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

    新四军皖南部队活动地区，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是一个横宽百余公里，纵深约50—60公里的狭长地带，面对日寇，背后有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兵监视、封锁，处境险恶。为使皖南部队摆脱险境，中共中央自1940年10月起，多次电令其尽早由无为以东北渡长江进人皖东，或经苏南渡江北上。并于8日电指出：“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不利的”。但作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以“军部北移困难”为由，主张继续留在皖南。11月24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战区已经抽调兵力，进行围歼新四军皖南军部的部署，遂电令项英新四军皖南部队务必“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希夷率一部分立即出发。一切问题须于十二天内处理完毕。”此后，项英只派出部队侦察了经铜陵、繁昌之间北渡长江的路线，筹集了渡江的船只，并将部分物资和1000余机关人员向苏南转移，但未及时组织部队行动，以致贻误了时机。

    蒋介石在其一切准备就绪后，遂于12月9日，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部，对新四军皖南部队“按照前定计划”，“立即将其解决”；并故意泄露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路线，暗示日军加强沿江封锁兵力；同时令皖中李品仙部于江北加强布防，企图与日军相互配合夹击新四军皖南部队。29日，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调集了7个师8万余人的兵力，任命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采取“逐步构筑碉堡，稳扎稳打”的方针，布置了歼灭新四军皖南部队的方案。同日，上官云相于安徽省宁国县城召开作战会议，确定进攻部署，限令各部于12月31日前秘密完成作战准备。

    这时．新四军皖南部队北渡长江或转移苏南的困难，虽然有所增加，但转移的条件还是具备的。首先，敌顽之间、顽军内部均存在矛盾，只要皖南部队突入日军占领区，顽军就不敢深入；其次，沿江地区群众基础较好，并有江北、苏南的新四军接应；再次，皖南部队指战员同仇敌忾，具有克服一切困难的顽强斗争精神。但是，项英自12月中旬起数次向中央请示“行动方针”。26日，中共中央复电对他作了严厉批评，指出：“过去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会吃大亏的”。此后，项英于28日召开新四军军分会会议，决定皖南部队进入临战姿态，由云岭驻地先向东南行进，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地区，尔后待机北渡。并将转移苏南的决心电告党中央，但对向苏南转移的具体路线，未加说明。3日，中央复电同意立即向苏南转移。

    4日晚，新四军皖南部队由云岭分三路出发，因连日大雨，道路泥泞，河水猛涨，部队行动迟缓，至5日15时各纵队才先后到达大康王、凤村、茂林、潘村、铜山等地。6日下午，我警戒部队在大麻岭、丕岭与顽军小部队遭遇，将其击退。黄昏，我各纵队按预定计划，分三路纵队向旌德方向前进，拟于星潭会合。7日，我先头部队在星潭附近遭到顽军的抗击，遂组织五团2个营对星潭展开攻击。这时项英于百户坑召集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向，会议对攻下星潭后，能否向苏南转移，认识不一致，叶挺孤家1人，与项、袁、周3人争论达7小时之久，至晚12时，始决定部队改向西南方向行动。8日，我军向西南方向行动时，又遭到顽军第七十九师的阻击，不能前进。遂又决定改向茂林方向突围。这时，顽军第四十、一四四师加紧向我军左右两翼进攻，云岭、茂林等地也被顽新七师、一四四师占领。我军的退路被切断，处境更加险恶。8日晚，当我军进至茂林东南5公里的高坦村时，又遭到顽一四四师的猛攻。此时，军长叶挺指挥部队进行顽强抵抗，经过一天激战，将顽军击退。我军转入茂林东5公里的石井坑。9日，朱德致电刘少奇，询问项英、袁国平等离开部队情况，并指示：叶挺、饶漱石情形如何，望即告我们。11日，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即转叶挺、饶漱石，并全体同志，指出：“希夷、小姚（即饶漱石）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1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皖南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的电报，电文说：“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与此同时，电告周恩来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坚决要求其在皖南停止进攻，撤围让路。蒋介石一面口头答应下令查处，一面督令顾祝同加紧围攻，务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皖南部队在叶挺的指挥下，继续与顽军搏斗，多次打退顽军的进攻，充分表现出我被围新四军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至14日，除老一团傅秋涛、江渭清部、老三团黄火星部2000人，向东北突出外，其余的6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军长叶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注意与当面顽军谈判撤围让路的指示精神和组织上决定，亲赴顽方谈判被扣。这就是蒋介石蓄意制造的亲者痛、仇者快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月17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声称要将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

    三、重建新四军军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

    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命令在延安发布。《命令》指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战，卓著功勋，此次奉命北移，突破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兹特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顿该军，团结内部，协同军民，巩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与朱德、王稼祥等电告彭德怀、刘少奇、陈毅：“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决定以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一旅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七旅，以加强该师力量”。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关于处理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要求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严惩肇事祸首，释放叶挺和新四军被俘人员。……与此同时，我党代表周恩来为打破国民党封锁皖南事变消息，怀着极大的义愤，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并通过各种活动和途径向中外各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

    25日，以华中指挥部为基础，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2月2日，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并告彭雪枫、黄克诚：“彭雪枫部和黄克诚部均须用新四军番号。刘、陈应速将苏南、苏北、皖东、鄂中、淮北及克诚六部编为6个师，将各师师长、政委名单立即电告，以便军委立即发布委任令，广播全国。” 

    我党针锋相对、义正辞严的斗争和处理皖南事变的严正立场和主张，获得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力量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宋庆龄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三次致书蒋介石，要他悬崖勒马。民主党派提出抗战、团结、民主的主张。海外爱国侨胞纷纷通电谴责蒋介石，反对枪口对内。

    在国际上，苏联提出抗议。英、美等国出于利用中国抗战、遏制日本南进的目的，也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影响抗日。8日，蒋介石接到罗斯福盼国共合作函。美国总统代表居里，于2月14日会见我党代表周恩来时表示：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中国分裂，美国很难赞助。而华中日军则于1月24日至25日，乘虚而入，发起豫南战役，汤恩伯部溃败。蒋介石处于内外交困之中。

    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被打退。我党我军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相忍为国的正义立场赢得国内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赞扬。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这是蒋介石一手造成的。但从主观方面检查，这个结果是与项英同志长期受王明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首先，他强调华中特殊性，没有坚持执行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向敌后发展的正确战略方针和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长期坚持向南发展的错误主张，使部队长期局限于皖南狭小地区，处于日军、顽军的夹击的不利地位。其次，丧失北移的有利时机。早在何、白“皓电”前后，党中央曾指示新四军皖南部队迅速渡江或先移苏南，待机北上。但项英迟迟犹豫至12月底，在日军加强对长江封锁、顽军行将完成对我军围歼部署时，才下决心转移。

    党中央要求新四军皖南部队直接渡江北上，或经苏南北移，这样就可以避开顽军重兵堵截，然而，项英错误地决定向南行动，企图从三溪、旌德、经天日山麓转移至苏南，从而陷入重围，导致部队遭受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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