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战争年代》2007年第二期登载了王直同志口述的“塘马战斗是一次成功的突围战斗”一文。文章登出后，王老又看到了当年新四军军部给总部的一份电报，认为有必要再澄清一些事实。应当“不唯书，不唯上”，还塘马战斗的历史真相。

   

再谈塘马战斗是一次成功的突围战斗

王直口述       王东炎整理

 

二00八年五月，我到了江苏句容市参加茅山抗日根据地七十周年纪念活动。会议组织者发给每个参会者一套《新四军在茅山》的历史档案文献。该文献第1049 页，登载了新四军总部关于塘马战斗新四军受损情况给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电报。电报全文如下：

 

新四军关于第十六旅遭日军袭击损失情况致滕代远、左权电

1941年12月5日

滕、左：

根据谭（即谭震林—笔者注）陷酉（即30日17时—19时）、江申（即3日15时—17时）电称，上月俭日（即28日）金坛敌三千余，分数路袭击塘马（溧阳西北）十六旅部及四十七团、四十八团各一部。当时旅直属队及四十七团、四十八团各一部突围，安全转移，而旅长、廖政委率四个连掩护，致被敌人重重包围，罗、廖当时牺牲，部队伤亡三百余（内干部十五名），失轻机枪四挺、步枪二百余支，而罗、廖牺牲则对坚持江南一大损失。查此次损失原因：

（一）该旅从今年起改变了敌我形势，由退守转为进攻，恢复敌后原有游击区，部队扩大千余，由此胜利而轻敌观念，致遭此严重损失。

（二）干部进行战斗冲锋。因他们平日战斗常亲率小部队兵力担任战斗，这由于该旅干部中普遍的一种倾向，如不冲锋的干部则威信不易建立。

新四军军部

十二月五日末

 

对这份电报我的基本看法是不能作为评价塘马战斗成败的依据。理由如下：

一、对塘马突围我方战斗目的反映不确切，漏掉了重要战斗结果的反映

电文称：“当时旅直属队及四十七团、四十八团各一部突围，安全转移，而旅长、廖政委率四个连掩护，致被敌人重重包围，罗、廖当时牺牲”。这段电文肯定了塘马战斗性质是一场突围战斗，但会使不知情的人，误认为这是双方纯军事作战人员的一次交战。从电文中看，罗忠毅旅长、廖海涛政委（下简称罗、廖）在一线率部分部队，目的是为了掩护另一部分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事实上，罗、廖率部在一线阻击敌人，目的是为了使苏皖区党政军机关1000余人（多数是非战斗人员）能够突出重围。这是塘马战斗的唯一目的，罗、廖牺牲也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战斗最终结果也实现了这个目的。但党政军机关最终突围成功这一重要战斗结果，在电文中只字没有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个重大遗漏，因为突围的1000余人，是苏南抗日根据地党政机关主要骨干力量，若突围失败，苏南抗日根据地必然尚失。这个遗漏，必然会使不知情的人，只能认为罗、廖同时在一线牺牲没有多大“价值”，也很容易产生将塘马战斗误解为是一次“失利”的战斗。

二、只反映了我方伤亡的数字，没有反映敌人的损失概况

电文称：“金坛敌三千余”，······。 “部队伤亡三百余（内干部十五名），失轻机枪四挺、步枪二百余支”。 一场战斗要定成败，必须要计算敌我双方损失对比。这段电文只有我方伤亡数字，没有敌人的损失概况。

塘马战斗是五百余人的新四军战士（战斗人员）对三千余人的敌人，兵力对比是：1：6，且敌还有骑兵、坦克、炮兵支援，敌占据的是绝对压倒的优势。可在塘马村附近地域的战斗是从早晨六时一直打到中午十二时左右，如果没有对敌较多地杀伤，是不可能坚持六个小时的。因我军突围撤离了战场，日军先行打扫战场，敌人损失的准确数字当时是无法统计到的。但我清楚地记忆到，战后钟国楚同志曾跟我说过，塘马战斗正在进行时，有十几个伪军送几个受伤的日军到句容天王寺据点，中途被我四十六团俘虏（塘马战斗进行时，钟国楚任四十六团政委）。经审讯，说出正在进行的塘马战斗日军已伤亡二、三百人。

我在“坚守戴家桥”一文中称：“黄昏，敌人付出了约二百人的伤亡代价，始终没有攻下桥头。”（坚守戴家桥是塘马战斗第三阶段）我提出的这个数字是有根据的。敌人进攻戴家桥时，第一次冲击非常麻痹，他们的冲击路线是一大片无隐蔽的稻田地，由于脚踩下没膝，行走缓慢，只能在田埂上排成一路纵队前进。这正好使周德利（四十八团六连排长）手中的重机枪发挥威力，第一排射过去日军就倒下五六十人（这是我亲眼看到的）。由于我军阵地是居高临下（高出地面三米左右），敌人卧倒在水稻田中因没地物掩护，被我单枪打死的也不少（这也是我亲眼看见的）。敌人第一次冲击至少有一百多人的伤亡。坚守戴家桥共打退敌人四次攻击（下午四时至九时，共六个小时）。后根据陈浩、游玉山、廖坤金（分别是四十八团五连指导员、十六旅司令部参谋、四十八团二营教导员，都在戴家桥一线作战）等同志告之，敌人伤亡至少两百多人。

上述两组数字相加，敌人的损失有四百多人伤亡。皖南事变新四军突围失败，这是众所公认的。因为九千多人只突出来近两千人（其中有部分人员被打散，后归队），损失七千多人，损失大于突围数三倍多。被围在塘马附近地域的新四军和党政机关人员共一千五百余人，突出来一千二百余人（其中二百余人被打散，后归队），伤亡三百余人（其中牺牲二百七十二人）突围数大于损失数四倍。我与敌人伤亡数基本对等，多数人又突围出来，论定塘马战斗我军突围是成功的一点不过分。

三、看重了战斗“损失”的结果，忽略了战斗“保存”结果的重要意义

电文称：“该旅从今年起改变了敌我形势，由退守转为进攻，恢复敌后原有游击区，部队扩大千余，由此胜利而轻敌观念，致遭此严重损失。”

假定“轻敌观念”成立，“轻敌”使塘马战斗不可避免，出现“严重损失”，但战斗的结果并不是只有“损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战果就是党政军机关突出了重围，苏南的主要抗日力量得到保存。前者的“损失”可谓严重，但后者的“保存”与前者相比意义更显重大。后者如果没有得到保存，整个苏南抗日根据地就尚失了，华中抗日根据地也就被割裂了，敌人巩固后方战略企图和消灭苏南新四军的战术企图都达到了。孰轻孰重不难分清。

罗、廖牺牲的确是苏南抗战的一大损失。但仅以高级领导人的牺牲来定性某个战斗的成败，就有点牵强。塘马战斗虽然产生了局部被动，但由于苏南抗日力量得以保存，敌人要消灭新四军于苏南地区的战术目的没有达到，为巩固其后方的战略企图也宣告破产，苏南抗日根据地仍然屹立在敌人的心脏地区，并没有造成华中地区抗战全局的被动，罗、廖的牺牲是有重大价值的。这才是定性塘马突围战斗成败的基本依据，而不是以因“轻敌”遭至损失作为评价的基本依据。

四、对塘马战斗的“损失”原因作了不恰当的类比

电文称：“干部进行战斗冲锋。因他们平日战斗常亲率小部队兵力担任战斗，这由于该旅干部中普遍的一种倾向，如不冲锋的干部则威信不易建立。”这段电文是把我军干部身先士卒模范表率这种优良传统，直接引证为塘马战斗遭受损失原因之一，给人感觉似乎这种传统不应提倡。

1940年，陈毅和粟裕到江北时，把苏南大部分老部队都带走了。本来四十六团三营是一支红军战士较多的老部队，但在黄桥决战时也调往江北。十六旅实际上没有一个营级分队是老部队。当时十六旅除旅特务连红军战士较多外，其他分队的战士大多数是参加新四军一到二年的战士。在残酷艰险的作战中，如果干部不身先士卒模范表率，怎能带动一支新成份较多，军政素质还有待提高的部队作战？

这段电文也不难理解是要否定罗、廖同时在一线的指挥行为。我在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时就了解罗、廖，他们不是只知拼命的鲁莽指挥员，否则他们也不会活着下山开赴抗日前线。在塘马战斗前，已发生过西施塘等突围战斗多次，也没有发生过一次两人同在一线指挥的情况。塘马战斗为什么两人同在一线指挥掩护呢？塘马战斗打响后，我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是很容易判断出来的。敌人是三面包围，党政军机关只能向东面转移，而东面有长荡湖阻隔。对罗、廖来说，他们深知生还之路十分渺茫，一旦全军覆没，他们有着难以承担的重大责任，就是他们两人有一人骁幸突围，也“没脸去见江东父老”。廖海涛政委是当面给我布置任务，要我率党政军机关立即向东转移，当时我一看到他的脸色和说话的口气，就知道他要做最后一搏。当坚守戴家桥打响，长荡湖上发现敌汽艇后，人人皆知我们已被四面包围。这时，已退到清水渎村的党政军机关没有武器的人员，都找了扁担、棍子、石头等，做好了宁死不当俘虏，与敌拼命的准备。这说明，当时的危机程度是“灭顶之灾”。能否突的了围，我也是心中无数的，“坚持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围”是唯一求生的想法。后来突围成功，也只是“苍天保佑”的一个万幸。可以想见，在这种几乎绝望情况下，罗、廖孤注一掷地同时在一线指挥作战，实属迫不得已。但这段电文无形中把罗、廖同时牺牲认定为是“鲁莽”行为所至，很容易使不知情人感到不值得。这也使塘马战斗虽然成功突围，使日军没有实现其战略和战术意图的意义，因他们两人的同时牺牲给忽略了。

军部这份电报内容是根据谭震林同志电报拟就的，出现误差，不能怪谭震林同志。谭震林同志发给军部第一份电报离塘马战斗结束还不到两天，第二份电报还不到五天，军部发总部的电报是第七天。因为当时十六旅还在打扫战场，许多情况也还在作了解，又是小功率电台，发报时断时续，全面情况很难及时反映。这时，谭震林同志还在江北，也没法了解全面情况。另罗、廖的牺牲的确影响很大，当时十六旅部队的情绪还没有调整过来，怎样来分析总结这场战斗还没有头绪。

塘马战斗二十多天后，军部任命张开荆任十六旅参谋长后，塘马战斗才作了总结。总结基本是从积极和鼓励的一面作出的。之后不久，谭震林师长从江北到了十六旅，他找的第一个汇报者是我。我的汇报对战斗评价也是积极与肯定的。又不久，谭震林同志亲任十六旅旅长，钟国楚任政委，我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因塘马战斗提职的只有我一个，如果谭震林同志对我的汇报看法不是充分肯定的，我不可能提职。再后来，军部对罗、廖首长作了高度评价并通电全军，这是谭震林同志来十六旅之后发出的。所以用军部的12月5日发出的这份电报，来评价塘马战斗是不能作为依据的。

解放以来至今，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一个党史或战史研究的工作人员，找我这个塘马战斗的亲历者，及组织战斗者之一来了解塘马战斗的情况。我到江苏参加过两次塘马战斗纪念活动，由于是纪念活动，我只准备了纪念性的书面发言。记的有一次纪念活动，江苏溧阳一位党史工作者提出塘马战斗是一次“失利”的战斗，我虽心里不认同，但没有准备也就没有反驳。我认为，“胜利”和“成功”，两个概念有相近之意，但也有不同之意。论定塘马突围战斗是成功的比较确切，论定塘马突围为“失败”或“失利”，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另还有人认为塘马战斗是新四军十六旅“走麦城”，“伤了元气”，这些认识都是不对的。为什么八路军对日作战牺牲的最高将领左权、抗日联军最高将领杨靖宇、国民党军最高将领张自忠，他们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现在都得到了各类媒体的广泛宣扬，罗、廖这两位对日作战牺牲新四军最高将领现在还鲜为人知？我现在已九十四岁了，感到有责任澄清一些误解，以告慰罗、廖首长和塘马战斗牺牲的先烈们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