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中烈火炼真金

                                                                                                                                         杨采衡　原作    

闽中地处福建东南沿海,福(州)厦（门）公路贯穿南北，腹地为兴化湾平原。这里人口众多，文化发达，海陆交通方便，是当时国民党当局严密控制的地区之一。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任闽中红军游击队参谋长，亲身经历了许多重要历史事件。

罗汉山上烽火起

三年游击战争初期，闽中地区不但有福清中心县委，而且有莆田中心县委。两个中心县委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在各自的辖区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5月，莆田中心县委和福清中心县委在福清西区樟溪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两个中心县委合并，成立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组织部长黄孝敏，宣传部长潘涛，军事部长刘突军，青年部长余长钺。

闽中特委成立不久，决定把闽中的各支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工农红军闽中游击队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一支队队长魏耿，政委刘突军，副支队长吴德标，我任参谋长。一支队以罗汉里为根据地，二支队以莆田县常太山区为根据地。两个支队在特委统一领导下，以各自的根据地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

罗汉里位于闽中北部的永泰县境内，属永（泰）福（清）莆（田）三县交界“三不管”的地方，为土匪常年出没之处。这里山高林密，农民群众饱受兵匪之祸，迫切要求解除痛苦，所以适合我们建立红军游击根据地，为了加强党的领导，闽中特委决定在此成立永泰工委，陈云飞任工委书记。党和红军游击队在这里办夜校，教农民识字，讲授被压迫的贫苦人民只有拿起枪杆子与反动派斗争到底才能求得解放的道理。

经过一段时间的群众工作，以罗汉里山区为中心，远近几十里的东山、龟山、下埔、北郭、波兰、垱下等山村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而且还把群众工作做到福清琯口、闽侯时洋一带，并在这些地区开展抗租抗税和分粮斗争。游击队员一边做群众工作，一边选择有利时机扫除根据地周围的联保处和四出打劫的土匪，使广大贫苦群众既得到实际利益，又能过上安宁生活。所以红军游击队深得群众拥护，许多青壮年要求参军参战，游击队员由原来的几十人枪很快发展到百余人枪。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2月，我游击队选择战机主动出击，先后进行了奔袭大洋田赋处、东山寨反“清剿”、攻打大义乡民团、河村桥伏击战等战斗。

这一系列战斗的胜利，表明罗汉山上的烽火烧到了国民党福建当局的心脏，它必然引起对方的猖狂反扑。1936年2月底，国民党当局纠集了正规军、宪兵、保安团以及各县壮丁队、区警队等3000多兵力，分别进驻福清县的琯口、上店、磨石、东张，闽侯县的尚干、坊口、大义、西塘、溪口，永泰县的葛岭、大樟、营前等地，对我罗汉、半岭、双坑、一都根据地形成了“分进合围”之势，并派出飞机侦察、铁甲车逡巡，扬言要限期扫清“共匪窝”、消灭“赤化区”。敌以步步为营、伐树烧山、岗哨封锁的战术，妄图把一支队歼灭于罗汉山上。

我军全体指战员风餐露宿，与敌周旋于深山密林中，一边选择战机打击敌人，一边同饥寒疾病作斗争。随着时间推移，当时分散上山时每人所带的8斤粮食、2斤炒盐已所剩无几了，加上敌人的严密封锁，给养成了严重问题。为保存有生力量，坚持斗争，我游击队员从3月下旬起就开始饭菜颠倒，以山间春笋、树上野果为饭，炒盐炒米为菜。后来炒米也完了，只靠盐巴煮野菜支撑。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基点村的群众冒着极度危险，挖出坚壁起来的粮、盐等物品送上山。我们终于熬过那饥寒交迫的日日夜夜。

与敌周旋，常常一天要跑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崎岖山路，到后来，大部分游击队员是光脚爬山越岭，穿梭密林灌木之间，许多同志的脚被竹尖、树杈、荆棘割伤刺破，加上缺医少药，伤口很容易化脓溃烂。然而一有敌情，就得照常行军作战。在这样的处境下，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便是无声的号令。支队政委刘突军脚被竹尖刺破，而行军却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他脚上的脓血印染了罗汉山岗。他把剧痛忍受在心间，而将战胜敌人的信心表露在脸上。他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给战士们讲故事，说说笑笑，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来增强战士们战胜困难的信心。

敌人的“清剿”持续近一个月时间，不但一无所获，反而被我多次袭击，丢下几十具尸体，因此恼羞成怒，施展了更为残忍的手段。从4月上旬起，国民党军对肖厝、角楼、半岭、大坑、垱下、波兰等基点村大肆洗劫，由联保主任率领的清乡队对无辜群众进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据不完全统计，被烧毁、拆除的房屋有147间，被捕群众200余人，惨遭杀害12人，被劫财产不计其数。

在白色恐怖之下，在官禄引诱面前，一支队也曾出现个别叛徒。4月间，敌人收买了被我收编的原刘春水匪部陈香信、方美佳，并通过这两人对魏耿进行策反工作。在其劝诱之下，魏耿即献俘投敌。5月，特委书记王于洁亲自到莆永福边区去，与从罗汉里撤退出来的黄孝敏、刘突军、吴德标等同志会面，并在永泰后溪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把闽中一支队开往莆田常太根据地与二支队合并。

兴化平原惩腐恶

闽中红军游击队一支队并入二支队之后，特委任命吴德标为支队长，刘突军兼任政治委员，雷光熙、王铁成提为副支队长，我仍任参谋长。国民党当局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不顾民族危难，继续在闽中“清剿”我党和红军游击队。敌采取了长期驻剿、四面封锁的策略，以一个营的兵力驻扎在常太枫叶塘渡口一带，我根据地周围的群众遭受严重摧残。为了打破敌军对我常太根据地的包围封锁，支队决定留少数干部、战士配合自卫团保卫常太根据地，部队主力向兴化平原进军，一方面可达到调虎离山的目的，另一方面则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击反动势力。

6月，经周密侦察之后，由刘突军率队袭击了驻福厦公路莆仙交界地段的长岭敌军一个排，缴获步枪18支以及手榴弹、子弹、军装等物资。接着我军又转至莆田县境，袭击黄石镇第三区署，击毙区警4名，缴枪20余支，同时在黄石镇上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宣传“反蒋抗日”。黄石缴枪胜利后，我军又迅速开赴莆田灵川何寨联保处，逮捕地霸何承祖等4人，缴枪12支，罚款2000元。红军游击队转战平原近一个月时间，出师皆捷，狠狠打击了反动腐朽势力的嚣张气焰。

7月间，国民党驻军又大举进攻我常太根据地。我军指战员和当地群众被迫撤退到深山，搭草棚歇身，挖野菜充饥，斗争十分艰苦。为摆脱敌军围困，特委决定我武装力量撤出常太根据地，转移到莆永边区开辟新的根据地。我军进驻莆永边后，一边进行内部整训，对战士加强军事训练和抗日救国教育；一边开展统战工作，说服当地的大刀会和一些土匪头目以抗日为重互不侵犯，并争取了一些绿林兄弟加入我军。刘突军还创造了一套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即对各基层人士采取不同政策：教育贫苦群众停止相互间的械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对一般商人则坚持交易自愿、买卖公平；对上层绅士分清情况，区别对待，即争取进步，团结中立，打击反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新开辟的莆永边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

自一支队撤出罗汉里以后，福清一带的反动势力嚣张至极，尤其是琯口镇联保主任潘德仁，敌军“清剿”罗汉里时他曾是清乡队的鹰犬，四处捕杀我游击队员家属和基点村群众，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当我游击队撤出罗汉里之后，他又散布游击队全部被消灭的谣言，且变本加厉为非作歹。应被迫害群众的强烈要求，支队决定：奔袭琯口镇，镇压潘德仁。我军先派一战斗小组到达琯口镇进行实地侦察，弄清潘德仁就住在该镇敌军炮楼后面。刘突军、吴德标等支队领导率我军主力从永太后溪出发直插福清琯口，并很快将炮楼哨兵处置了，冲进炮楼解除了民团武装，逮捕了罪大恶极的潘德仁，宣布其罪状后立即枪决，并将备好的布告贴在其尸体上。撤离琯口镇时，我们利用民团电话机向国民党福清县党部通话：“琯口来了大批共产党游击队，驻防国军被缴械，联保主任被处决，请速派兵解救!”县党部又将这一情况急告省城，搞得国民党福建省当局十分慌张，省城福州戒严三天。以罗汉里为中心的老根据地人民群众很快得到我军奔袭琯口镇、镇压潘德仁的消息，他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艰难的和谈之路

1936年10月，闽中特委派黄孝敏赴香港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接上关系，从而使特委领导了解到中央关于争取国民党共同抗日等一系列新的精神。于是，我红军游击队自打了琯口后就停止军事行动，把部队隐蔽在莆永边根据地整训。

1937年2月16日，闽中特委在莆田洪度村开会研讨西安事变后的新方针、新策略，不料被叛徒出卖。特委领导王于洁、黄孝敏、潘涛、余长钺和福清县委书记陈炳奎相继被捕。特委被破坏后，剩下的特委军事部长刘突军当机立断，成立闽中工委以接替特委领导。4月下旬，去“南委”请示工作的黄国璋从香港回来，向闽中工委传达“南委”对闽中党的工作指示，其中包括闽中党可以选择有利时机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合作抗日谈判。嗣后，闽中游击队遵照“南委”指示改编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七路军第一纵队。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经过谈判，闽中工委与国民党当局基本达成协议，确定在我军集中完毕后，由国民党闽中驻军二三九旅派代表正式点编。我军自9月初开始从各地陆续开往莆田庄边尚书桥集中整训，刘突军、黄国璋、吴德标等同志亲自对部队进行抗日形势、统战政策、严格纪律等方面的教育，同时抓紧军事训练，以适应开赴前线抗日需要。9月上旬，刘突军又亲自进城就部队点编的具体问题同莆田县长夏涛声进行面谈，并确定闽中义勇军在莆田县城关设办事处，以利今后双方联络。9月中旬，我军开到莆田城郊南门外点编后驻进广化寺，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八十师独立大队(但据说国民党单方对外报道称“特务大队”)，刘突军任大队长，我任副大队长。下属两个中队，吴德标、翁鸿镗、雷光熙、金贯一分别为一、二中队的正副队长。蔡先镳为大队副官，黄飞白(国榆)为军医，张庆为庶务长。

我军进驻广化寺后，进一步扩军和广泛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指战员在莆田城区四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通过一段时间的宣传鼓动工作，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各地青年纷纷要求参军参战。部队在广化寺期间，参加军训的青年最多达400余人。部队从百余人发展到200余人。国民党地方当局中的顽固派，尤其是国民党闽中驻军旅长钱东亮及其上司，对我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极为反感，认为这支部队多是本地人，活动能力很强，活动阵地很广，若照此下去更难控制，很想把部队调离莆田。

1937年10月下旬，日寇占领了福建的金门岛。钱东亮便以金门沦陷、闽南告急为借口，提出将我军调往泉州，使我远离根据地，且在钱旅直接控制之下。11月中旬，我军进行了整顿，动员队伍中的老弱者回乡就地继续进行革命工作，选出几十名善于做地方群众工作的同志，并配给短枪，留在闽中继续开展党的工作。其余60多人枪的武装部队乘四辆卡车从莆田广化寺开往泉州承天寺。

我军一到泉州，就受到当地人民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热烈欢迎，泉州地区党组织发动各地群众，组织慰问队，携带慰问品，前来承天寺慰问我军全体指战员。我军在泉州期间，一面利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合法时机大力开展恢复泉州地区党的工作，向各学校师生和社会各阶层人士进行抗日宣传，相继成立“抗敌服务团”、“抗敌歌咏社”等各种抗战团体，使这一地区很快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一面参加维护社会治安，处处关心群众利益，以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博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

钱东亮及其上司对我开展上述活动极为不满，在欲禁无词的情况下，竟然冒充我军战士在泉州大街上抢劫，嫁祸于我。刘突军掌握了这一情况后，便亲自带领精干武装昼夜巡视，终于抓获了打家劫物的两名歹徒。经讯问，证明歹徒是钱部士兵，便将其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后交旅部处理。通过这一活生生的事实，使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辨明了真假，对我军更加信赖了，但也导致了钱东亮及其上司恼怒忌恨、伺机报复。

1938年2月，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成立，闽粤赣省委领导下的红军已编入新四军。这时，闽中党和军队领导人一再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求，让闽中部队也加入新四军。对此，钱东亮感到很难办，便对刘突军说：“你很年轻，有魄力，部队抗战士气很旺，我可以提升你为中校营长，把部队开往浙东抗战更有作为。”刘突军识破钱东亮不让我军加入新四军的阴谋，便婉言拒绝了钱东亮的封官许愿。钱东亮见刘突军不上他的圈套，便与其上司共同策划了震动省内外的“泉州事变”。

1938年3月上旬，刘突军正式向钱东亮请假到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请示工作，并顺道在莆田召开工委扩大会议。钱东亮一面准假，一面电令二三九旅四七八团二营(驻莆城内)营长彭时斌予以捕杀。3月11日早饭后，钱东亮派了一个马弁来到承天寺，递给我一张钱东亮的名片，要我和翁鸿镗一起到旅部，说是钱旅长有要事面谈。我们感到情况有异，便交代吴德标等同志要注意对方动向。

就在我和翁鸿镗到旅部之后，二三九旅四七九团团长董文敏带了两个营的部队包围承天寺，并派几个警卫人员到我军驻地，通知我部到承天寺后殿集中，对我们强行缴械。队伍被围困在承天寺期间，战士们士气高昂，坚持斗争。白天利用与钱部士兵对峙机会，向他们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夜间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前进歌》等歌曲，用嘹亮的歌声来呼唤国民党军中的爱国士兵去履行军人外御日寇的天职，使得钱部官兵不得不承认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和革命气概。

我部在钱旅控制之下，很难与上级党取得联系。我借庶务长张庆上街采购之机，叫他到邮局打电话了解莆田情况，又交给他拟好的电报稿，同时发给新四军驻龙岩留守处和驻福州办事处。电文大概内容是说明部队被缴械，刘突军生死不明，要求向福建当局交涉，还我刘突军，还我武器，建议把我部送到新四军去。

钱东亮知道我发电报后又把我召去，色厉内荏地对我说：“杨采衡，你好大的胆，敢发电报！”我反驳说：“我是国共和谈的正式代表，你们无缘无故缴了我们的枪，抓了我们的大队长，我理所当然要向自己的上级报告。”钱东亮被我驳得哑口无言时，我又要求钱旅发给我通行证，说我要到福州办事处反映情况，钱东亮出于为他一手策划的“泉州事变”找梯下台，便答应给我通行证。

第二天，我单身乘长途客车到福州办事处时，黄国璋已先到那里。于是，我们一起将莆田、泉州两地发生的事情向办事处领导同志做了详尽汇报。办事处王助、范式人等领导同志了解“泉州事变”的真相后，便带我们到八十师师部去交涉，同时新四军军部也发电报向福建省主席陈仪交涉，要他们立即释放刘突军，发还武器，迅速把闽中的武装队伍送到新四军军部。最后国民党当局矢口否认逮捕和杀害刘突军，但不得不交还武器装备。3月下旬，闽中武装队伍从泉州承天寺开赴福州洪山桥，回到我党我军的怀抱。

闽中部队进驻洪山桥之后，立即进行短期整训，实施开赴前线抗击日寇的政治思想动员。值此，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领导人宣布新四军军部已经批准我们这支部队编入军部所属特务营，指定我负责把部队带到军部报到。大家听完宣布后顿时沸腾起来，个个欢欣鼓舞，笑逐颜开。1938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全体指战员乘5辆大卡车告别父老乡亲，离开福建北上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