我有幸在闽西北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工作20多年，但毕竟是革命后来者，对发生在该地区的三年游击战争没有亲身感受，无权对先烈们的流血牺牲评头论足。但是，出于对先人们的热爱、敬仰、缅怀和追忆，我就宁清归泉(上)苏区三年游击战之初，红军游击队连续三次战斗失利的原因，用后人的观点说点看法。不对之处，望先烈在天之灵谅解，盼与当今关心我军历史的同志商榷。自1934年11月，中共闽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人员、省军区及武装艰难地在清流、宁化、归化、建宁、泉上等空隙地带与敌人周旋。这时，敌五十二师对宁清归苏区加紧“搜剿”，苏区群众遭到血腥屠杀，闽赣省的武装部队在反“清剿”中也屡遭挫折。下面我追述红军部队在这一地区三次战斗失利的经过：

      一是清流城保卫战失利——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敌人立即调动四十六师、五十二师、七十五师、五十六师对闽西北苏区各县和红军进行“清剿”。11月7日归化(今明溪)失守。原中央21个苏区县，县城仍有我方控制的只有清流和宁化城。此时，闽赣省军区领导人命令清流县委和红十八团一部共约600人，死守清流城，以保宁化红色地域的安全。中共清流县委和县苏维埃接到命令后立即召开动员大会、誓师大会，准备粮草，修筑工事，誓死保卫清流城。

11月4日，国民党五十二师一四五旅进犯林畲。25日进犯嵩溪。26日又与五十二师卢兴荣部5000余人兵分两路由嵩溪、大路口、牛屎塘、青山、岭下、供坊进攻清流城。指挥部设在牛屎塘。

      守城军民在县委书记林至才、县苏维埃主席王兴旺、副主席邹春才、军事部长伍先球，县委宣传部长蓝汝洪、城郊苏维埃主席严荣柳等人的率领下，先是在北门和供坊顽强抵抗。战斗从上午8时持续到下午5时。敌人强攻不成，便把兵力调集到我防守比较薄弱的南门，敌人进入城内，在激烈的巷战中，我军指战员因为地形熟悉而大量杀伤敌人。敌人恼羞成怒，集中火力向他们扫射。蓝汝洪同志多处中弹，从屋顶摔下光荣牺牲。县委书记林圣才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直至牺牲。王兴旺、邹春才、伍先球、严荣柳等县区领导始终带领同志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英勇杀敌。有的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负伤落入敌手，坚贞不屈，壮烈牺牲。县领导只剩下县苏维埃保卫局长梁国斌，他率领保卫队数十人冲出重围，携带闽赣省军区一批武器装备撤至宁化。11月26日清流城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外无援兵而失陷。

      二是棠地河下段战斗失利——

      清流城失守后，敌五十二师等部进攻宁化城。经过激战，1934年12月1日宁化城失陷。中共闽赣省委机关和红军独立七、八、九、十二、十七、十八团及教导团共3000余人撤至泉上县坚持斗争。1935年1月25日，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四十七师、四十五师、九师及宁化、石城、长汀、连城等县的地主武装万余人联合进攻泉上。红军寡不敌众，经过激战突出重围，分几路向枫溪、安远方向转移，泉上失陷。敌五十二师一部尾随红军，取道豪亨、新军、庙前到水茜方向阻击。突围的红军主力当晚驻扎在距水茜东面5公里的刘家元。1月26日早晨，突围的红军部队，经枫溪、上坑，到达棠地附近的土楼后山顶(距刘家元东面5公里)扎营休息，派出尖刀班下山侦察，搜索前进的道路。当翻下山坡，越过王公排下的小河向山腰搜索时，误进范良能民团伏击圈，遭到敌排枪火力阻击。尖刀班判断是地方民团，无正规部队，故向主力鸣枪发出信号：“遇到地方民团阻击，无正规部队，可以前进”，土楼的红军接到信号，携带着沉重的文件箱和行李，约500多人从山上直冲而下，范良能民团见势不妙，边打边往棠地撤退。尖刀班占领王公排后未再追赶，继续往河下段向枫棵山顶搜索前进。此时敌正规部队接到情报，立即派出先遣排在红军前抢占了枫棵山顶。与红军尖刀班遭遇。敌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形向红军射击，尖刀班9名战士无一生还。敌先遣排随即又占领了棠地河下段及其对面的小山头，两挺机枪扼守两面小山头的要道。

      红军后续部队以为是尖刀班在追击地主民团，继续向枪响的方向前进。却遭到敌人猛烈袭击。红军500余人连同笨重的文件、行李在仅有20余米宽的狭长山陇里无处隐蔽，也无法组织还击。只得迅速后撤。此时，范良能民团听到红军尖刀班与先遣排遭遇的枪声，从棠地经土楼包抄过来，敌五十二师主力也赶到投入战斗。撤到河下段的红军前后受敌，一面组织力量抗击，一面掩护机关与伤病员沿河谷往礤下、增畲方向突围，战斗十分激烈，红军伤亡100多人，被俘60余人，伤员与被俘人员都惨遭杀害。突围出的红军部队，辗转至28日到达安远的张坊，闽赣省委、省军区召开汇集到此的红军领导干部紧急会议。决定丢弃笨重物，精简机构，安置老弱病残和重伤员，主力部队向江西转移打游击。

      三是田螺髻战斗失利——

      1934年11月26日，敌人占领清流城，中共宁化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决定把县委机关干部、少数家属连同县保卫局为主体的地方武装及部分红军战士近300人先撤离宁化城，经官家坊、社下、古武镇到沙坝，会同闽赣军区红色医院警卫连和部分医务人员，分多路进入田螺髻。田螺髻位于宁化方田乡泗坑村铁树坪，海拔1031米。这里群山怀抱，山峦起伏，森林茂密，形成数道天然屏障。山腰有一座庵寺，山顶有个用花岗岩构筑的仙顶，地势十分险要，对防守十分有利。退到这里的人员整编为宁化游击队，下设三个连，由苏维埃主席黎盛根任总指挥，指挥部就设在田螺髻半山腰的古刹庵内。这时敌人“清剿”部队正全力“围剿”闽赣省红军主力。宁化游击队经过周密侦察，一举将村头、禾岭两地数名“铲共义勇队”的头目处决。迫使敌人在这一带无法建立政权、推行政令，鼓舞了群众的斗志。但是，宁化共产党、宁化游击队内部“左”倾路线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又错杀一部分革命志士，造成内部恐慌。部分基层干部与队员人心背离。加上游击队武器装备给养不足，局势急剧恶化。

      4月下旬的一天，一个红军战士乘站岗之机弃枪逃跑，回禾口老家。问路时被敌擒获，受不了苦刑叛变。带敌人的特务营和“铲共义勇队”前往田螺髻，杀死红军3个哨兵，包围了游击队指挥部，封锁了各条通道，抢占了制高点。当游击队发现时，已被团团围住。

      战斗极其残酷激烈，游击队奋勇抵抗，发起多次反击，想冲出包围，但未成功。一直战斗到弹尽人亡，仅有少数人突出重围。两个伤病员，从田螺髻爬到10公里外的苦竹山和16公里外的王尾坑。被发现时，只剩下尸骨和挂在木柱上的五星粮袋及军帽。指挥员黎盛根冲出重围，藏在流孔地养伤，避匿一个月后，不幸被捕，受尽酷刑，至死不屈，在宁化县城下东门沙坝园（今新桥头)被开腹挖心，壮烈就义。游击战士邱朝坤战斗中被俘，押至方田，敌人严刑逼供，用剪刀、钻子扎刺，惨不忍睹。始终不向敌人低头。在禾口慷慨就义。田螺髻战斗的悲壮，同志们对党的忠贞，深深烙印在宁化人民的心中。

      牢记血染的教训

      以上战斗的硝烟早已散尽，而苏区人民和红军战士用生命和鲜血凝成的教训应该铭记。我以崇敬、缅怀之心浅析上述战斗失利的原因有五点：

      一、王明“左”倾军事路线是导致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以清流城保卫战为例，当时敌五十二师加地方民团一万多人寻找我方决战，而红军游击队加上县苏维埃工作人员仅600余人。敌人是我方兵力的15倍以上，武器装备敌人更占绝对的优势。外部环境，敌人在邻近几个县驻扎了几个正规师，而我方除宁化外，其他县都已失守，只有少量的红军游击队，无法支援清流。在这样的条件下，提出死保清流城，想把敌人御国门之外，跟敌人打阵地战。其不正中敌人下怀，根据当时条件，我们没有本钱跟敌人打消耗战。如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600人的游击队利用清流崇山峻岭和人民的支持跟敌人周旋。敌人就很难对付我们。

      二、政治上罗明路线是导致田螺髻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1934年11月26日，清流城失陷，宁化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及部分红军战士转移到方田乡田螺髻。此时大敌当前，内部本应该精诚团结，可是，罗明主义却在内部搞肃反，并错杀一部分革命志士，破坏团结、制造分裂，引起内部恐慌，加上游击队武器装备和给养的严重不足，局势急剧恶化。促使部分基层干部和队员出逃离队。部队从上山时的300多人锐减到100多人。最后由于一名战士弃枪逃跑，被敌人捉住，经不起严刑拷打，为敌带路，摸了红军岗哨，使战斗一开始我方就处于被动直至失败。

      三、中央红军长征后，坚持苏区原地斗争的闽赣省委、省苏维埃、省军区领导，从思想、组织、斗争方式上跟不上，不适应游击战争的形势和环境变化是导致战斗失利、特别是棠地河战斗失利的又一个重要原因。1935年2月5日，中央书记处电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这一基本原则不许有任何动摇，要从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上适应游击战争的形势。棠地河战斗发生在1935年1月26日，离中央红军走上长征路不到3个月，坚持原地斗争的闽赣省委、省苏维埃、省军区领导从思想上、组织上、斗争方式上还没有适应急剧变化的新形势，棠地河战斗中跟敌遭遇的红军500多人和长征初期的红军一样挑着沉重的文件、行李等坛坛罐罐，行动极为不便，被动挨打就是明显的例子。战斗结束后的1月28日，省委、省军区在宁化张坊村进行整编、精简机构，丢弃笨重物资转入江西打游击，这也是对棠地河战斗的总结。

      四、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也是战斗失利的原因。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开始对闽西北苏区各县和红军进行“清剿”，先后部署第四十六师驻建宁，第五十二师驻宁化、清流、永安一线，第七十五师驻将乐，第五十六师驻泰宁、建宁一线，加上各地民团武装等约5万之众，对红军游击队、苏区人民集中兵力分进合击，红军游击队回旋余地很小，加上战斗方式不对，寡不敌众、失败难免。

      五、战略大转移，在部分同志眼里，革命目标越来越远，对前途产生动摇也是战斗失利的原因。中央红军长征是被迫的，仓促的，遵义会议前连党的一些高层干部都不知道往何处去。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同志，特别是基层指战员，对战略的转变更是没有思想准备。过去苏区风展红旗、分田分地，战地黄花分外香，红军主力一走，敌人卷土重来，到处是血腥大镇压，白色恐怖、苏区丧失，前途在哪里?这在三年游击战争初期，大家都有个适应过程，受到一些挫折也是必然的。

      上述是失败的战例，而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苏区干部对党、对人民忠诚无比，他们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惊天地泣鬼神，令同志敬佩，使敌人胆寒。他们败得壮烈、死得其所，他们和长征中牺牲的同志一样光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们的革命精神与日月同辉昭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