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老区为什么能够做到“红旗不倒？
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 王东炎
（一）
“红旗不倒”是有标准的：一是从本地区开始土地革命始，到全国解放时，党的组织一直存在，没有间断过革命斗争；二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始终存在，没有间断过武装斗争；三是捍卫并保存了相当一部分土地革命的成果，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
闽西老区为什么能做到“红旗不倒”这个问题也曾有人论证过，但有的论证犯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即把“红旗不倒”的三个标准作为论据来论证为什么“红旗不倒”，也就是把论点当论据又去论证论点。本文另辟溪径，从如下七个方面论证：
第一个原因：闽西土地革命原则性错误犯的较少基础扎实
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出现原则性错误的政策有：
1、没收所有的土地。这是井岗山土地革命时定的原则，毛泽东同志后来给否定了。闽西土地革命之初，就确定了主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对于“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田契不烧毁”，对他们“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
2、土地的所有权归政府。这也是井岗山土地革命时定的原则，毛泽东同志后来也给否定了。闽西土地革命之初，就确定了土地所有权归农民。
3、禁止土地买卖。这也是井岗山土地革命时定的原则，毛泽东同志后来也否定了。闽西土地革命之初，就确定了允许土地买卖。
4、按生产工具的多少来分配土地。这是赣西南党的组织提出的错误的土改原则，朱毛率领红四军于1930年2月从闽西到到赣西南后给纠正了。而闽西土地革命之初，是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每户人口数量平均分配土地，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后来又增加了“抽肥补瘦”。由于闽西“田地平均百分之八十五在收租阶级手里，农民所有田地平均不过百分之十五”，中农很少，所以，平分土地对中农影响不是太大。
5、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是“左倾”路线提出来并施行的错误原则。闽西老区最初对地主和富农政策是：“分配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地主富农和贫农、中农一样分田。”对富农是“不没收其土地，并不派款，不烧契，不废除其债务”，“对农村小地主要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他过分打击”；“富农田地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在贫农群众要求没收时应该没收”。
尽管闽西老区受“左倾”影响，对富农，还基本是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和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办法。但对地主后来是采取了完全剥夺的办法。
由于闽西老区土地革命政策制定和施行多数比较正确，虽受“左倾”路线影响，在对地、富政策上出现过的反复，但有效地争取绝大多数农民群众支持反封建革命斗争的目的达到了。这为后来的“保田运动”开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这主要表现在毛泽东土地革命思想及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产生与形成上。
（一）土地革命比较正确政策首先在闽西老区形成并实施的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在井岗山搞得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在红四军一次入闽后又到了江西兴国，毛泽东同志又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但《兴国土地法》还来不及普及施行，红四军就二次入闽。192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上杭蛟洋指导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六大”提出的土地革命纲领。比较完善的土地改革纲领最早是在闽西确立的，闽西又是中央苏区土地革命最早打开局面的地区。所以，毛泽东因此称赞“闽西土地解决办法最好”。
（二）红四军建党建军的基本思想原则是在闽西达成共识的
这突出反映在《纠正党内错误思想》这篇报告中。在此之前，红四军曾开过七大、八大，两次会议，都是在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情况下，在闽西境内召开的。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性的认识，大多是在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形成的。而红四军各级领导同志，也是在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排斥毛泽东同志是错误的。
毛泽东经典思想的产生与形成与地域有什么必然联系么？首先，“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意识”。某种思想意识产生必然与某个地域的社会存在相联系。例如马克思主义产生形成只能在十九世纪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只能产生形成于德国。这正是马克思指出的：“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设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直接碰到的既定”是与具体的地域相联系的。
毛泽东经典思想对其产生和形成地会产生直接影响。 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在当时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所以对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影响是直接的。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工人阶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的西、北欧则是全世界福利水平最高的地区。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影响的结果。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只能是间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照搬马克思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是行不通的。
以上述例举推论，部分毛泽东经典思想是在闽西产生和形成的，反过来又会对对闽西产生直接影响和作用，使闽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土地革命思想和建党建军思想的理解更为深刻。这是闽西老区能做到“红旗不倒”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个原因：闽西红军夺取了三年游击战争的主动权
为什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老革命根据地，在主力红军长征或转移后，党的组织存在，武装斗争还在继续开展，但却没有能力开展保卫土地革命成果的斗争呢？为什么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闽西老区能够保卫土地革命成果而开展了“保田运动”呢？。这首先取决于军事斗争的原因：
（一）及时有计划地完成了从集中到分散开展游击作战的转变
1935年初，闽西党组织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之后，立即进行了战略转变，闽西地区划分了四个作战分区开展游击战争，这为保存武装斗争的实力开展“保田斗争”奠定了基础。
（二）坚持了在闽西老革命根据地核心地区内开展游击战争
闽西游击战争特点之一，就是在强敌压境之下，红军游击队没有转外线作战，而是在根据地核心地区内线作战。核心地区都是开展过土地革命的地区，群众基础好，开展“保田运动”才有其可能性。
（三）依托游击根据地分散游击作战扩大了武装斗争的力量
由于坚持在老革命根据地核心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这就使游击战争有了依托。当形势有利时，可以主动出击。当形势不利时，可以有地方藏身。可以以众多的革命基点村作掩护，得到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使红军游击队在人员、给养等得到补充。战争后期，闽西老区武装力量已经达到3000人，党的组织已发展到400个支部，比游击战争开始时的力量还要大。
（四）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五次“清剿”
中央红军之所以长征，是因为无法打破敌人第五次反围剿。如果在游击战争中不能粉碎国民党军围剿，“保田运动”也只能是一个空想。自1934年10月至1937年上半年，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先后粉碎国民党正规军对闽西原中央苏区核心地区的五次“清剿”。闽西红军游击队夺取了战争主动权，这为开展“保田运动”提供了前提条件。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打败敌人的武装力量，其本身并不是战争的目的，而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当时土地革命战争的继续，所以保卫土地革命成果应该是游击战争的政治目的。闽西游击区领导人并没有因为在军事上获取了战争主动权后，而忘记了战争的政治目的。“保田运动”就是为了实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开展的。
由于闽西老区的红军游击队获取了战争主动权，这就能够施行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减轻群众遭受敌人的残酷摧残，实行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和平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反迫害斗争与保存土地革命成果的斗争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反过来看，能够维护和捍卫群众利益，这才能使群众能够有效地支援红军，才可能扩大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继而进一步有利于战争主动权的获取。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与党中央完全失去联系，各游击区处于各自为战的战争状态。虽然其他游击区党组织对联系民群众都非常重视，但战争的主动权在敌人手里，敌人就可以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手段，千方百计地切断这个联系。这就使不少党的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最多只能得到少数基本群众支援，难以与一般群众保持广泛联系，所以也就谈不上维护和捍卫群众的利益了。当群众利益维护和捍卫不了时，也就不可能获得群众广泛的支持和群体的支援，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只能处于自保的状态。这是闽西老区与其他老区在游击战争中的最主要的差别。
第五个原因：及时改变了斗争策略缓和了尖锐的阶级矛盾
土地革命是以强制的手段，将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由于党内出现“左倾”一度达到“从肉体上消灭地主”的想法，这使阶级斗争不能不达到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空前尖锐的程度。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要保卫土地革命成果，不将阶级斗争矛盾尖锐的程度降低缓和，是难以保证能够捍卫和维护贫苦农民群众既得利益的。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游击战争之初，首先在逐步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同时，贯彻了“依靠基本群众，联系一般群众，争取特殊群众”的政策。这里说的“特殊群众”就是指那些惧怕我党武装力量，不敢作恶多端的地主富农及属于他们那一阶级的人。战争初期实行的策略是：对坚持要收回被贫苦农民分去的土地的地主坚决镇压；对畏惧红军游击队，不敢收回贫苦农民分去的土地的地主，实行威摄、教育、利用的方针。这纠正了原来“左倾”推行的对地主予以“肉体上消灭”的政策。战争中期实行的策略是：停止打土豪，红军游击队所需粮食等，对土豪也以购买的方式获取。这也使基本群众和一般群众可以放心大胆地将粮食等卖给红军游击队。另外，将部分保甲长改造为“白皮红心”，利用保甲制度来掩护群众工作和群众斗争。对乡村的反动武装壮丁队，也同样作争取工作，争取好的，团结中间的，打击坏的。由于阶级斗争矛盾的缓和，更加方便了红军游击队的活动。
1936年西安事变前，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又打出了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大旗，提出了“抗日讨蒋”方针，不管是什么阶级，只要赞成抗日，反对蒋介石卖国政策，就是团结联合的对象，继而得到了各界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在七七事变前，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就主动地与国民党开始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谈判，又提出了“联蒋抗日”方针，并将红军游击队番号改变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这进一步赢得了各界人士人心，包括国民党军中下层军官的人心。尖锐的阶级斗争矛盾得到了极大的缓和，使“保田运动”进一步获得成效。后来国共谈判时，闽西国民党当局与闽西党组织还签定了协议，维持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实行的土地政策。
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后，国民党龙岩当局立即企图推翻国共协议，极力支持豪绅地主收租夺田。由于闽西党组织仍掌握有武装力量，继续发动群众有理有力有节地开展斗争，国民党龙岩当局始终没有敢采取夺田的实际行动。
国民党政府意识到土地问题如不能彻底解决，就不可能切断共产党同农民群众的紧密联系，瓦解共产党在农村的阶级基础。为了维护国民党自身的统治，为了与中国共产党争夺人民群众支持，在抗战中后期（1941年——1947年），进行了波及14省82县的、历时七年的“扶植自耕农运动”。
“扶农”政策的本质，就是用和平渐进的方式，在国家财政金融的支持下，把地主对土地的产权，通过赎买转移给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从现代学者对这次“扶持自耕农运动”的历史研究来看，这次运动除了个别“展览品式”的区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之外，“扶农”运动在整体上失败了。但为什么少数地区能够取得暂时的“成绩”呢？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的地主阶级的阻力小。“扶农”政策实质上也是对地主的一种“剥夺”。龙岩地区曾经被共产党无偿剥夺了土地的地主们，在没法收回土地，并也收不到租的情况下，两害相权取其轻，也不得不情愿以地价为补偿，将土地“产权”“合法”地转移到农民手中。这说明“保田运动”客观上有助于民国“扶农”政策在闽西的实施，反过来也说明，“扶农”运动客观上也有利于共产党土地革命成果的保持。
国民党在龙岩的扶农运动在龙岩最终还是失败。这除客观原因之外，国民党在主观上没有能够将如何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作为“扶农”运动的根本目标。农民得到的土地，是以按揭贷款的形式获得的，要8——10年还清贷款，另外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所以农民就是获得土地，生活上也不勘重负。所以在当时，“扶农”政策并没有获得贫苦农民真心实意地拥护。1947年，闽西龙岩前后五年的“扶农”运动就停止了。
第七个原因：闽西始终有杰出的共产党领导人领导革命斗争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留在闽西南坚持斗争的共产党人完全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系。当国民党军十万重兵在闽西残酷“清剿”，闽西党组织曾一度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在这紧要关头，出现了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为领导的共产党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科学分析形势，重新确定了闽西南党和红军游击队“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的对敌斗争方针，才使闽西老区渡过了最为艰难的一个时段。
在抗日战争时期，闽西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北上后，留在闽粤赣地区的党组织和党武装力量又在方方等杰出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坚持一方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一方面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和镇压人民手法的变化，组织发动人民开展以“保田”为中心的一系列斗争，使国民党当局企图没收分配给贫苦农民的土地不能得逞。
解放战争开始后，闽粤赣边党组织领导人刘永生、魏金水等，又贯彻“争取和平民主，实行分散发展”的策略，开辟了广阔的游击根据地。并创造性地制定了“先粤东后闽西南” 的游击战争方针，粉碎敌人的“六路进攻”和“十字扫荡”，并进行了反“三征”和减租减息的斗争。当解放大军进军福建时，又组织部分国民党军起义，扩大武装力量，自主地解放了闽西全境。
闽西老区杰出的领导者都有共同的特点：即具有路线思维清晰、大局观念一致、局势审时度势、自我反省错误、做事实事求是、政策策略转换的能力。这些领导者之间还形成了智力互补，即决策、谋划、执行三者达到了有机组合。闽西老区“红旗不倒”，是与闽西老区始终连续不断地涌现出能正确领导革命的杰出的共产党领导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闽西老区“红旗不倒”对现代有什么启示呢？
（一）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农民问题核心是土地问题，在现代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个问题没有变。
（二）土地革命时期开展土地革命是为了使贫苦农民摆脱贫困为最终目的。现代改革开放也还是为使广大农民脱贫致富为最终目的。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阶级矛盾缓和可使民族团结增强。改革开放当今只有使贫富差距缩小社会才可能平稳和诣。
（四）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杰出领导人都是在大风大浪中涌现出来的。当今杰出的人才只能在改革的大潮中才会涌现出来。
（五）革命战争年代军事斗争主动权是决定政治目的实现的基础。改革开放时期国防斗争主动权获取才会有良好的国内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