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游击队》

作者：崔合美

第一章  不打不相识

 

一九三五年的春天，伴着阴风冷雨，悄悄地爬进了闽西梅花十八峒的深山沟里。 

一个危险的白天过去了，又一个难熬的黑夜降临了。 

连绵不断的雨停歇了，冷溲溲的风却呜呜地叫得更响了。 

夜色本来就很深很浓，更何况满天黑云翻滚呢？我的眼前是黑暗的天，黑暗的地。 

密密的林海死一般的寂静，凄厉的风卷来一两声猫头鹰凄厉的叫声，使山林更显得萧瑟凄凉。我勒紧皮带，用手顶着饿得咕咕叫唤的肚子，背靠着大松树，坐在湿漉漉的枯树叶堆上，蜷缩着冻得颤抖的身子，茫然地抬起头，透过树隙云缝，望着时隐时现的北斗星，陷入了苦恼的沉思：党组织在哪里？部队在哪里？同志们在哪里？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会和彭德怀同志现在在什么地方？我到哪里去革命？ 

一九三0年农历七月底，我十九岁的时候，在家乡湖南平江县长寿街参加了彭德怀同志领导的部队，编入红三军团八军四师。参军才三天，就跟随彭德怀同志去攻打长沙。攻了半个多月，没有攻进去，部队便和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一军团会合，转移东进，直下江西吉安，东渡赣水，经过与敌人的几次殊死战斗，开辟建立了瑞金中央苏区根据地。在战斗中，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分配到长汀，担任军委总政治部警卫连排长。 

一九三四年春天，国民党反动派出动了一百多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王明把持的中央实行“拒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苏区一寸土地”、“以红色堡垒对付白色堡垒”的“左”倾错误方针，中央红军总部进到福建建宁，指挥红军抵抗从赣东北和福建邵武方向来犯的强大敌人。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不得民心，不得军心，加之抛弃了毛主席领导红军创建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而与敌人进行拼消耗的阵地战，敌人又实行了步步为营的碉堡战术，红军战事节节失利，部队损失惨重，红色根据地不断被敌人蚕食，最后，红军和党中央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朱总司令率军委机关和大部队转移，开始长征。我带领警卫连的一个排奉命留下来，编入闽赣军区十二团，担任二连连长，开到建宁东面的金溪渡口，阻击继续攻打苏区的敌人，掩护总部留守机关和闽赣军区机关转移。

十二团老兵很多，大部分是江西人，很有战斗力。当时中央苏区仍留有几万红军，如果采用游击战、运动战，或许还大有可为，可是，留在苏区的中央分局仍坚持王明路线，命令部队硬拼死守打阵地战。敌人采用“碉堡战术”，步步为营，蚕食根据地。敌人的碉堡象紧箍咒一样，不断把我们箍紧。

建宁很快失守，我们转移到建宁东南一线的山上，保卫在宁化附近的军区机关。要打击进攻的敌人，就要摧毁敌人的碉堡。有一天，当我领着部队，冒着枪林弹雨，冲到敌人碉堡跟前的时候，碉堡里的敌人扔下集束手榴弹，炸得我头部负了重伤，连队伤亡也很大，部队不得不撤下来，通迅员背着我送上抬架，住进宁化附近的红军医院。

形势更加恶化，根据地几乎丢失殆尽，闽赣军区机关离开宁化，红军医院被迫解散，重伤员疏散安排到老乡家里，当时，医院也动员我疏散。我因医治了近两个月，伤虽没痊愈，但有所好转，便坚决要求归队参加战斗，组织上就分配我到闽赣军区十七团二连当连长，和部队一道，在宁化东南一带的山林里活动，阻击从清流方向来的敌人。

我们很快就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部队奋勇冲击，天天打仗，既要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又要对付民团、大刀会等反动地主武装的骚扰。

军区司令宋渊泉，政委钟循仁，政治部主任彭弈，原打算带着我们独十七、十八两个团的部队，去会合据说仍在德化一带活动的粟裕的部队。到了大田附近，敌人派商会会长出来诱说城里没有敌人，欢迎我们入城。军区首长误以为真，带着机关人员入城，结果被敌九师包围缴械，宋、钟、彭下落不明。我们在后面接到这一消息，仓皇急退，敌人也在后面猛追，部队被打散了，团部投敌了，我所在的二连一个排叛逃了，剩下的人员，多是本地人，也由代理连长（因我不久后伤口复发，不能指挥作战，团部派组织科长来代理连长）领着，不知去向，只把我这个外乡人和不肯投敌的团部秘书老刘和外号叫“四妹子”的文书小陈三个人，甩在风雨交加的深山僻岭。

好在老刘是永定人，他听说张鼎丞和方方同志还留在闽西打游击，我们三个便决定往西南走，去找张鼎丞和方方的部队。

到处都有敌人，我们白天在深山密林里隐蔽，晚上凭着北斗星辩方向，一连在荒山野岭里穿行了十多天，七弯八绕，走到龙岩北面的玳瑁山深处的梅花十八峒。可是，深山密林里，除了敌人“搜剿”的吆喝，零星的枪声，老乡的咽泣，除了被敌人杀害的革命群众的尸体和焚烧房屋的烟火，哪里找得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呢？难道他们也被敌人打散了吗？闽西的革命火种被扑灭了么？

一想到这，我们便象失去娘亲的孩子，心里涌出一股孤独的辛酸的感情。心，泡在苦闷的情绪里，不觉恋恋不舍地回忆起在部队熔炉里的那些幸福、美好的往事。

    我记起在长沙城下，彭德坏同志亲自指挥我们，按照古代的“火牛阵”战法，驱赶着百十头角上插着尖刀、尾上燃着火焰的牯牛，威武地奔向敌阵，去冲击敌人拦在我们进攻道路上的鹿砦、铁网…… 

    我记起在红都瑞金，毛主席和我们警卫战士一起，蹲在泥土地上，用树枝当笔，大地当纸，教我识字……  

    我记起在汀州，为周副主席站岗，那彻夜不息的灯光，照得心里亮堂堂的…… 

    我记起在建宁，在炮火纷飞的战斗间隙，在硝烟迷漫的前线阵地，和朱总司一起，用竹签在地上画个棋盘，用小石头当棋子，笑逐颜开地下着“牛角棋”…… 

    我记起在攻打敌人碉堡负伤以后，连部的通讯员和司号员，不顾牺牲的危险，冲上来，抱住我，象坐滑滑梯似的，从高坡上滚下来，又背着我，送上去医院的担架…… 

    我记起家乡“送郎当红军”的歌声，记起根据地那些朝我们手里塞鸡蛋、为我们做军鞋的大婶、姑娘…… 

    可是，现在，他们都不知去了何方，只有乌黑的天空漆黑的夜笼罩着我，苍茫的大山苍茫的树包围着我，寒冷和饥饿陪伴着我！ 

    料峭的风，一阵更比一阵紧，被雨水淋得透湿的衣服，如同一层冰霜粘在身上，寒意好似一根根尖针直往骨子里扎。咕咕叫嚷的肚肠，绞得心儿发慌。 

    “老郑！找个地方，去搞点粮食吧！再不吃东西，就会革命到底啦！”老刘从另一棵树下移到我的身边，对着我的耳朵悄声说。我们互相叫“老”，其实我和他都刚只二十挂零年纪。 

“对！找个村子，往肚子里塞点东西，也烧把火，烤烤衣服，暖和暖和！这样下去，不说饿死，也会受冻着凉病死！”文书小陈才十五、六岁，满嘴孩子气，“唉，才在阳世十几年，我还舍不得死啊！” 

    “地主老财没把我们磨死，敌人没把我们杀死，我们是不会死的人！”我鼓励着说。 

    “不吃饭，饿了三、四天，就啃蒿草山笋虽然不会死，也会半死不活！”“四妹子”咕嘟着说。 

    “人生地不熟，到处是敌人，上哪里去找粮食呢？”我犯难地说。 

    “天无绝人之路！这一带，过去也是苏区根据地，我不相信老乡全都变心反水！”老刘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去找亲人，找老乡！” 

    自然是由老刘带路了。我们三个摸黑在山路上跌跌撞撞，溜溜滑滑，转到一个山湾，黑朦朦的夜幕中，显出一排茅草房的轮廓。我们渐渐看清，这是一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冷冷清清地趴在山沟里。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嘱咐他俩提高警惕，把子弹推上驳壳枪膛，别在怀里，随里准备战斗，不过，每个人才只十来发子弹，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也免得枪声一响，惊动四处的敌人来包围我们。然后，才让老刘去敲村边邻近山林的一座门，这时如果发现有敌人，我们还可以就势钻进树林，溜上山去。可是，老刘敲了好一阵，主人就是不答应，但我们贴着门，分明听见屋里有人走动的脚步声。 

    “老乡，开门，给我们一点粮食吧！”老刘嘴贴着门缝，轻声恳求地说。 

    “老总！我们的粮食，早被你们拿光啦！只有红薯叶，粗糠它，野菜汤，你们喝不下去的！”屋里一个老头终于回答了，口气洋溢愤怒仇恨。 

    “老乡！我们不是国民党老总，我们是红军！”老刘高兴地说：“行，野菜汤，给一碗也行，请你老人家快开门吧！” 

    我们听见，里面的人把门栓刚移了半截，又停住了，火辣辣的话象石头一般扔了出来：“我们不知道什么红军白军！如果你是红军，请赶快走，别给我们招灾惹禍，我不害你，你也别来害我！” 

    “你这个老糊涂！老没良心！”“四妹子”小陈火往上直冒，用拳头使劲搥着门，气愤地质问道，“看你住的旧茅屋，不象是个地主老财，红军在的时候，哪点对你不起了？！” 

    “红军好！好得不得了！”里面的老人咽泣着，恨恨地回答道，“是你们这些红军，害得我儿子被杀，媳妇被抓，婆婆在床上要死不落气，我这把老骨头喝辣椒石灰水！我没良心。你们的良心才叫狗吃掉了！”

    “唉！真是易涨易涨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听了这些狠心的话，我不禁感叹起来，“当初红军来，打土豪，分田地，泥脚杆子哪个不是欢天喜地，一口一声‘红军万岁’！如今白狗子得势了，就把红军骂得狗血淋头了！” 

    “我们是小人，你们是大人！大人先生，请远走高飞吧！”里面的声音还是一片愤懑，“你们要再纠缠，我们就要请‘大刀会’来啦！” 

    “你去叫‘大刀会’吧！绑了我们三个，去讨几百千把块光洋的赏钱吧！”“四妹子”也动了肝火，忍不住骂道，“可耻的叛徒！” 

    老刘用手推了推我和小陈，示意我俩不要与老人斗嘴，自己仍心平气和地亲热地叫道：“大叔！就当我们是过路人，行行好，给点粮食吧！我们从敌人包围圈里冲出来，已经四、五天没吃东西了，饿得快走不动了！我们不给你添麻烦，也不白拿，用光洋换，换个十斤八斤马上就上山，行吗？” 

    里面的门栓又移动了一点，马上又往回猛栓上了，老人嘲讽地说开了：“红军老爷！你们有光洋，去找‘大刀会’‘还乡团’换粮吧！他们不但有粮，还有鱼肉烟酒，你们去享受吧！” 

    既然左右恳求，都不开门，我们只好转身了。谁知当我们刚转身准备上山的时候，门却咣地一声忽然开了，一个友好的悄悄的声音传了出来：“同志哥，请进来吧！” 

    我们高兴得连声道谢，一侧身，从打开的门缝里钻了进去，随着一个弓背老人，走进了房子。老人从烘炉里点燃一支干竹片，点亮桌上的一盏菜油灯，立刻，一张堆着笑容的刻满皱纹的脸从桔黄的灯光里显现出来，不过，泪痕未干的一双眼里，仍布满疑虑的神情。 

    “大叔！我们红军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决不白吃你的！”大概是想解除老人的疑虑吧，小陈掏出一块银元放在桌上，说：“请快点搞点粮食给我们吧！” 

    “我们家里哪有粮食啰？要粮，得找村长要！”不知什么时候，黑暗中钻出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眨巴着机灵的黑眼睛，说，“爷爷！我去告诉村长，说同志来了！” 

    “对！对！你快去，请他找些粮食给红军同志！”老人点着头说。我看见，他一边说，一边向着小姑娘努努嘴。这引起了我的警觉：他们是“反水”群众吧？想去叫人来抓我们吗？我便阻拦道：“算了，深更半夜，别去惊动人了！” 

    “呃，说什么客气话！我们一直盼亲人，想红军，今天红军同志来了，也让大家见一见，别以为尽是白狗子一手遮天！”老人豪爽地说着，烧旺一堆大火，“来，先烤烤衣服，暖和暖和，我去找邻居借点米，给三位同志做顾好吃的！” 

    趁他出去的时候，我让小陈到门口去放哨，悄声叮嘱老刘，和我分别坐在靠门的两边，把凳子紧贴墙根，不让有人从后面下手，万一出现情况，也便于出门。 

    不一会，老人端着一碗米回来了，后面跟着七、八个青壮年，他们热忱地代替小陈站哨，连拖带推地请他进屋烤衣、取暖。 

    我请老人把米给我，让我们自己上山去煮熟了吃，老人连声说：“同志哥难得来，该我们做顿香甜的吃！”一边说，一边把米倒进了锅里，那神气，亲热中分明露出戒备，而那七、八个青、壮年，一边和我们红军长、红军短的谈着，一边却分别围住了我们三个。 

    “村长怎么还不来呢？”又等了约摸十来分钟，我不耐烦地问道。 

    “如今年月，找粮难呀！”老人笑呵呵地安慰说，“同志哥，别急！等饭熟了，他就会背粮来的！” 

    “饭快熟了吧？”小陈烤着衣，问道。 

    “快了！这鬼天气，雨多，柴火淋湿了，不好烧。再等一阵阵，就请你们吃香米饭！” 

    老头该不是使缓兵之计？他们该不是派人去叫敌人来抓我们么？看看拖拖拉拉做饭的老人，望望身边几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我猛然醒悟：此地不可久留！便站了起来，朝老刘和小陈说道：“既然这里换粮难，我们去别处吧！” 

    “同志哥！急什么呀，再等一会，饭也熟了，粮也有了嘛！”立刻，我身边的三个汉子从左右方向，装作挽留，上来捉我的膀子，另一个上前，想夺我怀里的枪。糟！遇上坏人了！中了计了！得想法冲出去！我就势拿起坐着的长板凳，利用在家乡从武术师那里学的“凳子功”，来了个“分花拂柳”，左右开弓，猛一使力，将从左右两边上来扭膀子的汉子打倒，紧接着又来一招“斜劈华山”，把凳子朝从前边来夺枪的汉子腰上一砸，闪眼之间，三声“哎哟”，三声“噗啪”，三个汉子都被打翻在地。不容缓手，我又来个“横扫千军”，拿着长板凳一端，一弯腰，朝围着老刘和小陈的几个大汉的双腿猛扫，立刻，那四、五个汉子也象粗木头一样倒在地下。我大喊一声：“老刘！小陈！快走！” 

    老刘和“四妹子”敏捷地掏出枪，退出门口。我悄声说道：“不要开枪！枪声一响，敌人一围上来，就走不脱了！这几个家伙，我来断后对付！”这时，那七、八个大汉，也利索地翻了起来，顾不上痛，拿着木棍、锄头，追了上来。我打得性起，抓着板凳，左一招“迅雷击顶”，又一招“指天划地”。再来个“举火燎天”，接上一招“弯弓射月”，把他们打得喊爹叫娘，左跳右闪，不过，他们也真顽强，缠住我不放。我想，一不做，二不休，收拾一、两个！我狠了心，手上使了劲，来了一招“*穿针”，把凳角猛朝冲在前面的一个青年的胸部死穴“玄玑穴”撞去。 

    正在这时，我听见身后大喝一声：“放下凳子！举起手来！“同时，一个硬梆梆的东西，顶到我的腰上！ 

    真糟！他们把敌人叫来了！我们从宁化左右冲突，钻过不知多少道封锁线，想到闽西找党，找红军，没想到倒找上了敌人，成了送肉上砧板！这一回，真革命到底了！啍，老子不能白送死！我这样想着，装着放凳子，顺手拔出驳壳枪，一转身，想射杀从后面来的白狗子，谁知那几个汉子动作麻利，说时迟，那时快，没容我扳动枪机，他们冲上来，死死抱住我，夺走了我的枪。抬眼一看，老刘和小陈也被从外面来的一群穿便衣、带短枪的人抓住了。他们足有三四十个，团团把我们围住。

    “你们是什么人？”领头的一位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让大汉们放开我，收起顶在我腰上的驳壳枪，又叫人把老刘和小陈推到我跟前，厉声喝问道。 

    “老子是红军！”我想，要死得死个明白死得英雄，便挺直胸脯，吼着回答。 

    “有什么凭证？” 

    “别的证明没有，只有一身伤疤！” 

    “啍！说不定是个要钱不要命的兵痞呢！”年轻人嘲讽地笑着，又问道，“从哪里来？” 

    “从毛泽东、朱德那里来！” 

    “骗人！毛泽东、朱德早走了！”年轻人驳斥着，又问：“上哪里去？” 

    “找张鼎丞、方方去！”老刘接上了话柄。 

    “找他们干什么？” 

    小陈昂首挺胸地回答：“革命！” 

    “嗬，装得倒象！”年轻人冷笑两声，说，“你们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是‘大刀会’的恶鬼，化装成红军来欺骗老乡的！” 

    “你们这些畜孽！上回装成红军，半夜喊开了我家的门，又说我们通匪，杀了我儿子，抢走我媳妇，气得我老伴半死不活，还灌我的辣椒水逼供！”弓腰驼背的房主老人颤巍巍地走上来控诉，越说越气，顺手啪啪地抽了我两个耳光，“冤有头，债有主！你们今天又来，可得到了报应！睁开狗眼瞧瞧，这才是真红军！” 

    “你们是红军？”我真不相信，打了半天，打的是自己人！ 

    “怎么？你们不相信？”那年轻人悠闲地掏出个烟斗，点了一袋烟，美滋滋地吸了一口，“我们呀，还是你们要找的方方的红九团呢！怎么样，抓了我们去讨几千元光洋的赏吧？” 

    “同志！”我忍不住扑上前去，亲热地叫着。 

    “慢来！先别演戏！”年轻人把手一挥，几个人又死抱住了我，他盯着我，威严地问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哪个部分的？” 

    “我们真是红军，是闽赣军区十七团的！”老刘站出来，抢先用福建方言话回答，“你们中间有永定人没有？看认不认识我？我参军前是丰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 

    “哟，你是刘主席？”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兵，从房东老人手里接过油灯，走到老刘面前，借着桔黄的光辉，左端详右端详，然后拨开老刘那因几个月奔波而长成的满嘴刺猬似的黑胡须，兴奋地叫道，“对，是刘主席！我在家乡当赤卫队，开会的时候见过，你左边嘴唇边有颗大黑痣！” 

他这一叫，抓我们的人顿时松开了手。那年轻人、老房东和所有的人一齐拥上来，这个握住手猛摇，那个搂住膀子直拍，亲热地一个劲地叫着“同志！”“同志！” 

    “同志！”我顾不得揉揉被扭得酸麻的膀子，一把扑上去，紧紧握住那年轻人的手，两只眼睛里，泪珠儿扑籁籁地流出来，分不出是激动，喜悦，还是几个月积压的委屈，悲愤。 

    “同志，是刚才我那两巴掌打痛了吧？”房东老人爱抚地摸着我的脸说，“对不起，算是大叔老花了眼！这一段，敌人常装红军，夜里来叫老百姓的门，一叫开了，就说是通匪，不是杀人放火，就是奸淫掳抢，使得乡亲多长了个心眼。我还把你们当成假红军呢！” 

“我呀，也以为你们‘反水’，要叫敌人来抓我们呢，也就不客气，敲了你们几板凳！”我也笑着，抱歉地拱拱手说，“红军不应该打人骂人，请原谅我是自家人不识自家人吧！” 

    “算了，算了！”年轻人风趣地说，“不打不相识，今夜打出同志来，是喜事！大叔，请把饭菜端上来，慰劳这三个同志！” 

立刻，一桌香喷喷的饭菜端了上来，有白米饭，有炒鸡蛋，还摆了一碗酒。我们兴高采烈地吃着，喝着，谈着。那年轻人告诉我，红军长征以后，原来留在闽西的由张鼎丞、邱金声、方方等同志领导的部队，会合苏区中央局派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率领的部队，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选举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为财政兼*部长，谭震林为军事部长，郭义为为党务部长，方方为政治部主任，朱森为参谋长，领导部队和根据地人民，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下设四个作战区，红九团第一营和明光独立营为第一军分区，罗中毅为司令员，方方为政委，温含珍为政治部主任，在龙岩、连城、宁洋交界的大山里活动。他是一连连长，叫邱立生（整编北上时他是新四军二支队三团一营营长。抗战时在江苏丹阳附近牺牲），他们知道闽赣军区十七团和十八团已被敌人打散，由罗忠毅和方方同志派出来，在筹办粮食的同时，收容、寻找、救护十七团、十八团的同志。他们今夜刚来这一带，由老乡叫来抓“假红军”的，谁知却抓到了自己的同志！ 

    大家无拘无束地谈着，笑着，我们沉浸在热烈的同志亲情中，沉浸在浓密的军民情意中。我们，终于找了党，找到了部队，找到了同志，也找到了和我们生死与共的父老乡亲，一路上的饥饿、寒冷、消沉、疑虑，统统烟硝云散，我的心里甜滋滋的，血往上涌，力往外溢。从今以后，我又生活在革命的集体里了，再不是断线风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