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淅赣游击区概况

由闽北苏区演变而成，位于福建省北部山区，以武夷山区脉为中心，包括闽北、赣东北和浙南边境的20 余县，其东南部与闽东游击区接壤，东北部与浙南游击区毗连。闽北苏区曾是闽浙赣苏区的一个分区，1933年春划归新成立的中共闽赣省委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闽北红军在黄道为书记的中共闽北分区委领导下，依托武夷山分散开展游击战争。与闽东游击区密切配合，相互支援。后来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成立了以黄道为书记兼政委，包括吴先喜、黄立贵、曾镜冰等在内的中共闽赣省委和闽赣军区。他们与友邻的红军游击队相互策应，加之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有利的地理环境，灵活地运用“走藏打”战术，使游击战争开展得十分活跃。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闽北苏区顿失支柱，国民党纠集10万之众，向闽北苏区发起总围攻。当时，闽北苏区的武装力量只有5 000余人，被敌分割封锁，部队与领导机关的通讯联络被切断，到年底，苏区大部丧失，闽北党政军领导机关被压迫在崇安县(今武夷山市)西北部山区的一小块狭长地带里，处境危如累卵。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先是主张“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死守苏区首府大安；后又畏敌如虎，逃跑投降。而以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为代表的分区委大多数领导人，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挫败了李德胜等人的错误主张，适时地改变政策策略，主动撤出大安以避敌锋芒，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根据敌用“移民并村”、“困死饿死”红军的法西斯手段，红军游击队无法在原老苏区范围内生存的具体情况，在军事上打出外线(跳出老苏区)开辟新区；在政治上实行“白皮红心”两面政策，争取与保甲长、大刀会建立统一战线；在经济政策上改打土豪没收财产为向土豪筹款，改分田地为减租减息。这样，闽北游击区在电台丢失、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机动灵活地与敌周旋，保存了干部，保存了军队，扩大了游击区。至1936年4月，与闽东游击根据地联络共同成立了闽赣省，游击区扩大至现在南平市全境和将乐、泰宁、建宁、周宁、寿宁、屏南、古田以及江西省的上饶、广丰、铅山、资溪、贵溪，浙江省的江山、龙泉、庆元等26个县的广大地域，闽北独立师也由4个纵队发展为6个纵队，闽北游击区成为南方15块游击区中最主要的游击根据地之一。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一方面被迫接受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一方面又加紧了“清剿”红军游击队的步伐，将驻闽绥靖公署从漳州迁至建瓯，调集国民党军3个正规师、1个独立旅和江西、福建保安队，加紧对闽北游击区的“清剿”。他们颁布通匪者杀、济匪者杀等所谓的“十杀令”，强化保甲制度，组织“壮丁队”搜山，采取“抽干塘水抓鱼”的办法，妄图在短期内消灭闽北红军游击队。闽北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又面临着一场生死考验，红军主要将领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和独立师师长黄立贵先后牺牲，部队迅速减员。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以黄道为书记的闽赣省委当机立断，再一次改变政策策略，提出当前党组织和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保存有生力量”的训令，一方面要求各地注意斗争策略，强调部队不得打硬仗、消耗仗，在国民党军队疯狂寻衅之际，贯彻“走、藏、打”三字方针。另一方面，审时度势，适时成立闽赣抗日军政委员会，高举民族抗日战线的大旗，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主动与国民党江西、福建地方当局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谈判，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之后于1938年2月将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一支1 300余人的抗日队伍——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开赴皖南前线抗日，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