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皖南事变前后

皖南事变前后

◆《陈辛仁回忆录》选摘

    1940年七八月间，我奉命从江北游击纵队第一团政治处调回第四支队政治部，转回江北指挥部。到达支队部后才知道这里的领导也换了，四支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已离开淮南路西，和五支队政委郭述申一起，北上到延安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去了。四支队政委已由郑位三担任，政治部主任已由何伟同志担任。

    1941年的1月上旬，皖南事变发生了。蒋介石派重兵围攻泾县云岭一带要渡江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护送部队七千多人，我军激战数日后除千余人突围外，其余或伤亡或被俘。叶挺军长奉命与蒋军谈判被扣，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都牺牲了。这是震惊中外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从皖南地区不断有突围出来的战斗组或干部，陆陆续续地冲出敌人魔爪找到江北新四军基地来，带来许多亲身经历的见闻。

    中共中央军委立即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七个师分布在华中和中原各个抗日根据地。淮南边区的主力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师长由张云逸副军长兼任。副师长罗炳辉，政委郑位三，参谋长周骏鸣，政治部主任郭述申（郭未到职，因在赴延安出席七大途中）。二师（兼淮南军区）政治部在皖南事变后很长一段时间，仍由原江北政治部邓子恢主任、张劲夫副主任负责。政治部秘书长是朱达章。组织部长张凯，我为宣传部长、副部长郎清荣和朱达章、保卫部长梁国斌、民运部长赵君哲、敌工部长王新城。

    邓子恢主任除在有关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有关皖南事变的批示外，还在天长县张公铺附近的赵庄驻地召开了“三一八”政工会议，总结江北指挥部、政治部成立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并以皖南事变为实例，揭露顽固派反共阴谋和对日妥协投降的危险，批判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对项英的影响。张云逸、邓子恢在政工会上以亲身的经历和体会，说明刘少奇同志到华中来执行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项英则受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右倾方针的影响，长时

间把庞大的军部机关放在国民党第三战区控制的老虎口上，处境极为不利。在扩大部队及税收供给上，强调“精兵主义”，批评下面扩军是“人、枪、款主义”。

    在“三一八”政工会议上，还由从皖南率领部分部队突围到江北来的原军部副官处处长黄序周（他是追随叶挺在南昌起义的）报告我军和顽军血战的实况，听众都悲愤交加，万分激动。

    我此时组织师宣传部全部力量，根据师党委的批示，投入对部队进行有关皖南事变的宣传教育，编写部队讲话提纲，海报、话剧、歌曲等。在部队中掀起声讨顽固派发动皖南惨案的怒潮，号召部队化悲痛为力量，为巩固与发展抗日民主政权，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为抗战胜利而奋斗。

    在激动的感情中，我写下了一首《茂林血债》的歌词，由抗敌剧团艺术指导员黄灿作曲，并被采用在《茂林血债》的话剧中（原歌曲附后）。

    “三一八”政工会议后不久，邓子恢主任就动身赴苏北军部，同去的有原组织部长张凯，原保卫部长梁国斌等。邓子恢临走时，我到他卧室(也是办公室)去看他，他对我说：“中央将派师政治部主任来，现在张劲夫副主任在此负责，你们好好工作吧!”他又把一支左轮手枪拿出来说：“这左轮手枪送给你用，比你那小手枪要好些。”我向邓子恢敬礼道谢。邓子恢主任走后不久，就来信给二师政治部，说他已奉调到淮北四师任政治委员，四师和二师只隔一条淮河，淮河又是我军可以控制而敌伪不能完全控制的交通线，今后可多联系。我们见信后十分高兴。

    此后二师政治部即由萧望东任主任，余立金任副主任，组织部长是徐海珊，宣传部长是我，保卫部长是龙中，张劲夫同志调去华中办建设大学。

    皖南事变后，敌伪军和顽固派仍不断向我淮南路东及路西“扫荡”和进攻，但淮南军政民在反扫荡反摩擦中更坚强了。据抗战胜利时统计，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人口三百三十万人、十七个县级的政权、主力部队三万五千人，地方部队一万五千人，民兵二十余万人。

    二师（淮南军区）原来的驻地天长县境的赵庄，在一次敌人“扫荡”中被焚毁了。师部便移驻盱眙县境的黄花塘，副军长兼师长张云逸，副师长罗炳辉、政委郑位三都在那里，师政治部则驻在距离黄花塘几里路的靠近泥沛湾的一处村落，有自己盖的泥墙草顶的平房，部分人借住老百姓的空房。师的军政干部学校改称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长期驻扎在高邮县境运河西岸一处偏僻的市镇龙岗。

    我在二师政治部任宣传部长期间，曾听说在东京时和我在一起的华侨陈子谷，在皖南事变中被俘了；也得知曾在江南部队做对敌军工作的丘东平在皖南事变前随部队到达苏北军部，在华中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务长工作（学院院长是刘少奇兼，实际指导者是陈毅）的概况。我还从苏北军部送来的杂志上，看到丘东平发表的连载长篇小说《茅山下》的前几章，是写一支队开辟南京附近茅山地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故事的。东平在《茅山下》的标题后面引用一首新诗：“莫回顾身后的黑影，请抬头望前面的朝霞。谁要自由，谁就要付出血的代价。茶花开满山头，枫叶红遍原野。莫嗟叹道路的崎岖，我们战斗在茅山下。”诗的后面有个引号，写明是“子谷的诗”。我十分喜欢这首诗，东平曾在一支队政治部任过敌工科长，子谷也在该支队一个团政治处任过敌工股长，也许这诗是曾发表在墙报或支队油印报上的，东平在江南时写过不少军事报告文学，曾出过一册《向敌人腹背进军》的集子。从《茅山下》的连载看来，东平是要创作长篇小说的。我为东平的成就和贡献默默地祝贺着，正当我打算有便时托人带个信去和东平取得联系时，忽而得知东平已不在人间的不幸消息。

华中日寇在1941年7月上旬集中一万七千敌伪军对苏北进行大“扫荡”，丘东平等带领一个鲁艺师生大队在盐城附近建湖县北秦庄遭到敌伪军的袭击，一批走在先头的师生，有的遇难，有的被俘，东平为指挥和掩护其余的师生撤退，留在最后中弹殉国。消息传到淮南，我万分悲痛。我和东平在武汉分别后就没有见过面，心想总有一天，老朋友一定会相见的。万万没有想到，他在这样年轻时（三十一岁）就为国捐躯了！东平的著作在大后方出过一些单行本，收集较完整的是于逢编的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沉郁的梅岭城》。还有杨永军的《丘东平传记》（花城出版社出版）。

1989年10月，我到盐城出席华中各省市文化党史协作会议，曾以文化部党史征集委员的名义，和各省市代表，到建湖县庆丰乡向“华中鲁艺殉国烈士墓碑”致祭，东平的墓穴就在那里，1992年春，我又到广州出席了广东作协及海丰县委、政协举办的《纪念丘东平殉国五十周年》集会及东平半身铜像揭幕仪式（铜像安置在海丰县中学里）。

陈子谷在新四军作为叶挺军长的秘书被派到泰国进行募捐，他完成了任务，并把自己在泰国家庭分到了的财产，共二十万元，全部捐赠给当时国民党不给饷银、弹药的新四军。他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关在上饶集中营，受尽折磨，但仍积极坚持斗争，在茅家岭暴动中冲出牢笼，奔赴武夷山打游击。后到上海找到地下党回到军部。他是来淮南新铺“华中党校”学习时，特地到二师政治部来和我相会的。子谷于1985年逝世，他一生历尽艰险，舍己为公。有关方面要以他为中心编写一部电视剧，我积极支持和帮助进行这项工作。

1941年底，陈毅代军长、饶漱石政委都来过淮南军区。陈军长是到淮南二师视察工作的，并在干部会上作了华中形势及任务的总结报告，我主持了会议仪式。张云逸副军长（兼二师师长）致欢迎词，接着陈军长便开始讲话，他站着一连讲了三个多钟头。当时宣传部有一架简易的照相机，我还为陈军长及全场拍了一些照片。饶漱石政委（兼军政治部主任）是采传达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决定的，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同来的有军部宣传部长钱俊瑞、副部长冯定、青年科长陈洪等，他们是下来巡视工作的。钱、冯两位正副部长在泥沛湾附近宣传部我和朱达章的住房(民宅)挤着住几宿，这样交谈工作更方便，甚至睡觉前在床上还可以谈工作。

在这段时间，我又过淮河到五旅部队巡视工作，五旅旅长成钧、政委赵启明，在肃清地方土匪、争取帮会组织、安定惟（阴）宝（应）地区方面取得不少成绩。这一地区（后来划归淮北行署管辖）是联结淮南与淮北、淮海、苏北的中心地区，战略上很重要，淮河这一段水上交通，也是我军可控制的，因为南北两岸都是新四军所控制。我在部队整训中进行政治、文化教育工作，了解到一些有益的经验，并加以发扬。除着重军事训练外，部队还用一些时间，教战士们认字。连队的文化教员，在这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不少战士和基层干部，一两年内就掌握了几百到成千汉字，大家都吃到了学文化的甜头。

不久，师政治部又派我越过津浦铁路敌伪的封锁线，到津浦路西的六旅巡视工作。这时，我们在蚌埠到滁县之间，已有一支铁路大队，把铁路两侧的伪政权组织都控制、争取、教育过来了，要他们爱中国人，爱祖国，为新四军、为抗日民主政权做事。有了这种地下交通组织，穿过敌伪铁路封锁线就不特别困难了。只要带上警卫员、饲养员，马匹，到达距铁路十余华里的边沿地区的小集镇，和我们铁路大队取得联系，由他们派一个班，在黑夜适当时间护送过封锁线，交给我方的地下交通组织。他们就派人护送我方任何外出人员到达我根据地边沿地区，我方人员即可自由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