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泽是闽浙赣边组建新四军五团的起源地

                                                                                    ——闽赣省委与国民党大洲谈判前后

                                                                                                                      罗时来

    1937年10月，在全国抗日形势不断高涨的影响下，经过中共闽赣省委的不懈努力，中共闽赣省委与国民党江西省当局确定互派代表，就“停止内战，抗日救亡”问题，在光泽县大洲村举行谈判，取得成功并达成协议，从此结束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促成了闽浙赣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胜利地完成了闽浙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的历史使命。

      一、大洲谈判，奠定了闽浙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基础。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中共闽赣省委实际领导着浙东南、赣东北、闽北三大游击区，党史上习惯统称闽北游击区，是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地区。1937年2月至7月，闽赣省委先后失去吴先喜、黄立贵两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员，闽赣省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省委机关从崇安的龙都门迁到光泽诸母岗。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特别是八·一三以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蒋介石迫于形势已无力再对我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不得不抽调围剿南方红军游击根据地的正规军去应付日寇的大举进攻。国民党先后将第三师、七十五师、七十六师等主力部队撤出闽北游击区，暂缓了对闽北红军游击队的进攻，闽北国共武装对峙的局面渐趋缓和。为尽快实现与国民党闽赣当局的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闽赣省军政委员会致函国民党当局，提出建立南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9月20日，闽赣省委通过光泽县长高楚珩专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明确表示“我辈向以抗日救国自任，对救亡图存工作，决不后人。”提出合作抗日三点主张：一、同意将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并在划定的区域内实行抗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二、红军游击队改编后受中共中央领导；三、在谈判未确定之前，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红军游击队停止打土豪，要求福建军政机关立即将崇安城至分水关一线，崇安城至岚谷一线，星村、曹墩等地至建阳之杜潭、邵武二都桥等地国民党驻军首先撤退①。这时，国民党江西省当局也有意愿同中共闽赣省委谈判，于是决定释放被关押在南城监狱的中共光泽县扫帚尾区委书记蔡诗珊，并由南城第七保安团副司令周中恂找蔡诗珊谈话，委托他寻找闽赣省委领导人，转达他们的诚意。蔡诗珊回到省委机关后，向省委领导汇报了江西国民党方面的意图。闽赣省委谅解蔡诗珊的出狱经过，对他继续信任，并委派他负责联络双方谈判具体事宜。9月下旬，蔡诗珊带回高楚珩的信，同意闽赣省委的谈判条件和指定的光泽县大洲村为谈判地点，并指派江西省第七保安副司令周中恂和光泽县县长高楚珩为谈判代表。于是，闽赣省委确定派中共闽赣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闽赣省儿童局书记黄知真和闽赣省军区教导大队教导员邱子明为谈判代表。

      与此同时，为了取得党中央对国共合作抗日问题的指示，9月24日黄道、曾镜冰联名致函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②，征求对闽北国共谈判的指导意见。至此，恢复了与党中央中断三年的联系。随后，又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取得联系，并在东南分局领导下开展工作。

      10月1日，双方谈判代表按预定的地点举行了为期一周的谈判，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其主要内容是：闽赣省方面停止打土豪，改分田地为减租减息，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赣闽边抗日义勇军；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方面同意释放政治犯，提供红军给养和红军集结地点，保证闽赣省方面赴中央汇报工作同志的安全等。

谈判结束，黄道、曾镜冰等来到大洲村，代表中共闽赣省委、闽赣省军政委员会，接见并宴请国民党江西省方面谈判代表周中恂、高楚珩二人，省委机关也下了山，住进了大洲村③。

      大洲谈判之后，闽赣省委指示所属建松政、资光贵、邵光建等游击区与国民党福建地方当局举行谈判。但是，驻崇安、邵武、建阳的国民党军对大洲谈判协定不予理睬，不断向游击区进行武装挑衅。为此，闽赣省委不得不派饶守坤、王助、马长炎、左丰美等率部进行自卫还击。10月14日，闽北红军在24小时之内，连续拔除了邵武二都桥、建阳响古村、杜潭村3个国民党军据点。同一天，由汪林兴率领的闽北红军主力也一举摧毁了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国民党军炮楼。闽北红军游击队的自卫还击，迫使国民党闽赣军政当局停止武装挑衅，遵守合作抗日协定。11月，闽赣省委抓住有利时机，指导建松政、资光贵、邵光建游击区与国民党福建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分别就团结抗日、释放政治犯等问题达成协议。

资光贵游击根据地谈判结束后，刘文学带领近100人的红军游击队在资溪昌坪集中，于同年12月初到达光泽县柴家省委驻地，年底省委驻地迁至崇安县长涧源。

      大洲谈判，标志闽浙赣边区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的结束，奠定了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基础。正如陈毅所说：“在与我党中央三年隔绝的情形下，在进攻者长年的包剿下，黄道同志能独立支撑，顽强坚持，终于完成了保持革命阵地保持革命武装保持革命组织的光荣任务，所以而后能够以一支强有力的部队编入新四军来适应抗战之爆发，这是黄道同志对革命对民族的绝大贡献。”④

      二、闽浙赣边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改编。大洲谈判中，关于闽浙赣边红军的驻防地点曾经有一番争论。闽赣省委原定方案是崇安或铅山。对方代表再三表示，他们是江西省政府派出的代表，只能代表江西方面；崇安是属福建管辖的，他们不好表态。于是，闽赣省委谈判代表拿出到铅山县石塘镇集结的方案，他们表示同意。只是要求允许他们在河口驻军，以保护军需仓库和后方医院，其它地方，红军游击队一到，他们的部队都可以撤出。

尽管如此，黄道还是保持了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一方面通知各地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整编，一方面派陈仁洪、谢忠厚(谢锐)带领四纵队一支队100多人的队伍到铅山县石塘镇做好部队集中前的准备工作。为了使红军游击队能够安全顺利到达石塘集中整编，黄道日夜操劳，先后8次致信国民党崇安县县长蒋伯雄，要求转达他的意见，电请国民党福建当局撤出崇安一带的驻军，以便红军游击队顺利集中整编。经过再三交涉，排除干扰，扫除障碍，闽浙赣边红军游击队才由崇安县长涧源开赴铅山县石塘镇整编训练。同时也为巩固已建立起来的闽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铺平了道路。

      1938年1月初，闽浙赣边各地红军游击队(这时已改称闽赣边抗日义勇军独立团)陆续到达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饶守坤、周汝春率领的闽东北红军游击队200多人，马长炎率领的闽北红军游击队100多人，黄瑛、吴德初、王荣森率领的崇安、建阳红军独立营、游击队近200人；从延安派来的桂逢洲、余光茂、阙中一和从江浙一带南下的无锡流亡服务团及上海教育服务团100多人也先后到达石塘；许多在游击战争中失散的、养伤养病的红军战士、赤卫队员也纷纷归队，共集中红军骨干700多人，其中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到胜利的老红军只剩下200多人。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有多少闽北优秀儿女、多少光泽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部队到了石塘镇后，发现铅山、玉山、上饶、广丰等地国民党军队的保安团调动频繁，石塘镇上地形对我军不利，我军立即把部队拉到石塘镇东南面七八里路的山上的一个小村庄，依山傍水驻扎，一旦发生敌情，即可进入武夷山。为了担负起民族自救的重任，在整编训练期间，部队掀起了扩军运动，部队干部分赴各游击区宣传抗日，动员青壮年参加抗日队伍。各根据地青壮年满怀报国之心，踊跃报名参军，在很短的时间内，部队发展到1500人，其中光泽人民子弟兵200多人。

      2月9日，整训部队在石塘镇一所小学里召开大会，黄道给每个干部战士分发“闽浙赣边区坚持斗争纪念章”，一时间一双双枯瘦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激动的泪水顺着脸颊流淌，悲痛和喜悦足足延续了半个小时。接着，黄道受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托，宣布新四军军部命令：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浙西南和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饶守坤任五团团队长，曾昭铭任副团队长(即政委)，杨元三任参谋长，刘文学任政治处主任；叶飞任第六团团队长，阮英平任副团队长，参谋长黄元庆。五团下辖3个营、1个机炮连。一营由省委直属部队和第一军区(崇安、建阳、浦城)一部分游击队、第二军分区(光泽、邵武、顺昌、将乐)游击队合编而成，营长严昌荣；二营由第三军分区(资溪、光泽、贵溪)游击队和第一军分区的部分游击队合编而成，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三营由第四军分区(建瓯、松溪、政和)游击队组成。营长周汝春、副营长阙中一。25日，这支由闽浙赣人民优秀儿女组成的抗日武装，告别了患难与共的父老乡亲，肩负着保卫祖国保卫民族尊严的重任，雄赳赳、气昂昂，开赴皖南抗日前线。闽北党组织和红军胜利地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转变。

      注释：

      ①《黄道等同志致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函件》1937年9月20日，载中共光泽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大洲谈判》，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3月北京第1版(②③④同)。

      ②《黄道、曾镜冰同志致叶剑英信》1937年9月24日。

      ③黄知真：《回忆大洲谈判》，1987年。

      ④陈毅：《纪念黄道同志》，1939年。

      ⑤陈仁洪回忆录：《从闽北到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