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潭秋并未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郑学秋
1935年4月，在永定县溪南赤寨村召开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闽西南地区第一次党政军代表大会，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中央分局代表陈潭秋有否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因革命老前辈留下的回忆史料说法不一，又没有确实的历史文献记载，因此尚有存疑，需要一定的考证功夫，本人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多方分析，认为在此次会议上并未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其理由如下：
一、根据长征初期党中央与中共中央分局联系情况分析。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特别是遵义会议之后，党中央、中革军委与中央分局联系频繁。1935年2月5日，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出“万万火急”电报，转达了政治局和军委关于中央苏区斗争的三点决议①。2月13日，中央书记处给中央分局发来长电，对中央苏区面临的形势、任务以及在游击战争中应采取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作了详细的指示②。中央分局在于都的禾丰接到13日中央指示电后，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分路突围时，陈潭秋、谭震林率二十四师一个营向闽西方向突围，与张鼎丞领导的部队会合③。着重提一笔的是突围前，不仅陈潭秋、谭震林，而且连项英、陈毅仅知中央指示电精神而未知遵义会议召开情况。何以见得?请阅2月19日项英致电博古等人，汇报贯彻中央决议的情况，可见尚不知博古已下台。直至2月28日，中央书记处致电中央军区，正式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精神④。可这时，陈潭秋、谭震林已率二十四师一个营向闽西方向突围，对遵义会议决议当然毫无所知，不可能在赤寨会议上进行传达。
二、根据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最高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及秘书长温仰春、红八团政委伍洪祥的回忆史料分析。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的主要回忆录《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中提到：“遵义会议批判‘左’倾路线的错误，我们当时又不知道，中央也没有指示。”当时担任会议记录（赤寨会议）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温仰春回忆说：“当时遵义会议已经开过了，陈潭秋没有在大会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因此会议上没有清算‘左’倾的错误⑤。”
文革期间，“造反派”曾以赤寨会议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为借口，胡说三老反毛主席，残酷迫害革命老前辈。陈茂辉同志曾三次走访谭震林，第一次是1979年在福州西湖宾馆，第二次在华东七省党史工作会议上；第三次在华东七省党史工作会议上，第四次在北京谭老家中。谭老再回忆，说：“什么陈潭秋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根本没这回事⑥”。1978年，陈茂辉同志到北京询问张鼎丞同志关于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事，张老也当场予以否定，并说此事可查他在延安“七大”会议的报告提纲。伍洪祥同志所持观点明确：赤寨会议没有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我们最先得知红军长征是从报纸上的消息报道揣摩出来，后来是张鼎丞同志从江西回来最先告知的⑦。
三、必须将赤寨会议上传达中央指示电同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严格区分开来。
方方在《三年游击战争》著作中提到：“开了一个较大的会议，由陈潭秋同志传达遵义会议中央的指示。”方方是持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及中央指示电的。陈潭秋在赤寨会上传达了中央指示电内容，确有其事。他的传达，对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直至胜利，起了不可忽略的指导作用。但是，是否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笔者综上所述，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陈潭秋尚不知遵义会议情况，何从传达。另外，闽西三年游击的斗争实践证明，当时“左”的影响仍然存在。如红九团战略战术的硬打硬拚。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执行政策上也有“左”的影响，在“两广事变”时仍然实行土地革命，有些地方仍然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过“左”政策。在党内斗争上，也有某些“左”的错误。这些客观事实足以证明，在赤寨会议上，并没有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没及时肃清“左”的影响。
注：①见中央书记处致项英转中央分局电（1935年2月5日）。
②见中央给中央分局电报（1935年2月13日）。
③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
④中央致中央军区电（1935年2月28日）。
⑤1979年温仰春同志在龙岩地区史料座谈会上的讲话。
⑥陈茂辉《谈闽西党史几个问题》，载《闽西党史资料通讯》总第九期。
⑦伍洪祥《坚持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八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