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大红印章
王顺东
自小看京戏， 每逢头戴乌纱的官儿升堂审案或秉公办事， 必将黄绸布红绸布包裹的官方大印放于桌案之上， 豁然显目， 以示皇帝正宗命官权势威严；古时将领率兵出征，也会把帅印置于行营大帐， 或示众或藏匿或托付贴身随员慎重保管。官印实在是做官的命根子。失去了它， 就失去了做官的起码凭证。还记得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 红卫兵造反派呼啸着闯进政府机关夺权， 就是把权力部门的印章一古脑儿装进口袋， 然后大喊一声， 他们夺权成功，革命胜利了。
历史早已宣布那不过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的一幕政治活动而已。他们不清楚夺了印章并不等于夺得了人心。
象征着政权的印章， 要能代表人民大众， 体现人民大众的利益， 能在人民大众的眼睛里视为自己的印把了。毋庸讳言， 这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情。
前不久， 我去闽西革命老区采风， 就看到了一方不同寻常的印章， 是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福建省执行委员会的 “官” 印。它是由过世不久的老人王克成用鲜血和亲人的生命保存下来的。
1934 年下半年，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 “围剿” 的失败， 苏区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转战到陕北。当时， 作为老赤卫队员的王克成与福建省执行委员会的一些同志奉命留下来， 在汀州一带坚持游击斗争。
就在红军离开闽西根据地不久， 宋希濂国民党军对闽西开始了灭绝人性的清剿。由于革命队伍里出了叛徒， 敌人一窝蜂般扑进了长汀城。
情况万分危急， 来不及进行准备和整理， 王克成跟省执委的几十个人撤出城门匆匆向城后边的山区跑去。当他们走到汀州与武平的交界处时， 不幸又遭到了敌人伏击。有的同志壮烈牺牲。有的同志负了伤。这时候， 敌人乘机向他们喊话， 叫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他们哪会相信敌人的鬼话， 互相掩护着， 边进行还击， 边向周围的山林里躲藏。敌人更加恼怒， 射过来的子弹更加猛烈。这时， 王克成躲过了一排子弹后， 刚要跳过一道小河沟， 忽然看到地上有一个小小的红布包裹， 他火速捡起来， 避一避身子打开一看， 是省执行委员会的图章。他立即包起来抓在手里， 大步向山林深处跑去。身后枪声不断，子弹嗖嗖嗖地从头顶上掠过。也许是手中的红布包在绿色的山林里目标太明显， 三四个匪军在王克成的身后紧追不舍。王克成想， 这样跑不但甩不掉敌人， 若是被敌人抓住， 牺牲了自己不要紧， 苏维埃政府的这颗大印被敌人搜去，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不就等于被敌人消灭了吗? 他急中生智， 猛一转身，将包着印章的小布包塞进了一块岩石下面， 再一转身， 从另一块大岩石上跳了下去。……
王克成受了伤， 但终于逃脱了敌人的追捕。
追捕的匪军里， 有一个是叛徒， 认得他。于是，叛徒带着匪军下山抓到了王克成的妻子，严刑拷打， 逼问王克成手里的红布包里装的是什么， 放在哪里， 要她交出来。他妻子虽不是在党的人， 但她也是苦出身，对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怀有深厚的感情。平时还帮助王克成做一些地下交通工作， 认识一些执委会的同志。她虽然不知道红布包里装的是何物品， 但她相信那一定是与红色政权有关的重要东西。她推说没有见到王克成， 也不知道红布包里装的是何物。敌人不相信， 施行惨无人道的刑法， 鞭打、 火燎、 灌辣椒水……直到她闭上眼睛， 也没有吐露给敌人一点有用的东西。
这一次清剿， 革命力量损失惨重。敌人还抓住了王克成的大哥王学田， 他是长汀游击队第七大队队长。敌人叫他找到王克成和红布包为代价， 放他出去； 他至死不肯， 最后被杀害在汀州城外。先后遇害的还有王克成的二哥王新夫和弟弟王马福……
王克成没有因为失去亲人而倒下，他把悲痛、把对国民党匪军的仇恨埋在心底。有时深更半夜还要去藏印章的岩石旁， 检查印章是否安全。国民党匪军撤走后， 敌人建起伪政府。在白色恐怖中， 王克成坚信红色政权一定不会倒。当他跟省执委会的“交通” 联系上之后， 每当执委会要发布布告， 他都爬山越岭把印章取回来，把印章郑重地按在布告上。这无疑宣布苏维埃政权还存在于汀州， 存在于千千万万的民众之中， 不但震慑了敌人， 也鼓舞了汀州人民的革命热情。
我在采访中还了解到， 闽西红色根据地的好多户群众家里都珍藏过革命历史文物， 有的把红旗包起来藏在房梁上， 有的把苏维埃政府的文件放在瓷罐里埋在地下， 有的把革命烈士的遗物装箱放在夹墙里……我不禁自问： 是什么动机使他们置生命于不顾， 千方百计地将这些东西保存下来?
毫无疑问， 他们是把共产党建立的红色政权看成是自己的大救星， 是为他们谋利益的， 坚信红色政权一定会在中国取得胜利。正像当年苏区一首广为流传的歌谣里所唱颂的：
苏区政权一枝花，花根扎在穷人家。贫苦人民有了党。手握大权坐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