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卓越的军事才能
张金锭 罗永胜 方晓萍
黄道对闽北游击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坚定实行战略转移，打破敌人对闽北红军的数年围剿，适时开展游击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的10万兵力，重点部署在闽北苏区中心区域崇安的周围，形成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年底，闽北苏区大片土地失守，与中央苏区的联系被切断。国民党北从铅山、上饶，南从建阳，东从广丰、浦城，西由光泽、邵武，采取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作战策略，不断收拢包围，形成对闽北苏区首府大安发起总攻的态势。就在此刻，在闽北分区党内出现个别军事领导人，主张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死守大安。
在这决定闽北苏区命运的紧急关头，黄道同志统揽全局，把握这种全面性和地区性变化，于1935年1月初，在大安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分区委会议上，一方面以坚决的态度，抵住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死守大安的错误主张；一方面认为闽北红军早已失去固守苏区的条件，应当保存实力，主动撤出大安，依托武夷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黄道关于实行战略转移的四个决策性的决定：(1)闽北党政军领导机关及直属单位随军分区撤出大安，在武夷山范围内坚持游击战争；(2)撤退已公开身份的干部，建立秘密的党组织和交通联络网，继续领导群众斗争；(3)加强四渡桥阵地的防守力量，阻击国民党正面进攻，同时设法通知各主力团，在大安外围牵制国民党军，以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转移；(4)各县、区可根据实际情况，改变领导方式，原地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1月分区委接到中央电报，主要内容是：老苏区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要实现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黄道同志在接到中央指示后，结合闽北斗争实际又适时作出三点新部署：
(1)决定在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崇安，成立中共崇安中心县委，领导大安以东的崇安老区的斗争，并将大安西南的崇安、建阳老区划出，成立中共西南战区委员会，领导这一带的斗争。同时，分区领导机关抽调三位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邵武、广(丰)浦(城)、建阳加强领导。
(2)决定完善党政军一体化的领导体制，分区领导机关进一步精简，压缩非战斗人员，充实战斗部队，各县党政领导机关也坚决进行精简，彻底执行轻装，以利于随县独立营行动，更加机动灵活对付敌人的“清剿”，打击敌人，保护群众利益。
(3)决定以分为主，能分能合，分散时能在全分区范围穿插自如，必要时又能集中歼敌。就闽北红军独立师下辖的4个团，一、三团到江西铅山地区，二团留在崇安、广浦地区，四团在建阳、邵武、光泽地区，配合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闽北游击区，能在敌人重兵包围下很快转入游击战，顺利实现苏区到游击区的转变，这是黄道同志坚决、灵活执行中央指示，坚定实行战略转移决策的结果。
二、主持召开黄龙岩扩大会议，为在闽北坚持开展游击战奠定乾坤。
1935年8月，由黄道同志亲自主持，在崇安岚谷的黄龙岩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闽北分区委扩大会，简称“黄龙岩”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黄道、黄立贵、吴先喜、曾镜冰、曾昭铭、卢文卿以及饶守坤、王助等党政军领导。会议肯定了分区委领导闽北红军胜利实现由苏区斗争方式到游击区斗争方式的转变。通过了由黄道同志制定的“以革命老区为依托，保存有生力量，积极向外发展，开辟游击新区”的总方针。会议最后就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形成决议：一、在军事战略战术上，采取防御和进攻相结合，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方针，向敌后挺进，开辟游击新区。二、在政治上，实行“白皮红心”的两面政策，争取和多数保甲长、大刀会建立统一战线，集中力量打击少数顽固的敌对分子；三、在经济政策上，变打土豪为向土豪筹款，改分田地为减租减息。会议还作出联合闽东红军，共同对付国民党的决定。黄龙岩会议，是闽北党历史上一次极重要的会议，是闽北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黄道同志卓越军事才能又一次生动体现。它为闽北游击战争掀开了新的一页。
黄龙岩会议后，黄道同志亲自部署了三路打出外线，开辟新区的具有全局性的军事行动。分三路打出外线、开辟新区的军事行动取得重大胜利，到1936年上半年，闽北根据地扩大到东至松溪、政和，西至金溪、资溪，南接将乐、泰宁，北达广丰、浦城，包括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同时内线外线可以密切配合，几块游击区可以互相支援，红军游击队可以往返穿插，游击战争的新局面已经打开。
三、审时度势，促进区域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黄道收到吴华友千里找党中央、终于寄回的早在一年多前即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和1936年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同时黄道从一张包盐的废报纸上看到“西安事变”解决的消息。从以上有限的信息中，黄道同志意识到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黄道即和省委其他领导成员研究和分析国内政治形势，酝酿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2月7日，闽赣省在黄道主持下，作出了《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号召“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不论职业、团体、宗教信仰、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斗争”。3月7日，成立了以黄道为主席，曾镜冰、曾昭铭为副主席的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全面组织和领导闽北游击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重大事宜。
在黄道同志不断努力下，1937年9月底10月初，国民党江西省当局派江西第七保安副司令周中诚、光泽县长高楚衡为代表。黄道的长子黄知真同志，作为我方的首席代表。双方代表在光泽县霞洋乡的大洲举行谈判，简称“大洲谈判”。双方就停止军事行动、合作抗日达成了协定。闽赣省停止打土豪，改分田地为减租减息，将红军游击队改为赣闽边抗日义勇军。江西省政府当局释放政治犯，提供红军给养和集结地点等。
1938年2月9日，闽北红军游击队在集结地石塘镇隆重集会。会议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主持，由黄道宣布新四军军部命令，闽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团长饶守坤，全团下辖3个营和1个机炮连，共1400多人。
值此，黄道同志以他卓越的军事才能领导的闽北三年游击战争，胜利完成。他为闽北游击区创造了辉煌业绩，也为他革命的一生写下最光辉的一页。
正如1939年陈毅同志在《悼黄道同志》一文中指出：“1935年春，方志敏同志殉难以后，一面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转为游击区，一面是抗日先遣队转为游击部队，东南半壁的领导责任完全落在黄道同志一个身上。在三年游击战争环境中，黄道同志尽了他毕生的绝大努力，也发挥了无比的革命天才。浙东南、赣东北、闽北三大地区的党务、军事、政治、民运诸工作，都在闽赣省委领导之下进行的，黄道同志恰恰是省委的领导重心。在与我党中央三年隔绝的情况下，在进攻者的长年的包剿下，黄道同志能独立支撑，顽强坚持，终于完成了保持革命阵地，保持革命组织的光荣任务，所以能够以一支强有力的部队编入新四军来适应抗日战争之爆发，这是黄道同志对革命、对民族的绝大贡献”。
黄道同志伟大而崇高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激励闽北老区人民学习、创业、奋斗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