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是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
洪小夏
过去认为淮海战役是在总前委直接领导下进行和获胜的；其实不然。实际上，成立总前委之事，在淮海战役的筹划阶段并未提上议事日程；在战役发起前夕曾有过一个总前委的雏形(陈邓统一指挥)，不过没有实施；后来成立总前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后勤供应的需要引发出来的：但分析总前委成立之后的活动，却发现既不存在总前委对淮海战役的军事指挥，也不存在总前委对淮海战役的后勤领导。本文通过对史料的研究，探讨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成立、活动和作用，希望能实事求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一、从“小淮海”到“中淮海”，均为华野单独作战，无成立总前委之预设
淮海战役作为南线大决战的条件是随着敌情的变化逐渐成熟的，故该役的决策经过多次调整。在战役的筹划阶段，该役由华东野战军(以下简称华野)独立承担，中原野战军(以下简称中野)作战略配合，故未考虑设立领导华野和中野两大野战军前委的总前委。
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之时，粟裕于1948年9月24日晨致电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提出华野下一步举行淮海战役的设想。粟裕所说淮海战役是指：第一阶段攻占苏北的两淮(淮阴、淮安)等地，第二阶段攻占陇海线东端的海州(当时称东海)、连云港等地。此即最初的淮海战役方案，可称之为“小淮海”。
粟裕的建议得到中野指挥员的赞同。毛泽东于次日回电，也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但他要求华野增加歼灭黄伯韬第七兵团的新任务。此方案可称之为“中淮海”，仍是华野单独作战，也未考虑设立总前委。
中央军委赋予华野消灭黄伯韬兵团的任务，不仅艰巨而且复杂，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很难完全预料。因为黄兵团不仅兵力多，而且位于陇海铁路徐州和海州之间，交通方便，极易得到徐州附近李弥兵团、邱清泉兵团和海州、连云港一线李延年部的支援，变数很大，打援任务艰巨。所以中央军委在三天后致电华野并转华东局、中原局时，预感“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
10月11日，毛泽东进一步预见到淮海战役规模将会很大，因此指示华野应“用一半以上的兵力，牵制阻击及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成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此电初次提到中野：“望刘陈邓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也就是说：华野将独立完成歼灭黄伯韬兵团，并阻击黄兵团之西徐州附近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和黄兵团之东李延年兵团对黄兵团的救援；中野则应从西面牵制孙元良兵团，不让孙兵团东援徐州，以减轻华野打援的负担。此时尚未考虑消灭徐州“剿总”刘峙部主力的问题，仍是“中淮海”，中野对华野作远距离战略配合。
中野当时兵分两路：司令员刘伯承、副政委邓子恢、参谋长李达率约3个纵队在豫西，将华中“剿总”白崇禧部张淦三兵团、黄维十二兵团向西南拖往鄂中大洪山、鄂豫边桐柏山，使其难以东援徐海地区。副司令员陈毅、政委邓小平、副政委张际春率主力4个纵队在豫中，准备打郑州，牵制孙元良兵团。均为对华野淮海战役的远距离战略配合。
10月22日凌晨，毛泽东致电中野陈邓，指示：“为了保障我华野全军在淮海战役中完全胜利，请你们准备着，在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全军东进，相机攻占开封。或者不打开封，直出徐蚌线，不但牵制孙元良、刘汝明，并且钳制邱、李两兵团各一部。”同日中午毛致电华野，分析：“目前极好的形势是白部黄张两兵团被我二、六、十纵吸引到桐柏山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回头进到黄泛区，威胁东北面我军之行动”，中野攻郑后，可“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县，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举行徐蚌作战，此时正是我华野打得激烈的时候，势必吸引邱、李很大一部分力量回援，对于保证淮海战役取得大胜将有极大作用。”这是毛泽东初次提出中野徐蚌作战的设想，目的是割阻孙元良、刘汝明，吸引邱清泉、李弥分兵一部南援，以配合华野的歼黄(伯韬)作战。即视华野的淮海战役和中野的徐蚌作战为两个分别展开的平行战役，尚非后来的南线大决战，故此时也未考虑设立总前委的问题。
后来郑徐线上战局的发展比预想的顺利。孙元良兵团于10月6日离郑东移；10月22日，中野主力攻克郑州。24日，开封守敌也弃城东撤，中野不战而下开封。随着国民党军向徐州收缩，中野主力4个纵队尾追逐渐靠拢徐淮战场；中野对华野从原先疏松(远距离)的战略配合，逐步发展成紧密(近距离)的战略配合，并向战役配合转化。
10月27日，毛泽东致电华野，告以“陈邓率十一个旅，戌支进至涡阳、永城、亳州三县中间地区，争取打孙元良，并威胁徐、蚌，对于你们作战当然会起很大的配合作用，可能吸引邱清泉一个军及孙元良全部去对付他们。但你们的计划应放在华野自己直接有效地钳制邱清泉上面，才是可靠的。因为敌处内线，调动灵便，而陈邓对刘峙不能起致命的作用。”可见此时毛泽东虽然命令中野在徐蚌地区作战，切断徐蚌线，但仍是对华野淮海战役的近距离战略配合；故此时仍未提出设立总前委的问题。
二、11月初的“陈邓统一指挥”并未实施
10月28日晚，饶粟谭向中央军委汇报了华野围歼黄伯韬兵团的详细作战计划。30日凌晨，毛泽东回电，除提醒一个细节之外，赞扬华野“计划与部署甚好，请即照此施行。”此电还要求“陈邓方面……同时动作。”
31日晨，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并转发中野陈邓及报华东局、中原局：“淮海战役，当遵令于齐(8日)晚同时发起战斗”。询问：“但不知道陈军长、邓政委所部能否于齐晚发起战斗，请陈邓示复”。最后提出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此电最后的建议很突兀。从上文可知，“淮海战役”名称出自粟裕的建议，筹划过程一直由华野和中央军委协商进行(中野仅有少许建议)。从中央军委到中野，都认可此役中野处于配合华野的地位。华野兵多且趋于集中，中野兵少还分在两处，中野司令员刘伯承也不在淮海战场。陈、邓前指仅指挥中野的4个纵队，不要说统一指挥华野不太可能，连统一指挥中野全军都有困难。粟裕为何要提如此建议?
31日夜，中野陈邓复电中央军委、华野并告中野刘邓李，表示：他们预定6日集结徐州西南永城地区，“齐夜与华野同时开始进入战斗”；关于配合华野作战的方式，提出了三个预案；并拟另派部队攻击津浦铁路徐蚌段。虽然陈邓未明说是否收到了粟裕当日晨的电报，但从此电内容看，显然已经收到了。耐人寻味的是，此电对粟裕请陈邓统一指挥淮海战役的建议，则未置一词。也许他们感觉对此问题很难表态。
11月1日下午，毛泽东复电陈邓、粟裕等，同意“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并授权“由陈邓临机决定”中野主力配合华野的具体作战方案。
陈、邓不能再不表态。11月2日，陈邓致电中央军委并告华野粟谭和中野刘邓李，除报告根据敌情变化设想的配合华野作战的三个新方案外，关于“统一指挥”问题，表态说：“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
笔者认为，虽然当时存在通讯工具不够强的客观事实，但并非弱到不能指挥的程度。中野、华野和中央军委之间每天都在通电报，“通讯工具太弱”是一个不成理由的理由。陈邓抽象的接受了指挥权，具体又要求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华野，实际推卸了“统一指挥”淮海战役的责任。
不管军委毛泽东和中野陈邓、华野粟裕等人当时心里是怎样想的，我们能看见的事实是：在11月1日黄昏毛泽东发出由陈邓统一指挥的指示后，哪一方也没有真正实施过。从当夜起，中央军委、华野和中野陈邓、中野刘邓李之间的往来电报，从内容到收发报人的称谓，均同没有授权“陈邓统一指挥”之前完全一样；反映华野、中野和中央军委之间的关系一如既往。“陈邓统一指挥”显然是一个虚置的、并未实施的说法。而且“陈邓统一指挥”和后来的总前委统一指挥并不是一回事，最多算是个雏形。因为没有中野司令员刘伯承和华野代司令员粟裕的参与，不可能有对两大野战军真正的军事上的统一指挥。
三、总前委成员的构成不利于指挥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比原计划提前两天于11月6日爆发。7日，根据变化了的情况，粟裕和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联名提出立即破击津浦铁路徐蚌线，抑留徐州守敌，予以逐次歼灭的重要建议。8日晨，粟裕和张震再次向中央军委正式提出“在江北大量歼敌”的建议，“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路，以阻延敌人南运。”9日晚，中央军委复电：“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这标志着淮海战役发展成为南线大决战，“中淮海”终于演变为“大淮海”。
中央军委于9日至11日连电陈邓，要求他们采取切实措施攻占宿县，切断徐蚌路。中野司令员刘伯承11月5日离开豫西，10日抵达柘城、永城间地区，与陈、邓前指会合；立即商议部署徐蚌线作战。中野一部于15日深夜攻克宿县，为歼灭国民党徐州集团主力创造了条件。
蒋介石也在调兵遣将。11月8日，隶属于华中“剿总“的黄维第十二团，奉蒋介石之命，从平汉线上的河南确山地区出发，开赴徐蚌地区增援。刘伯承命原在豫西的中野第二、六纵队尾追、侧击，尽力迟滞其行动。国民党军7个兵团将云集淮海战场，形势十分复杂。
11月16日，毛泽东致电中野、华野及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华北局等，指示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近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总前委五位委员，三位常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均为中野指挥员，两位非常委粟裕、谭震林为华野指挥员；成员结构偏重于中野，似不合理。因为淮海战役虽为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合作，但两大野战军并非“平分秋色”，从指挥兵力、承担任务、参战时间、战果战绩、战役关系等各方面看，在大多数时间内，华野是主角，中野是配角。
按照解放军作战的惯例，“在一次战役中，几支部队联合作战，一般是主要方向上的指挥员指挥次要方向上的指挥员，先打响的部队指挥员指挥后打响的部队指挥员，兵员多的指挥员指挥兵员少的指挥员。”淮海战役，主要方向、先打响、兵员多的，无疑都是华野。如果总前委真是淮海战役的指挥机关，这样的安排就显得不太合理。
四、总前委基本没有指挥淮海战役的活动
毛泽东赋予淮海战役总前委“统筹一切”、“临机处置一切”的大权。但总前委究竟处置了些什么事情?又是如何处置的?考察起来却似乎有点困难。因为——
第一，从电报中找不到总前委活动的痕迹
毛泽东除了明确要求总前委统筹解决后勤问题之外，对其他任务则含糊其词。总前委成立之后，所有问题，仍是由中央军委和华野、中野分别商量，同总前委未成立之前完全一样。从已经公布的关于淮海战役数以百计的的往来电报中，没有一封是以“总前委”名义落款或者是以“总前委”为收报者的，也没有一封以刘、陈、邓、粟、谭总前委五人联合署名发出的电报；以刘、陈、邓三人名义发出的电报，内容都事关中野而不涉及华野部署，故不能认为是以总前委常委名义而只能是中野发的电报；华野向中央报告时必同时转发中野，中野向中央报告时也同时转发华野；而中央军委回复它们中任一方时也必同时转发给另一方使之相互知照。如果中央军委真的把淮海战役指挥权赋予总前委，如此直接指挥，难道不担心贻误战机吗?从指挥体系来看，这样大量的越级指挥，是否有违其授权呢?而且笔者还注意到，在11月16日总前委成立之前，中央军委给华野的电报，收报人大多为“粟谭”；而在16日之后，则为“粟陈张”。明白无误的点明收报人身份是华野指挥员，而非两位总前委委员。在总前委成立之后，仅在下列二封布置总前委工作的电报中，才写明收报人为刘陈邓、粟谭。
第二，总前委仅开过一次全体会议，讨论的却非淮海战役的问题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快结束的12月12日，毛泽东致电总前委刘陈邓粟谭说：“(一)黄维兵团歼灭后，请伯承同志来中央商谈战略方针。估计黄维数日内可全歼，邱、李则尚须较多时间才能全歼。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总前委便于黄维兵团全歼后的12月17日夜至18日，召开了整个淮海战役期间唯一的一次全体会议。但开会内容与淮海战役并无关系，而是按照中央军委指示讨论淮海战役结束后至将来渡江战役等一系列作战的有关问题，以及战后部队整编问题，并决定会后由粟裕和张震起草渡江战役作战纲要。这与其说是淮海战役总前委唯一的一次全体会议，不如说是渡江战役总前委的第一次预备会议。也就是说，实际上，总前委没有开过一次指挥淮海战役的全体会议。而且，这唯一的一次总前委会议，是中野刘、陈、邓三人到肖县蔡凹村粟裕的华野指挥部开会，而不是非常委的粟、谭到三常委的中野指挥部去开会；这又是一个有违常规的作法。
第三，总前委也未统筹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
那么，毛泽东明确赋予总前委统筹后勤的任务，是否由总前委领导完成的呢?事实似乎也并非如此。
华东早有自己的后勤机构：华东军区后勤部。在筹划淮海战役期间，又成立了华东野战军后勤部，刘瑞龙任部长。华东局还成立了支前委员会，以傅秋涛为主任；华东各分局还成立了鲁中南支前委员会、渤海支前委员会以及华中支前司令部等机构。从10月至11月，华东局多次开会，研究、部署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做出许多重要决定，下发一系列文件。华野和华东军区后勤部、华东局支前委员会以及各分局支前委员会，就是淮海战役华野的后勤统筹和供应机关。
中野也有自己的后勤机关。首先是中原局第三书记、中原军区兼中野副政委邓子恢，在中野参谋长李达的协助下，专门分管淮海战役中原局的支前工作和中野的后勤工作。中原局还专门成立了位于前方的豫皖苏后勤司令部和位于后方的豫西军区支前司令部。解放郑州后又成立了交通司令部和军事运输司令部。此外，中野原有供给部，部长刘岱峰，负责中原野战军的后勤供应工作。后又在郑州设立中原军区办事处，刘岱峰兼主任。上述机构承担了淮海战役中野的后勤统筹供应任务。
除了两大野战军各自的后勤部门之外，中央军委还直接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早在1948年8月下旬至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及其预备会议期间，中央军委就十分关心华东的后勤工作。9月19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致华北、中原、华东、西北等军区领导人电，作出“统一全军后勤补给系统及其分工”的决定，规定：(1)由华北军区后勤部统一负责对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西北野战军进行补给的拨送工作；(2)成立中央军委后勤部，由杨立三任部长；(3)成立华东野战军后勤部，调刘瑞龙任部长、余缦云(俞缦云)任副部长。9月，杨立三奉派到山东，统筹指导华东的后勤工作。10月，刘瑞龙和俞缦云到山东，出任华野后勤部正、副部长，负责淮海前线的后勤工作。以后，军委后勤部长杨立三常驻山东，与华野后勤部长刘瑞龙、中野供给部长刘岱峰合作，统筹协调，保障淮海战役的后勤供应。总前委成立后，杨立三仍驻山东，继续代表中央军委后勤部，统筹、协调、督促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中央军委领导也仍关注并直接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协助邓子恢领导中野后勤工作的中野参谋长李达回忆说：“周恩来副主席对此也十分重视，委派杨立三参加统筹淮海战役的后勤支前工作。我们请示中央的电报，周副主席亲自过问，件件有具体批示。”
12月12日，中野负责后勤的邓子恢、李达致电中野前指刘陈邓和华野粟陈张，建议组织中原、华东统一支前机构。15日，粟裕回电邓李并报刘陈邓、华东局、中央军委，“建议迅速召开一次包括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方面代表之联合支前会议”，以商讨统一后勤问题。毛泽东接受了粟裕的建议，20日，致电总前委刘陈邓粟谭并华东局、中原局、冀鲁豫区党委、华中工委，建议“请小平同志考虑召开一次总前委会议，讨论今后三个月的粮食供应、弹药补给、交通运输及其他有关后勤支前的工作。……如你们认为有开联合支前会议必要，即由你们直接召开包括华东、华中、中原、冀鲁豫四方面支前代表会议，解决具体问题，并由总前委中一人主持。”12月26日，淮海战役联合支前会议在徐州召开。与会者有华东局、华东支前委员会、华中工委、中原局、中原野战军、冀鲁豫分局等各方面代表。总前委委员无一人参加会议，委托华野后勤部长刘瑞龙代表总前委出席，与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傅秋涛共同主持会议。会议就粮食及其运输供应和民工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决定由华东支前委员会“负责统一调度”粮食和民工，“以免浪费”。会后一周，会议主持人刘瑞龙将会议商议情况及决定、附件等向邓小平做了书面汇报。邓小平收到报告一周后，回复了一封短信：“瑞龙同志：送来联合支前会议各件，均已阅悉。我完全同意该会所作各项决定，请即依照执行。”
由此可见：第一，中央军委一直通过军委后勤部长杨立三直接统筹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支前工作，并未通过总前委来统筹领导。第二，至12月26日之前，华野、华东局和中野、中原局的后勤及支前机关，一直分别负责华野和中野的后勤供应和支前工作。第三，12月26日联合支前会议决定，由华野后勤部和华东支前委员会负责统筹整个淮海战役的后勤供应和支前工作，总前委表示同意。第四，总前委五人或者常委三人中，并无一人分工专管或者兼管后勤工作，更未开展具体的后勤领导工作。所以，总前委对淮海战役的后勤供应工作，也未承担统筹领导之职责。
五、结论——淮海战役的指挥者不是总前委
综上所述，在淮海战役的筹划阶段，中共中央并无成立总前委的预设。在总前委成立之后，中央军委仅有两封电报对其布置工作：一是请总前委开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全体会议，但商讨的不是淮海战役有关问题，而是淮海战役之后的渡江战役等部署；更确切的说，这应是渡江战役总前委的预备会议，而非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工作会议。另一是建议总前委派一人主持召开联合支前会议，商讨淮海战役的后勤统筹问题；结果总前委无人参加会议，委托华野后勤部长代为主持，并接受会议议决的由华东后勤支前机关统筹淮海战役后勤支前工作的决定。由此可见，从总前委的活动来考察，它既未实施对淮海战役的军事指挥，也未承担对淮海战役的后勤统筹。
那么，究竟是谁指挥了淮海战役?应该说，淮海战役是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由华野和中野分别指挥的。即淮海战役的战略指挥和战役决策权在中央军委；战役和战斗指挥权在各野战军，即华野和中野的指挥员分别行使对各自部队的指挥权(包括交叉配属指挥的部队)。和一般战役不同的是，淮海战役由于开始条件不成熟，变化很多，因此中央军委在行使战略和战役决策权时，较多的听取和吸收了前线将领的合理意见，即由统帅部和战区指挥员协商，共同行使战役决策权。而总前委是有其名无其实，实际是中野的代名词；最多只能算是在淮海战役大半时间内名义上的指挥者。
不过，粟裕建议由“陈邓统一指挥”和毛泽东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目的(指导思想)，是实现华野和中野两大野战军的战役合作；而这个目的(精神)是完全实现了的。这应当是形同虚设的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最大功绩。
（本文摘自《战争年代》2009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