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兼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王东炎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经历了“百年耻辱”，这个耻辱发展到顶峰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时至今日，不少人对“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认识不清，不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手段是什么；不了解抗战前中国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还有人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危言耸听，日本没有那么大的胃口来“吃掉”世界人口最多，文明史达五千年的中华民族。这些认识的存在，说明我们在纪念抗战时，不能将抗战史简单地来回顾，不能仅将抗战胜利日简单地作为节日来庆典，要针对现实社会认识加强抗战研究。“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应该作为一个重要命题，探究历史深层的原因，来回答现实对抗战认识的各种误解。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却面临着民族存亡危机呢？其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日本侵华战争根本目的旨在消亡中华民族精神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列强相继侵略中国，但西方列强只是想在中国捞到好处，并没有灭亡中华民族的企图。只有日本帝国主义，自187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其侵略野心日渐膨涨，他以军事侵略在中国攻城掠地，以经济侵略削弱中国国力，但这两个手段，还不足以灭亡中华民族。只有消亡中华民族精神，才能达成中华民族的灭国亡种。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不同于其他帝国主义的显著标志。为了达成消亡中华民族精神，日本采取的根本手段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以文化侵略使中华文化断根

日本法西斯灭我中华民族是与德国法西斯同出一辙的，然而德国法西斯是从肉体上消灭犹太民族，日本法西斯是从精神上消亡中华民族。要在精神上灭亡一个民族，最根本的是要消亡这个民族的文化。要消亡这个民族的文化，就要篡改或歪曲这个民族的历史，将外来文化取代这个民族的文化。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印度和古埃及就是因为外来战争（注：古印度和古埃及不等于现代印度和埃及）导致民族文化传承的中断而消亡（中国是唯一五千年没有中断文化的文明古国）。为了从根本上将中华民族文化消亡，日本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  

1、创立《中国学》来研究如何消亡中华文化。日本对华军事侵略的同时，文化侵略一直没有间断。最值得一提的是，开展了日本的《中国学》研究。通过《中国学》研究，影响日本侵华政策的制定。这些影响表现在：

通过歪曲中国历史和文化，为侵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舆论；

利用中国传统儒学文化资源，为天皇制政体在中国的建立服务；

炮制文化“方策”，掠夺中国的文化资源，为侵华战争政策献计献策；

直接参与文化侵略，妄图将日本源于中国的文化，改变成中国文化源于日本。

日本侵华战争准备比之其他帝国主义都要充分、延续时间是最长的、范围影响是最广的、日本民众卷入这场战争是最深的，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很多，其中日本《中国学》的“研究成果”对推动侵华战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反过来，日本侵华政策的制定、实施又刺激了日本《中国学》的畸形发展，日本《中国学》研究为灭我中华奠定了理论基础。 

   2、日本在占领区广泛开展对中国人的奴化教育。日本入侵中国十四年，狂妄的宣称，“以大和民族的优秀国民性和它的文化作为中心，结合土著民族固有的文化，建设新的大陆文化”。 日本在华奴化中国人的教育形成了一个体系：

    1）采取了五种奴化教育形式：宗教式的礼仪制度，军国主义的阶级服从，军事化的生活管理，法西斯的军事训练，提倡武士道精神。将教育任务定位于培养专供日本殖民主义者驱使的初等技术人才。在学校系统外，还设有进行特殊奴化教育的机构。当时的伪满政权设立的王道书院、建国大学、大同大学等。就是专以培植高级汉奸的高等学府，同时又是制造种种殖民主义舆论的中心，炮制殖民理论。

2）建立了殖民化教育体制：国民教育，优级学校，国民高等学校，师道学校四个阶段的奴化教育。由于害怕学生可以从地理、历史等科目中感到祖国的存在，历史课上只有日本史和满族史，没有中国史。学校的课本全是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内容。日语被要求当做母语学。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便要学习两种语文，一种是“满语”，另一种是“日语”。日语课本大都宣传一些关于“日满亲善”、“日满协和”的内容。在日伪的高压统治下，家里的大人不敢对孩子们说中国的事情，怕孩子口没遮拦，出门乱说而惹来灭门之灾。

3）推行了勤劳奉仕制度：为弥补扩大侵略战争兵员不足，锻练中国学生忠于日本皇军的体力和意志。在社会教育方面，在华北地区，日本占领者利用其控制的新民会，面向社会推行以“反共兴亚”为重心的教育。新民会在省、市、县占领区各地普遍设立新民学校、通俗讲习所、新民教育馆、新民茶社、新民问事处等组织机构，并广泛利用电台、电影、标语、集会进行汉奸宣传。从上到下，从学校到社会，建立一个广泛深入的汉奸教育体系。

    

3、向中国大量移民以建立“大和民族”的“日本秩序”。“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很快启动了《对满移民的全面方针和移民计划案》。通过武装移民、掠夺移民用地等手段，向中国东北移民2000余户。

这些移民来的日本人，基本上不开垦荒地，而是将中国人的良田霸占，然后把一部分中国农民变成他们的佃户，一部分赶到穷山僻壤开荒。1941年，一个日本“开拓团”来到方正县土地最肥沃的伊汉通乡，放火烧了老住户分散在各处的房子，逼迫他们和伊汉通乡等地的农民迁走。正值寒冷的初春，在此居住的2000多中国农民被赶到县城西部的山区，无处居住，约一半的村民冻死。

1936年，日本政府把向中国东北移民确定为国策，计划排到1956年。其核心内容被确定为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即500万人。打算20年后，100 万户日本移民经过繁殖可达1000万人，占东北总人口1/5以上，一旦实现这一目标，便可在伪满洲国建立起以“大和民族”为指导核心的“日本秩序”。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才使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在华北、华中广大地区得到相当程度的遏制，使受摧残的中华文化得以捍卫。

    （二）以鸦片侵略溃弱中华民族精神

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战胜始，毒品政策在华施行了五十年（1895-1945）。日本统治者非常清楚鸦片的巨大危害，明令禁止国民吸食鸦片。而对近邻中国，视鸦片为征服中国的法宝，鼓励日商及其侨民向中国输运毒品。

日本向中国输入毒品，就是为了实现“毒化中国人民，使之日趋衰弱退化”，麻醉中国人民意志，削弱中国人民的精神，使中华民族弱种亡身。原北平东方饭店的韩国经理车阴轩，1939年夏季在与韩国毒枭金井川、崔松茂的对话中就曾说：“大日本帝国的意图是要求我们通力合作，要让所有的北平人都抽上白面儿，使他们的体力慢慢衰退，意志消沉，成为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废物，真正变成坐以待毙的亡国奴”。

  随着对华武力侵略的推进，日本在中国占领区大规模生产和制售毒品。日本势力所到之处，不择手段地强制扩大鸦片种植面积。尤其是日伪统治下的东北、蒙疆成为著名的鸦片毒品生产基地。1934年至1935年，伪满洲国种罂粟面积规定为68.5万亩，1937年达106.2万亩，年产1 271吨。 另外，日本在热河也尽力扩大种烟面积，1942年热河一省鸦片产量达1 400万两，种植罂粟面积达28万亩，1944年热河鸦片产量高达1500万两。

日本在中国精心编制了一个鸦片毒网，使中国吸食毒品的人数大大增加。据1934年伪满调查，伪满境内吸食毒品者达900万人，占东北3 000万同胞的近三分之一。在旅大，华人吸毒品者占85%。仅1938年一年，伪满洲国吸毒身亡的就达14—15万人。日本侵华期间，北平150万人口中有10万人吸毒，天津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有吸毒者近15万人。南京沦陷后，吸食海洛因者增至5万人，吸食鸦片者更多。

来自中国的鸦片收入不仅是在华日伪政权的财政支柱，也是日本政府的重要财源。1938年，日本出售鸦片所得相当于预算收入的28%。

可以在某种特定意义上说，日本当局推行的毒品毒化政策的危害，超过了日军的赤裸裸的屠杀政策。血腥的屠杀是把硬刀子，自然会激起中华民族的强烈仇恨与坚决反抗；而毒品毒化政策却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能致千千万万中国人于死地而不见血迹，能抢掠走千千万万中国财富而不留抢掠的痕迹。而日本则在中国人民的呻吟声与白骨堆上建立起他们的稳固的殖民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带来的战争之痛与毒品之苦交织在一起，酿成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灾难。但有幸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于抗战之初就深入敌后，建立了能控制一亿人口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使华北、华中广大敌占区不至于象东北一样毒品泛滥。八路军、新四军是在中华民族存亡危机关键时刻力挽了狂澜。

第二个原因：全面抗战前中国尚没有能担当“中流砥柱”的政党

日本侵华是要灭亡我中华民族，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如果中国全面抗战前，有一个政党能担当“中流砥柱”的作用，团结全民抗战，灭亡中华民族仅仅是日本的一厢情愿。全面抗战前，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战最坚决，但因党内犯了“左倾”路线错误，红区根据地损失90％，白区党组织损失100％，掌控的各类资源相当少，暂时还没有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中间派即除国共以外的民主党派，也坚决要求抗战，但他们没有充当“中流砥柱”的能力，只能把团结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国民党是执政党，掌控着中国绝大部分资源，有近200万的军队等，从常理上看，理所当然应该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但事实上，他们却难以担当“中流砥柱”的重任。其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国民党只有维护极少数人利益的狭隘政治眼光

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极少数人的利益。当大多数人的利益受到外来侵害，极少数人的利益还没有受到外来侵害时，他们不会带头去抗战。他们的政治眼光与数千年封建统治者一样，既怕其他政治势力掌握武装，动摇他们的统治；又怕他们掌握的武装力量，在对外作战中受到损失，从而削弱了反共的实力。

2、国民党看不到民众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力量

由于中日两国国力对比根本不在一个等级上，所以谁都看的出来，双方军事上的正面较量，中国难以与日本抗衡。国民党军就是被简单的军事力量对比障住了双眼，压根不知道“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也不知道以游击战争为战略的人民战争可以战胜敌人。所以国民党不可能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进行全民抗战。以至于全面抗战前，在军阀连年混战，官僚骄淫腐败，天灾人祸加剧，劳苦大众民不聊生，只能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情况下，拥有四万万民众的中华民族，难以自发地产生很强的凝聚力来抵抗外来侵略。

3、国民党无法认识到中国的农民是抗战的主力军

全面抗战之前，国民党军在上海、在长城等地都与日军交战过。这些战斗，都得到了市民、学生、商人、知识分子等人民群众的支持。但这不意味着中国民众的战争伟力得到了应有的发挥。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全面抗战前占80％），没有动员、组织和武装农民群众，战争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就不可能得到挖掘。1934年，国民党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也曾坚定地指出：“中日战争一旦开始，必是一场持久战，中国抗战重心肯定不在城市，而在农村。”然而在这一问题上，国民党个别将领的真知灼见往往不被重视，因为国民党最担心害怕农民掌握武装会危害他们的反动统治。所以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总是实行一条单纯片面的抗战路线，以致八年抗战在正面战场上，总处于被动挨打地步，始终未能掌握战争主动权。

4、国民党党内军内派系林立而难以统一政令军令

全面抗战之前，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只有形式上的统一，国民党本党也只有形式上的统一，国民党军队也只有形式上统一。蒋介石为了实质上的统一，只懂得一味使用武力。但蒋介石实际拥有的实力，又不足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建立实质性统一政令军令的任务。全面抗战之前，国民党既没有足够的智慧，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国内一盘散沙，党内、军内四分五裂的状况。以致全面抗战不久，出现了汪精卫汉奸伪政权，为兵力本来不是很足的日军增添了侵华力量。

5、国民党军队总体战斗力薄弱难以抗衡日本军队

国民党军队有致命的三大弱点。一是军政素质太差。全面抗战前，各派系军队虽都誓言过坚决抗战，但无奈军政素质太差，以至全面抗战，国民党高级将领就有67人，军队有50万人（约占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强）投降日寇；抗战共歼伪军是118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国民党军的投降者。二是军事思想落后。华北事变时，国民党军约二十万人参加的长城抗战，其部署是一线布阵，分兵把口，形同“马其诺防线”。结果是一点被突破，处处被动。国民党军这种消极防御军事思想贯穿于抗战始终。三是军令难以贯彻。国民党各派系军队在对日作战时，都把保存实力放在首位，所以战时关键时刻就会出现置军令于不顾，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由于全面抗战前，中国国内尚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势力能够担当“中流砥柱”的重任，以致中华民族这艘“大船”面临倾翻危险。但要说明的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逐步成为了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成为“中流砥柱”，就是因为与国民党难以担当“中流砥柱”的上述五个方面的突出表现相反。

第三个原因：“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加剧了中华民族存亡的危机

全面抗战之前，国民党政治军事集团的实力不足以抵挡日军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本应修养生息，集聚国力，团结民众，一致抗日。但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威胁最大的还是共产党。所以他施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意在消灭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之后，再与日军作战。这个国策在客观上能是正确的选择吗？

1、“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是重蹈明朝灭亡复辙

“攘外必先安内”是历代治国方略之一，但有运用成功与失败之分。明朝末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和东北清军同时威胁着明朝。这时的明朝采取的策略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结果明朝是两面受敌，最后是既没有消灭李自成起义军，又难以挡住清军入关，导致明朝灭亡。“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已侵占东北，一·二八事变和华北事变爆发，日军已形成从南北向中国腹地对进的态势。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是两面作战，但其对内没有能力消灭红军和“削藩”，对外又没有实力阻止日军的侵略。显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国策，无疑是重蹈明朝灭亡的复辙。中国历代多个汉王朝的覆灭，都是因把民族矛盾置于阶级矛盾之下而覆灭的。

2、“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是逆历史潮流的选择

蒋介石推行“安内”的主观愿望是谋求政令军令的统一，但推行中，军令政令反而越来越不统一，还把关系甚密的张学良从拥护“安内”推到反对“安内”一方去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就明确说道：“中国政府若是对内一寸一寸的收复，对外一省一省的退让，必遭广大群众的唾弃，结果政府与国家必同归于尽”；“攘外”的主观愿望是减缓日军进攻势头，以空间换取“安内”的时间，但日本反而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相反，蒋在西安事变后舍弃了这一国策，反倒得来了他费尽心机的“安内”难以做到的成绩。不仅国共合作，各个地方实力派也都拥戴蒋为抗战领袖，蒋的控制力，很快就达到了可以凭政令军令调川、桂军队和马家骑兵去中原和华东，调东北军队参加远征军，一举处决不战而退的山东军阀韩复渠等，这些都是蒋“安内”时难以做到的。当然，蒋介石难以认识到，他主观上错误选择，是违背历史潮流，而换来的是中华民族存亡危机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3、“攘外必先安内”国策使国库空虚日本坐收渔利 

自北伐以后，蒋系虽然取得了蒋桂战争、蒋冯阎大战的胜利，甚至取得了对红军作战的第五次围剿的胜利，但并没有实现实质统一之梦，反而搞的国库空虚。长城抗战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决定发行国债两千万元，后又到美国游说贷款五千万美元（只能买粮棉）填补国库。结果宋从美国回来后，发现蒋介石为“剿共”，国库已亏空六千万元。气的宋主动辞去财政部长职务。

十年“安内”，内战不断，日本则乘机大肆得利。例如，“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这给这个极端缺乏资源的国家的侵略扩张，可以说又打了强心剂。日本占领东北后，东北占中国铁矿藏量的 37%、生铁产量的 79%、石油开采量的 93%、黄金开采量的 55% 的资源悉数被日本掠去。这些资源全部又在扩大侵略中国时派上用场。当年策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就曾说过：“目前其内部仍纷争不已（指中国内战），对满蒙问题（指日本武装进攻东北）恐难作出强力反应。”这句话，十分明显地道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给日本侵略带来了可乘之机。“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是全面抗战前国民党置中华民族于危险之境的最大败招。

综上所述，忘记了历史，历史就会重演。不认识历史，历史相似的一幕也会重演。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危言耸听，如果成为一种共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惊人相似的历史一幕肯定又会重演。

这遍论文是新一代学术研讨的笫＝大阶梯，主题是历史教育，是了解、回顾、认识和不忘历史。现在（指2011年）进入到笫三阶梯，探讨论究的是红色文化、红土地文化产生后，砌底改变和推翻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昏暗统治。福建的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等七大文化，最新兴最科学最革命最民生的是红土地文化。它吹响了开创了举起了推翻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号角，经历二＋余年的奋斗，把人们不曾认识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成为了新中国的历史观。中国共产党九＋年的奋斗与努力，就是红土地文化上升为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结果。当前海西经济建设的战略发展，核心价值观是主导。我们要让社会更文明更和谐，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就是它的摧化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