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精神与闽西红色文化创新
龙岩新四军研究会 吴升辉
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探索中国革命的实践和革命战争的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产物，是全党全军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为建党、建军指明了方向，也为闽西红色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古田会议以前，闽西苏区文化内容和形式都比较简单，主要是宣传反帝反封建和土地革命的纲领，配合武装斗争。古田会议之后，苏区军民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苏区政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区文化进入了统一领导、繁荣发展的新阶段，在古田会议精神的指引下，闽西红色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创造出了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风采的苏维埃新文化。
一、古田会议的历史背景
１９２９年３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转战闽西，长汀的长岭寨之战，消灭了盘踞在汀州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二千余人，击毙敌旅长郭凤鸣，解放了汀州城，成立了闽西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５月２０日，红四军再次进入闽西，“红旗跃过汀江，直下岩、上杭”，巧妙地利用军阀混战，敌人内部处于分裂状态的有利时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先后解放了龙岩、永定、上杭等县的广大地区，革命形势迅猛发展。
随着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红四军党内、军内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红军和红军中的党以农民为主体，参加红军的有受革命影响的北伐军指战员以及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或解放过来的军官和士兵，他们原先大多也是农民。红军中还包含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据１９２９年５月的统计：红四军约４０００人，其中党员１３２９人，占３３．２%。在这些党员中，有工人３１０人，占２３.４%；农民６２６人，占４７%；小商１０６人，占８%；学生１９２人，占１４%；其他９５人，占７%。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７０%，在整个部队中农民的比重更大。红军和红军中的党组织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进行活动，必然要受到来自农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因而，红军中存在着严重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极大地妨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１９２９年６月２２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召开，毛泽东打算通过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解决红四军党内、军内存在的问题。但是，这次大会在有关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农村根据地、红军任务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认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不少同志包括高层领导则对毛泽东的主张持反对态度。他们忽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司令部对外”主张取消士兵委员会；主张进行“走州过府”式的“流动游击”，不重视根据地建设，认为实行“从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实行“家长制”，主张事无巨细均应交下级讨论后才能做出决定；等等。结果，不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为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连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一职也改由陈毅担任。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到闽西养病并指导闽西工作；朱德率领红四军出击闽中。陈毅离开闽西，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并参加中央军事会议。
１９２９年９月，红四军主力从闽中返回闽西，攻克了上杭县城。朱德在上杭太忠庙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采取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会议无休止地争论了三天，毫无结果。会后，根据中央及福建省委的指示红四军于１０月下旬出击广东东江失利。至１１月初返回闽西。这段时间以来，由于红四军领导机关不健全，政治思想工作削弱。尤其是一度放弃了根据地建设红军的活动近乎成了单纯的军事行动。因而，四军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更趋严重。此时，许多同志开始认识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纷纷要求毛泽东回红四军领导工作。
１９２９年８月下旬，陈毅到达上海党中央，当时主持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的李立三、周恩来多次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详细报告，并对四军各个方面的问题作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９月２８日，党中央对红四军前委发出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信中正确地分析了中国政治及军阀混战的形势，对红四军的存在与发展对中国政治局势的影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正确主张，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指示信总结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对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要求四军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加以肃清。同时，指示要恢复朱德、毛泽东在红军中的信仰，明确指示毛泽东仍应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前委收到陈毅带回的中央“九月来信”后，即在上杭官庄召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会后，陈毅代表前委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请毛泽东返回红四军负责前委工作。毛泽东得知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后，于１１月２６日由特委机关驻地苏家坡经蛟洋到达汀州，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２８日，毛泽东在汀州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的重要意义，会上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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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３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部队离开汀州，来到连城新泉，进行著名的“新泉整训”教育，毛泽东、朱德、陈毅为了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夜以继日地召开了一批又一批的红军指战员参加的各种类型的调查会、座谈会，耐心地启发干部、战士一起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找出纠正办法，谆谆善诱地帮助大家分清哪些是无产阶级思想，哪些是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到会的指战员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深入各个连队进行调查研究，甚至召开农民调查会，听取各个方面对部队建设的意见，引导大家统一到正确的思想基础上来。通过十来天的整训，指战员们从思想政治上明确了各种错误思想的来源和危害，并提出了纠正的办法。与此同时，朱德领导的军事训练，也使部队士气昂扬，军威大震，从而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作了初步的准备。
１２月中旬，红四军前委机关率领部队开赴上杭古田镇。在古田，毛泽东、陈毅主持召开红四军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和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联席会议。会议发扬民主，进一步揭露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共同分析研究各种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危害和纠正办法。尔后又分成“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废止肉刑问题”等八个专题，按小组进行深入的讨论，提出切实可行的纠正办法，不仅对各种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其危害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而且找到了纠正的办法。毛泽东根据中央９月来信的精神和红军创建以来的斗争经验，以及对红四军状况的调查，为大会主持起草决议案，陈毅也参加了这一决议案的起草工作。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８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曙光小学（原廖氏宗祠）隆重开幕。大会由陈毅主持，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并作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到会代表热烈讨论了上述报告，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这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共有八个部分，即：一、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二、党的组织问题；三、党内教育问题；四、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五、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六、废止肉刑问题；七、优待伤兵问题；八、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会议还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废止枪毙逃兵决议案》、《接受中央指示决议案》、《士兵决议案》、《拥护<中央反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的决议》等项决议。这些决议系统地解决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不仅把中央的９月来信具体化了，而且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发展了中央９月来信的内容。会议选举了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古田会议决议，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建设的基本原理，是无产阶级的建党、建军的伟大纲领，初步奠定了我党我军建设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它通过总结红四军党内斗争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地解决了党在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在党的成分绝大多数来源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情况下，能够建设成马列主义政党，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这一重大课题。这样，古田会议决议的产生，就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解决了在农村里建党的关键问题。
三、古田会议的贯彻
古田会议一结束，红四军立即掀起了学习、贯彻古田会议精神的热潮，各级党组织负责同志都按会议要求深入部队，组织干部战士学习讨论，因大部分战士文化水平低，各级干部和宣传兵便逐条向战士讲解。从纵队党委到大队党支部和班的党小组“都按照决议逐条地、全面地检查了本部队、本支部存在的问题”。并对照决议精神进行深入讨论，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对不符合决议的错误倾向展开批评，在这个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进行自我批评。便自上而下造成了一种反不良倾向的气氛。“打骂士兵，不重视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破坏俘虏政策、破坏群众纪律以及吃喝嫖赌等不良倾向，便成了众矢之的”。①
为了保持和发扬良好的作风，红四军各纵队在反对不良倾向的同时，还建立了许多制度，加强了政治工作。而在这些制度中，首要的是为加强和健全党的领导。“那时候，支队党委和各支部，每月都要订出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具体计划，向全体指战员公布，并定期检查计划执行的情况（支队党委每月一次，支部半月一次）。每次检查，都必须做出总结：有哪些进步，还存在些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今后怎么办。不论战斗、工作、学习，都要经过支部讨论，作出决议，然后召开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进行布置”。②“这样，每个大队就像一部巨大的机器，党的支部带动着党的小组，党的小组带动着党员，党员带动着群众。掌握这部机器胜利运转的是党的支部。党支部真正成了大队的领导核心。”③
在传达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过程中，红四军各级党的组织还形成了党课制度。党课内容除了讲解组织常识外，着重进行纠正党内八个错误思想和革命任务、革命前途的教育。还有怎样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如何学会进行社会经济调查等。
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使红四军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干部、战士的觉悟显著提高，各种不良倾向逐步克服，部队呈现了一片新的气象，大家都能以决议的精神互相监督、互相帮助，互相鞭策。”（赖传珠《古田会议前后》）这对于红四军队伍的巩固、壮大和战斗力的增强，起了重要作用。
闽西党组织和红军部队也掀起学习、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热潮，这对闽西党和红军的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张鼎丞在后来撰写的《中共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一书中写道：“红四军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全体指战员参加了整训。因此，四纵队直接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同志政治、军事的教育，学习了红四军的优良作风，即发展游击战争、做群众工作、自筹给养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兵团结、军民团结等作风，从而迅速成长为一支正规军。”
古田会议之后，闽西党组织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狠抓了红军的建设，乡村中１６岁至４５岁的贫苦农民都加入了少先队或赤卫军的组织，区苏维埃政府则有脱产的赤卫大队，每区常备队有２０名至５０名，由县苏维埃政府指挥的是赤卫总队（或称赤卫团、独立团），每县约有３００人至五、六百人，根据闽西特委１９２９年８月的统计：“永定编成大队２３个，人数２０００余人，另有县赤卫队一大队。龙岩编成９个大队，另有特务大队共人数２０００余人，上杭东五区、东二区、北二区（白砂）都各编成一大队，白砂另有一大队，上杭县古田第二区、北四区、北三区都各编成一大队，自１８岁起至４５岁止编成暴动队。汀南、杭西、武北三区，已把各乡勇敢分子集中起来，有８０余枪，
１９２９年６、７月间，闽西暴动武装８７０余人组建为红四军第四纵队，１９３０年１月把各县的６个赤卫团编为闽西红军。５月，闽西红军就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全军共３０００多人。
闽西党和群众在实践中认识到，创造主力红军是建立、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条件。而红军的成份多数是农民，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思想上有落后的方面。他们勇于拿起武器来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可是一旦要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去为成千百万人的土地革命胜利果实而战，暂时就想不通了。这就需要有一年提高觉悟的过程。通过古田会议的学习和贯彻，闽西红军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得到不断的提高。
古田会议后，成立了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闽西苏维埃党和政府对苏区文化工作更加重视，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组建了文化建设部，各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建设委员会下设文化建设科，区乡苏维埃推选文化委员，计划各地文化工作。对文化建设部各部门规定了六条办事细则，并先后颁布了《俱乐部纲要》、《区乡村俱乐部组织系统与工作任务》、《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红军中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工作》、《工农剧社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与工作大纲》、《儿童俱乐部的组织与工作条例》等一系列法规性文件，从而使苏区文化事业朝着专业化、法制化的道路发展。同时，苏维埃政府制定了文化教育的总方针，确定了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在苏区文化教育总方针的指引下，广大军民紧紧围绕着文化教育的中心任务，努力建设各项文化教育事业。
（一）古田会议的核心内容是加强党内思想政治教育，为闽西红色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促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不可能做到大量增加工人成份的情况下，确立了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觉悟这一新的建党途径。
为了有效地开展党内教育和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决议明确规定了开办训练班、讨论会、读书看报活动、小组会、上党课以及个别谈话等形式和方法，通过讲解组织常识、红军的性质、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关系，学习目前阶段和革命前途，讨论上级指导机关的通告和指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提高党员和红军战士的认识，使他们能够利用马列主义理论和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明确当前的斗争形势和任务，认清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特别是使他们能够看出非无立阶级思想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对党的建设和红军建设的危害，自觉地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产生的根源，克服错误思想，提高自己的觉悟。进行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报告，红军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样做群众工作，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和革命的前途，解释红军各个时期的口号，红军和白军的比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比较，讲革命故事等。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的形式是经常开士兵大会和班一级小型讨论会，印发小报和学习材料。党的干部、党员和士兵谈心，士兵相互谈心，表演文艺节目等等。由于加强了政治教育工作，使思想工作走到了一切工作的前面，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干部、战士的觉悟，增强了自我改造的主动性和遵守纪律的自觉性。
为了进一步解决好官兵关系问题，克服单纯军事观点，毛泽东着重对干部的教育。他指出：“红军的官兵都是革命的同志。红军官兵关系同白军官兵关系根本不同。现在你们是教导队的学员，毕业以后要当官长，官长同上兵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对士兵要讲道理，要说服教育，不要打骂。”毛泽东还用婆媳关系作比喻说：“婆婆磨媳妇，媳妇最不满意，但自己当了婆婆之后，又磨媳妇，你想媳妇满意不满意呢？因此，你们将来不要打骂士兵，不然士兵也不会满意你们，那怎么团结一致去打倒国民党军阀呢？你们都是要当干部的，所以我给你们讲。”（肖克《回忆毛泽东同志对红四军一纵队教导队的一次讲话》）
古田会议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强调“主要是加强思想教育”，“从党内教育做起”“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遵循这一精神，苏维埃政府将苏区教育工作作为苏区文化事业建设的重点，各县（市）、区苏维埃政府设教育部，乡苏维埃政府设教育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的职能，领导着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卫生、新闻出版等各项工作，闽西各地大力创办学校。高等、中等干部学校和专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培养对象从初级军政干部发展到中高级军政干部，从普通的识字教育发展到专业技术教育。以扫除文盲为中心的工农业余教育波澜壮阔，以列宁小学为主要形式的儿童教育全面铺开。师范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事业欣欣向荣，受教育的对象空前普及。
广大劳苦工农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翻身的同时，也得到了受教育的权利。苏维埃政府规定：“凡６岁至１１岁的儿童，有必须受小学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各区乡普遍开办列宁小学，“各村、各乡、各市街普遍设立劳动夜校”，“乡村中每隔十户，街道上每隔十铺，须设立问字所”，使小学普及教育和扫盲运动“能普遍而深入的到民众中间”。闽西苏维埃政府还规定“将土地税收入的百分之廿充教育经费”。还组织人员编审具有革命内容、通俗易懂的小学教材和识字课本。为了培养红军和苏维埃的干部人材，在闽西苏区创办了闽西红军学校、彭杨军政第一分校、中央红色护士学校等。
（二）古田会议决议促进了闽西红色文化建设方针任务的形成。
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了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古田会议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指出其根源是因为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不认识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以及党对军事工作领导的重要性。并指出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为，历史上黄巢、李闯王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提出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和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等来纠正和肃清这些错误思想。《古田会议》精神的贯彻，决定了苏区文化的性质与“一切麻醉人民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教育”完全对立，也决定了苏区文化工作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这一方针，表明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性质必须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规定了苏维埃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的政治方向，坚持了“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的原则，提出了“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反映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思想。
１９３０年８月２日《闽西苏维埃政府目前文化工作总计划》提出：“目前文化工作方针：（一）扩大闽西的政治影响到全国去；（二）提高群众共产主义教育；（三）提高群众的国际政治常识；（四）加紧反军阀战争与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宣传；（五）集中一切力量扩大斗争到广东去，夺取闽粤桂三省政权，以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目前教育方针：（一）养成在革命环境中所需革命工作的干部人才；（二）社会教育：普遍而深入的提高群众阶级觉悟、政治水平、文化程度；（三）采取强迫性质的教育，凡六岁至十一岁的儿童，有必须受小学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四）施教的方针，以养成智力和劳力作均衡的发展为原则，并与劳动统一的教育之前途。”“目前文化工作的总任务：在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总任务之下，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一方面和封建思想、富农意识、地方主义……等不正确思想作意识斗争；一方面扩大政治影响到全国去；另一方面对群众作普遍而深入的政治鼓动，使群众坚决执行扩大斗争的路线。”这是一个较早阐述苏区文化方针、任务的文献。这里提出的提高群众共产主义教育，反对封建主义，“加紧反军阀战争与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宣传”，“养成智力和劳力作均衡的发展”的原则，就是后来苏维埃文化方针的基本内容，简单说来，就是要使苏区文化社会化、政治化、实际化、劳动化。
毛泽东明确指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宗旨就是“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毛泽东《苏维埃的文化教育》，载《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３期，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６日）古田会议后，闽西苏维埃政府提出了文化建设的三大任务：一、干部教育，包括开办列宁师范、苏维埃工作人员训练班；二、社会教育，包括建设俱乐部、书报社、新剧团等各种文化团体，设立平民补习夜校；三、义务教育，设立劳动小学，对６岁至１１岁的儿童进行免费教育。围绕着这三大任务，苏区广大男女青年、成年群众和儿童都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文化建设中来。“使广大群众以自己的力量，在自己斗争的经验中，来建设新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以及一切适用的科学技术和艺术。”在广泛深入的文化建设中，运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使广大工农群众享受文明幸福；同时，通过文化建设，动员广大苏区军民“加入战争，深入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从而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促进了苏区建设的发展。
古田会议更加完整地系统地提出“中国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红军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重大工作”，“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决议批评红军中轻视宣传工作，把宣传兵称作为“闲杂人”的错误倾向，指出必须“从理论上纠正官兵中一般对宣传工作及宣传队轻视的观点”，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决议规定，从军政治部到每个连队，各级均应抽调优秀人才组织宣传队，分设口头宣传股和文字宣传股，进行办壁报、化装宣传、出版画报、散发传单文告等项工作。各级政治部还应“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立俱乐部，大力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根据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对红军宣传工作提出的多种要求，红四军政治部发布了《宣传员工作纲要》，就红军宣传员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以及注意事项作了１８条具体规定。其中规定了宣传员除在战前和战后以及各种形式开展宣传外，还要在打土豪时“帮助保卫科工作”；在作战时帮助群众“抬负伤官兵，引送卫生队上药”；在战争结束以后，帮助战地附近群众“收埋死亡官兵”等项任务。并且规定“每个宣传员，于随时随地须注意维持军风纪”。还特别规定了宣传员出发工作时，“要注意当地的社会调查，将每天调查所得的结果，报告调查统计股，作成总的统计”。“每一宣传员要随时注意调查土豪及一切反动分子的情况，迅速报告保卫科设法处理”等等。这样，就使红军宣传员的工作更加具体和深入，进一步推动了红军的宣传工作。“各大队轰轰烈烈掀起了一个群众工作热潮，真正发扬了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的优良传统。”部队走到哪儿，标语就写到哪里。“部队一住下，战士们自动地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道理，调查土豪劣绅的罪恶。”（赖传珠《古田会议前后》）
在古田会议精神的指引下，闽西苏区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开展，《红旗》第７８期刊载定龙的署名文章，生动描述了闽西苏区以俱乐部为中心的群众文化繁荣景象：“它（指俱乐部）的作用不但供群众游玩，而且是教育群众最好的地方。四周墙壁贴满了标语与画报。每晚有人做政治报告，有人讲故事，说笑话，演新剧，唱歌，呼口号。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乐器。全乡男女老幼每晚相聚一堂，欢呼高歌，真是十分热闹。”
俱乐部、书报社、新剧团等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１９３０年９月，龙岩县革命剧社成立，各县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到１９３０年底，闽西苏区普遍成立了新剧团。１９３０年秋，闽西苏区建立了第一个红军剧团，正是由于闽西戏剧运动的蓬勃发展为红军剧团提供了经验和人才。红军剧团的成立，是红军部队和苏区戏剧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永定县有６个区办起了新剧团，８０多个乡建立了俱乐部，龙岩县小池区１４个乡共创办俱乐部１１个、书报社２个、新剧团８个。全苏区各区乡都建有一定规模的俱乐部，成为苏区文化活动的中心。
还建立了剧本审查制度：“新剧本须经区以上的政府审查方得表演”。１９３０年９月，龙岩县成立了革命剧社，设总务、编审、布置、借物、保管、化装、音乐、歌舞八个股，组织的严密和分工的具体，说明这时苏区戏剧运动已发展到一定水平和规模。１９３１年冬，红军学校俱乐部设立戏剧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文艺晚会、戏剧创作和演出。这时的戏剧创作紧扣时代脉博，及时反映苏区军民的生活，配合党和中心工作开展宣传，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１９３０年由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和“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闽西筹备委员会”编印的《罢工》、《我们胜利了》、《打到漳州去》等三个话剧剧本，都属于这类作品。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前后，红四军宣传队编排了话剧《空室清野》、《活捉张辉瓒》，宣传毛泽东的“空室清野，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歌颂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这些带有活报剧牲的戏剧作品，是在当时战争战争条件下匆匆而就的一种宣传品，谈不上人物形象的塑和剧情的深刻挖掘，然而却体现了苏区戏剧运动面向工农兵，服务于斗争现实的方向。
闽西苏区的新闻出版业也悄然兴起。从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２年的两年间，出版各类书刊达２３种，如《红旗》、《赤报》、《政治简报》、《捷报》、《瑞金红旗》等；闽西苏区创办有《红报》、《闽西红旗》、《闽西列宁青年》、《晨光》等，有《共产主义ＡＢＣ》、《社会主义浅说》等理论读物，还有许多宣传材料、文化教育课本等。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１９３１年冬，闽西列宁书局创办，成为苏区首家出版兼发行的专业机构，加快了苏区新闻出版业的建设步伐。
在古田会议的指引下，闽西苏区的体育、卫生事业也蓬勃发展，对防病治病，保护苏区军民的身体健康作出了贡献。
红色文化的普遍开展，对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发挥了重大作用。“苏区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及各种革命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的，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席，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
闽西苏区在广泛深入的文化建设中，“启发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了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通过文化建设，动员广大苏区军民加入战争，深入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从而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促进了苏区建设的发展，巩固苏维埃政权。